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中国式当代个体的实践意义
中国当代的政治哲学建设问题，经由“亲和、穿越、对等于世界的个体”可形成“内在多元对等”的政治文化结构，有可能会促发中国当代政治哲学获得一种区别于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一方面，外在的一元性与内在的可多元性，将形成中国的一种外在整一、内在宽松的政治结构。如果说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在此方面是一个“内在制度对等”的先例，那么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整体性，就不应该影响各民族保持并发展自己的信念、价值、思维方式并产生“内在价值多元对等”的政治与文化结构。这种结构还可以拓展到全球经济化的整体状况下各国家必然有选择自己的现代性理解之权利、各民族必然可以通过自己的现代创造性努力形成与西方主流文化“对等”、“对话”的格局。如果对个体、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尊重是今天全球化的现代准则，那么对这一准则的理解将同样可以形成“外在准则一元化而内在理解多元对等”的全球政治格局。另一方面，儒家政治和伦理哲学作为中国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是多数中国人持认同态度的，这种认同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构成中国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共同性。而强调“个体化理解世界”对这样的共同性的穿越，就不是说西方的个体权利和儒家的伦理关系孰优孰劣，而是说由于中国式当代个体并不强调以西方个体主义的理解来对抗儒家政治哲学，所以中国当代个体对以儒家哲学忧患社会、以道家哲学归隐山林、以佛教哲学成仙成佛这种传统个体的依附性生存方式，将会走向对其创造性调整、改造的批判上来。与此同时，中国当代个体同样也应该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选择西方个体观对抗传统文化所构成的“西化式个体”进行改造和批判。这是只能在个体之间展开并由个体进行当代承担的政治，应该与儒家主流政治、道家的民间政治与五四的西化政治构成一种“潜在对等”的状态。
中国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创造性问题，同样有赖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体化理解世界”以及“亲和、穿越、对等于世界”的意识得以自觉、能力得以提升。如果先秦百家争鸣促成了古代中国文化思想的辉煌，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辉煌，同样依托于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的学术创造力和理论原创力的形成与展开。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如果只依赖于向世界输出传统文化的思想与产品，那么其“节制欲望”和“淡泊欲望”的儒、道思想就无法渗透进欲望敞开、个体生命力和创造力得到尊重的现代生活；这正是传统儒学在今天的东亚文明中已经不能影响现实政治生活的原因。另一方面，“个体化理解世界”如果不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自觉，而是满足于以西方民主自由体制在中国进行传播实践，那么即便这种实践成为可能，事实上还是会造成东亚现实民主体制与人的内心生活分裂的现实，不仅儒学修齐治平的功能会被破坏，而且也不太可能在民主自由之理论问题上贡献能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的东方式民主自由观念。这就使得经由“个体化理解世界”的个体实践之自觉，成为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在人类未来、生态文明、政治制度、人生依托等重大理论问题上有原创性贡献的基础。也只有依赖每个知识分子在“个体化理解世界”上的自觉实践之积累，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自主性才能指日可待。
与此同时，对社会和民众进行“个体化理解世界”与“亲和、穿越、对等于世界的中国式个体观”启蒙，整个社会才能由尊重传统意义上的“君子”、“知识分子”转化为对“有创造能力的中国个体”的尊重，并将突破“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等级分野以及前者对后者知识意义上的优越性，在“创造能力”、“独特理解世界的能力”上得以平等对待所有人。如此，从民众的普遍尊敬，到知识分子的普遍努力，再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倡导或宽容，“个体化理解世界”的中国当代个体才能够孕育、成长。“个体化理解世界”的哲学境界之所以不是少数天才的事情，是因为“有想成为天才的土壤，才会有天才的不断产生”。“个体化理解世界”如果成为一种崇尚、想往、努力、实现的文化审美张力和人生审美境界，中国现代性的审美文化结构才能真正诞生。这是一种不仅是中国富强，而且人民可以通过个体的观念和产品的原创使得中国现代文化也能像传统文化一样受世界尊敬的文化结构，是“已富强”与“受尊敬”对等并立的中国现代性文化结构。
[1] 参见A.Maclntyre，After Virtu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4，p.69.
[2] 洛克：《政府论》（下篇），叶自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页。
[3] ［美］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 柏拉图认为：“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不能靠自己达到自足。”参见柏拉图《理想国》卷二，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页。
[5]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
[6] 章士钊认为“通国无一独立之人……人人皆失其我”，载《国家与我·甲寅杂志存稿》，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张东荪认为“得为自我实现者，是为有人格”，引《行政与政治》，载《甲寅》第1卷第6号；陈独秀则号召青年成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见《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7] 见《汉书·董仲舒传》。
[8] 见魏邈《答述初问》。
[9] 《管子·形势解》中的“与人交，多诈伪无情实”，《论语·子张》中的“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中的“情”则主要指“真情”。
[10]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八。
[11] 汤显祖：《沈氏弋说序》。
[12] 参见吴炫《什么是真正的理论》，《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13]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载《戴震全书》第6册，黄山书社1995年版。
[14] 戴震用“自然”、“必然”范畴来说明理欲关系：“有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理义。”“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出处同（2）。”
[15] 参见林语堂《苏东坡传》，张振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16] 同上书，第130页。
[17] 参见吴炫《论中国式当代文学性观念》，《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18] 参见吴炫《什么是中国式形式》，《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