绪论

儒家历史政治哲学蕴含在史论之中，其史论传承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孔子虽自称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但孔子在述的过程中并非不作，在语录形式的《论语》中，即渗透着孔子的历史政治意识，他在删定《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的过程中，也涉及对历史事实的主观选择，隐含对历史事实的价值评价。子思指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2]。这表明儒家学派的形成其实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这个历史渊源存在于孔子之前，凝聚结晶于经过孔子删定而成的六经之中。明代王阳明对儒家经典曾论述道：“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3]王阳明“《春秋》亦经，五经亦史”的观点，揭示出儒家经史相融相通的特点。清代学者章学诚则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4]由此可见，孔子在经书中对远古历史的记载蕴含了他的精辟论述，暗含了他对历史政治的见解与主张，可以视为儒家史论的开端，总体上奠定了后来儒家纵论古今的思想基调。

秦以武力统一天下，推行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崇尚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理念，从而使坚守先王之道、遵循圣人之义的儒家遭受重大打击。西汉虽承秦制，但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儒家轻视的态度，汉代统治者需要从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长治久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是这种政治理念的典型表现。秦亡汉兴的历史事实，激起了西汉初年儒家学者对秦二世即亡原因的积极探讨。陆贾在其《新语》十二篇中，就向汉高祖刘邦提出天下应当“逆取顺受”的建议，即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这可以说是首开西汉儒家学者对历史事件进行评论的先河。后来更有贾谊的《过秦论》系统而深入地分析了秦亡原因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用儒家仁政德治思想指导来论评历史，成为儒家史论中不朽的名篇。两汉时期，史学兴盛，其中代表性著作《史记》《汉书》中，穿插了一些历史评论，这些史论的基本精神也贯穿着儒家的历史政治理念。

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汉代大儒董仲舒就是专治《春秋》的经学大师，其对孔子所传承的春秋公羊学进行了系统的阐发，形成了完整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理念的一整套儒家理论，全面地阐释了尧、舜、禹及夏、商、周的社会政治历史发展，为汉代提供了急需的政治意识形态。春秋公羊学，及其以后兴起的春秋谷梁学、春秋左氏学共同构成了传统儒学的史学文化传统，对后世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般而言，儒家思想在治世与盛世时期，可以发挥修齐治平的作用；在乱世与衰世时期，可以发挥明道淑世的作用。儒家常常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5]，这种精神自古以来感天动地，历久弥新。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礼崩乐坏，动荡不安。这个时期的儒家在思想层面与社会领域便隐而不彰，被迫退出了主导地位，但在现实中仍然维护着社会政治的稳定，指引着那些茫然不知所措的精神生命。反映在史学领域，即纂修正史的传统已经逐步形成，《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等史书中的史论，有许多反映了积极入世的儒家学者针对现实社会制度的弊病发出的警示，如陆机“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辩亡论》二篇”^[6]。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史论在当时也并非乏善可陈。同时，有些学者对儒家的史论从文献或者体裁上做过一番梳理。如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中的《史传》，萧统所著《昭明文选》中的《史论》，都是比较好的代表作品。

隋唐时期，历史轨迹与秦汉时期表现出相似之处，唐朝也是建立在隋朝短命王朝的基础之上。因此之故，唐初儒家的史论大都围绕着后世统治者应该怎样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避免重蹈覆辙而展开。唐朝实行比较宽松的文化政策，儒、释、道三教成鼎足之势，但“安史之乱”的爆发，使社会急剧凋敝，思想出现混乱，儒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韩愈主张“文以载道”，对儒家的道统进行了阐释，并以延续儒家道统为己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宋代儒家史论的风格，史论特色发生转变：汉代以来，儒家史论注重论评外在社会制度；唐宋以后，儒家注重论评帝王将相的心性道德。唐代还出现了专门评论史书的著作，如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史通》有内篇与外篇之分。内篇以论评史书的体例、史料的采集、概述史书的要点为主；外篇则以论评史官的设置、史籍的源流、史家的得失为主，体例完整，线索清晰，有很高的学术思想价值。但到五代十国时期，国家又陷入乱世，史论不多，儒家建树也很少。

宋代儒家史论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这与宋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长期推行“佑文抑武”的政策分不开。当代学者张立文先生认为：“宋太祖实行‘佑文’政策，宋儒挺起脊梁，从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学权威中解放出来，大破汉唐的‘家法’‘师法’，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掀起了一股具有创新力的、生气勃勃的学术潮流。”^[7]纵观宋代儒家史论，多借古以鉴今，对儒家纲常伦理与华夷之辨的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主要是因为宋代屡遭四邻少数民族强权的欺凌，长期处在内忧外患之中，身处这种历史背景之下的儒家有着深重的忧患意识与紧迫的危机感，他们治学便多借史论以建言或抒怀，以供统治者鉴戒。单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史论，就达百余篇之多。欧阳修与宋祁合修的《新唐史》，独撰的《新五代史》，其中史论总结了唐至五代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目的也主要是彰显儒家之道。大量论评历史的专著也相继问世，最典型的如范祖禹的《唐鉴》，后世以为他“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目为唐鉴公”^[8]。另外，孙甫的《唐史论断》、吕夏卿的《唐书直笔》、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李焘的《六朝通鉴博议》等一系列著作，均以史为鉴，且都颇负盛名。

胡寅生长于南北宋之交的一个学术思想深厚的家庭，其父胡安国是著名的经学大家，专治春秋学，胡安国积三十年之久终于写成了《春秋传》，以儒家义理加以品评，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其著作一直被后世所推崇。他的弟弟胡宏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胡宏一方面建构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写成《知言》一书，另一方面也对历史加以考证，写成著名的历史著作《皇王大纪》。这本书阐述了他对自三皇五帝开天辟地至周平王之时的历史评价，基本上弥补了其父《春秋传》所记载的周朝历史之前的基本情况。胡寅的《致堂读史管见》正是紧接着其父《春秋传》所载时代而写，并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依据，展开了从周威烈王至后周世宗时期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品评议论。

胡寅论史除了家学渊源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时代的逼迫，他生活在1098—1156年间，正是南宋王朝初步建立的时代，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深重。怎样才能摆脱金辽夷狄的威胁，早日实现国家统一；如何才能结束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早日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的稳定局面，是当时学者与士大夫共同努力的目标。胡寅希望从历史演绎的过程中抽取出有益的治国安邦的思想，为当世统治者所借鉴吸取，以改变残酷、混乱的现实。

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对待历史的态度，更多的是从历史政治哲学的高度来阐发其对现实社会政治的看法，而不是简单地叙述过去的历史事实和政治事件。他将史学引入现实政治的批判，对社会历史和现实政治加以哲学的玄思，从而使儒家哲学的思考获得坚实的历史支撑，这就是他作为一个传统儒家学者应有的治学方法。胡寅《致堂读史管见》也是沿着其父这一治学方向继续前进的。当然，像胡安国、胡寅父子这样具有明确政治主张的儒家学者，对历史的考究与验证也是非常严谨的，不能随心所欲凭空捏造，或者歪曲历史事实。只有坚守这样的学术态度，才能使其哲学思考不至于流为玄想或空想，而是可以落实于现实人类社会政治生活进程当中，能对人类未来历史存在与演变趋势提供指引与借鉴。在这方面，胡安国、胡寅父子确实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南宋理学与史学相融的学思路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胡寅的《致堂读史管见》是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基础的，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就是以资治为目的，为帝王提供经邦治国的历史鉴戒，但司马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的身份来编著《资治通鉴》，自然重历史事实的承载与考证，而不重对历史事件加以义理的发挥，也不敢轻易对历史人物加以主观色彩很浓的品评与价值判断。胡寅撰《致堂读史管见》则没有司马光这样的局限，他虽然也依据《资治通鉴》的历史叙述，但是其根本目的并不是重做一部简要的历史，而是希望通过对浩瀚的《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历史事件的选择和评述，来宣扬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因此，在胡寅看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事虽备而立议少为，诚需尚论品评”^[9]。胡寅认为“事备”是司马光的长项，而“品评”则是胡寅自己所著《致堂读史管见》的特点。作为一个坚决抗金复仇以光复北方的士大夫兼儒家学者，胡寅对现实忧心如焚，这种心理状态在他的史学著作中，自然表现出来。因此，《致堂读史管见》就其议论而言是宏伟严正，尤拳拳寓讽谏之意。

北宋和南宋时期，理学家们通常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连带着也自然反对王安石所创立的“新学”，对其所新创的“三经新义”更是痛加诋毁。王安石的新学注重社会的变革，反对因循守旧，希望仿照周礼的制度创新精神改造现实，对于传统春秋学则不加理会。于是，因感叹王安石变法以来，先圣亲手笔削之书遭受禁绝，使人主不得闻讲说，学士不得相传习，乱伦灭理，用夷变夏，胡安国遂专治《春秋》，揭示《春秋》“微言大义”以拨乱反正。胡安国以为，《春秋》本是一部以历史来见证国家兴衰存亡之道的著作，赵宋之祸，靖康之耻，正是因为“乱伦灭理，丧失治国之义”而造成的。他治《春秋》就是要借此来针砭时政，借《春秋》以寓意。于是他决意潜心治学，备征先儒所论，通过标示其义而定天下之正邪，为百王行政之法。他对于《春秋》所载事实，进一步笔削不已，议论多出于己度，故难免使历史意义颇伤于深刻。胡寅因感时伤世，期待中兴，秉承其父家学传统和精神专治《资治通鉴》，其风格有过之而无不及。《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九《史部·史评类存目》中载：“寅作是书，因其父说，弥用严苛。大抵其论人也，人人责以孔、颜、思、孟。其论事也，事事绳以虞、夏、商、周。名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贱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势，卒至于窒碍而难行。王应麟《通鉴答问》谓：‘但就一事诋斥，不究其事之始终’，诚笃论也。又多假借端，自申己说，凡所论是非，往往枝蔓于本事之外。”^[10]虽然如此，但从历史哲学角度而言，如果思想家仅仅局限于历史陈迹本身的考究验证而不能阐发历史的意义，揭示人类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确立人类历史评判的价值标准，也是不足以称道的。所以，对于胡寅的史论不能简单地根据其是否符合客观历史事实来予以褒贬。

胡寅在历史评论过程中，继承了其父胡安国品评历史的渊源，与儒家史论传承相契合，全面展现了他作为儒家学者在史论上崇理尚经的基本特色。在其著作中，他自觉以北宋理学家所开创的宇宙本体论为世界观，对佛学、道学、玄学等与儒家相对立的学说予以批判，表现出鲜明的理学精神。在华夷之辨的问题上，他继承了儒家自《春秋》以来的一贯思想，有着强烈地维护华夏民族文明正统的思想与情感倾向，因而在对历史史料评论的选取上，有其崇儒之正的根本旨趣。他在《致堂读史管见》中选取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相关历史事件与人物，自周威烈王开始至于五代，上下一千余载，累言四十余万。在《致堂读史管见》中，并不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所载历史事实都详加论述，胡寅自有其严格选择史料品评的标准。他所选取品评议论的历史材料，主要是在反映君臣之义、华夷之分、君子小人之别、天理人欲之辨等史料上，对此论述尤其详尽，并以儒家所坚信的义理与正统观念来作为褒贬历史的标准。他特别强调明理以为经，纪事以为史，史为案，经为断的经史之别，主张用经义来论断历史。因坚定的儒家立场，他本着先秦崇尚“天德”的历史观，结合宋代理学思想的发展，形成了以“天理”为本位的道德史观。这种历史观以分析批判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形式对“天理”加以澄明显现。同时，他也意识到现实时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对现实具体制度加以损益，以推动历史的发展。但他始终存在着对三代封建、井田制度的向往与追求，渴望通过《春秋》大义的伦理标准引领历史，改造现实，显示出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

胡寅从历史演绎中总结出社会政治思想，把王道、仁政、德治等作为最基本的政治理念，同时又以之作为现实政治追求的最终目标。从儒家仁政立场出发，他展开了对佛道政治、法家政治、王安石新政不遗余力的批判，进一步彰显传统儒家理想的政治制度模式，即重视统治者自我道德修养与重视客观礼制规范相辅相成、相融相洽的德治模式。

胡寅史论的经世意义，主要是对南宋“国是”产生了积极影响。靖康之乱后的南宋政权，同样表现出具有朋党政治的色彩，士大夫围绕和战问题展开对国家命运的争论，在学术领域则表现为意识形态中的正邪、是非之争，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政治群体在寻求确立治国之道的政治主张时存在激烈较量。胡寅史论无疑是对主战一派的政治主张进行辩护，提供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最高统治者倡导的政局走向。此外，胡寅史论的经世意义还表现在为后世治学方向与思想旨趣提供借鉴，使义理化倾向的治学修养、治学方法、治学目的得到了传承。因司马光与朱熹都推崇儒学，都非常重视历史的政治教化作用，而且朱熹与胡寅一样都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予以了深入的研究，并对《资治通鉴》中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有过评论，他们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儒学反思历史政治的基本范式。胡寅正好介于这两个重要历史人物之间，通过与之比较分析，可知胡寅对司马光的历史政治思想有所发展，对朱熹及其南宋史学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其思想表现出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客观辩证地理解胡寅史论形式阐释的历史政治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对于认识宋代儒学的演变及其社会作用，自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