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文学变化
中国社会曾长期被一个不无反动的观念所控制：财富即罪恶。由此曾繁衍出一个奇怪的谬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人为统治的结果，必然造成悖论式的现象：一方面，人们被告知财富是罪恶须抵制；另一方面，财富带来的高品质生活使人们对它无限向往。改革开放之初，由农村经济变革所带来的新气象，已昭示着中国社会即将真正进入现代化的轨道。一个封闭得太久的环境开始注入了经济气息，而最基本阶层观念的渐变，才可能是一个社会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先兆。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通过的《会议公报》以短短不到8000字的文本，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历史上最扎实和最有价值的记录：从1979年开始，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个文件还没有公开发表之前，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从最朴实的常识中认识到了土地承包与生存之间的关系，于是冒险在尚未合法化的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如今这份已经不再鲜红的责任书陈列在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变了中国农村发展史，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小岗村因此被称为“中国改革第一村”。
从1979年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第一个时段，期间发生了许多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在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建立经济特区，加快经济建设；中央出台“一号文件”，在肯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加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允许农村、城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长三角、珠三角进一步成为经济开放区；不再以计划经济为主，承认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海南岛被设立为经济特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被正式提出，等等。这些历史性的事件匆匆地从历史隧道中滑过，人们还来不及完全适应，就又进入下一个程序。在这一系列的政治历史事件中，经济话题是高频率的话语，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中，还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在国家意志的主导下，把经济发展当成民族发展的头等大事。
一 邓小平南巡与中国经济转型
20世纪初，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李大钊等一大批文化先驱，怀着对中国政治、文化现代性的期望，投身了一场又一场旨在促进中国现代化的思想文化运动。时隔半个多世纪，当一个百年还剩下不到四分之一时，中国才真正出现了经济现代化的迹象。也许，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对鸦片战争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2]
在马克思看来，不发展经济与贸易的国家是陈腐落后的，是“半野蛮”的，用“道德原则”来对抗以“发财”为原则的“最现代社会的代表”，终究要失败。马克思甚至没有表现出对鸦片战争中失败国家的“道义”同情。他坚定地认为，现代文明社会一定也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
1978年到2008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3]。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中，那位令人尊敬的世纪老人邓小平，对于走向世界的中国所作出的贡献是令世界瞩目的，中国的每一项重大的改革方略，都有邓小平的智慧与创造。
1978年5月，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随后展开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同年9月，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4]同年12月，在进一步强调中国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时，明确指出：“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5]。
1979年农村开始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经济改革开始；1982年，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中国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中共十三大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进一步提高了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政策。
1992年1月，88岁的邓小平经上海、武汉、珠海，一路南巡来到深圳。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登载了陈锡添写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篇满怀激情的文章记录下了邓小平南巡的历史意义：“小平同志来到深圳，使深圳进一步涌起改革开放的春潮。小平同志在这里发表的许多重要谈话，对深圳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羊城晚报》、《文汇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国内大报都转发了这篇通讯，新华社1992年3月30日全文播发该文，不久中央电视台制作特别节目，全程报道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对深圳经济模式的肯定，坚定了中国发展经济的信念。
深圳特区在1980年成立，它的一切政策都围绕着发展经济而制定。深圳特区建立运行以来，各种争议不断。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回顾这段历史时说：
深圳特区从建立开始到小平南巡，其间对特区的非议、反对声音一直不断，主要便是围绕建立特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特区进行的各项改革，是顶住各种压力，冒着很大风险进行的。这期间，我们在致力于发展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的同时，率先进行了物价、劳动工资、国有企业、外汇、证券市场、土地住房、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监督等多方面的改革探索，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但这些改革对或不对，期待着小平同志来检查指导。当小平同志给予充分肯定，并斩钉截铁地说特区姓“社”不姓“资”时，特区人真是感动得热泪盈眶。[6]
邓小平阐明了他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看法。他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观点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解决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南巡后，1992年10月12—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江泽民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1978年到1992年的14年间，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从封闭到开放，从乡村到城市，从东南沿海到内陆省份，经过艰难的蜕变，终于在1992年化蛹成蝶地走向了市场化道路。
二 知识分子的新“身份”
知识分子在中国20世纪身份和地位的多重变化，可以折射出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
“知识分子”一词，是现代中国在外来文化资源的浸染下产生出来的。传统中国往往把掌握知识的人称为“书生”、“读书人”、“士人”或“儒生”。“读书人”或“书生”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形成过一个独立的阶层。只需略观中国历史就会发现，那些开创了一个朝代的君主帝王很少是读书人/书生，倒是在守业和巩固统治期间，君主帝王可能会大量使用读书人。倘若读书人能在相对和平的环境被皇权驱遣使用而得善终，那也就堪称太平盛世下的幸事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曾经是封建时代读书人实现自身价值的最高境界，与其说这是封建统治者对读书人的政治要求，不如说是读书人自己对自己的道德期许和精神自塑。通过读书应试，获取功名利禄是中国文人悠久而稳定的传统。现实的需求使得他们必然依附于社会主流政治，而精神的自由又常常使他们做出游离于主流政治的姿态。“达则兼济天下”使他们从民间进入庙堂，“穷则独善其身”安抚着他们退回民间的心境。无论进与退，读书人的选择似乎都合情合理。《论语·阳货篇》中记载，阳货遭遇孔子的躲避后，再次见到孔子时就理直气壮地对孔子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好从事而亟失时”是既不仁也不智，学而优，优则必须仕。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造就了读书人的集体无意识人格——学为官家，修为自身，自身修而功名成。
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了知识分子/知识阶级的概念。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读书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不必依附于政治权利而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有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后，社会重大活动和变革的台前和幕后总是活跃着他们的身影。朱自清曾说：
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7]
周作人、李大钊、鲁迅等都曾对日、俄语转译过来的“知识阶级”作过界定，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江湾劳动大学作的演讲《关于知识阶级》中说：
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身心方面总是痛苦的。[8]
梁启超早在流亡日本期间所作的《新民说》，就对传统知识分子/读书人有过毫不客气的点评：“谓其导民以知识耶？吾见读书人多而国民愚也。谓其诲民以道德耶？吾见读书人多而俗日偷也。”“事无廉耻而嗜饮食，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在民为蠹，在国为蝥。”这是对堕落的传统读书人无德无行的一种悲愤指责。而到了鲁迅等现代知识分子出现后，他们以现代对抗传统，激烈地指斥传统文化为“吃人”的文化，将自己定位于民众启蒙者的角度，内心充满了对现实的尖刻批评、对民众启蒙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文化领导权”的政治目的。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知识分子时说：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9]
1966年4月14日毛泽东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作出批示：
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10]
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打为“臭老九”并被彻底边缘化，知识分子曾经有过的优越感丧失殆尽。
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似乎再次找到了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的良好感觉，他们成了民众的启蒙者，成了社会的代言者，成了新文化的创造者，也成了掌握话语权的人。整个80年代基本上由知识分子引领着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潮流，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与学院中的知识分子成了思想文化主要的言说者与阐释者，理性精神充盈在他们心中。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非常相似的是，当代中国封闭了太久的文化堡垒突然间接受了西方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人道主义话语、现代主义文学、先锋派文体实验、未来主义文艺思潮，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等，在当时给中国社会以极大的冲击。在这些文化活动中，知识分子的作用被凸显，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达到了被尊崇的顶点。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经济发生全面而彻底的转型，“转型所涉及的大规模制度变化，属于人类所能想象到的最复杂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之列”[11]，在这剧烈而复杂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矛盾和选择。1992—1993年，没有哪一个词比“下海”更能吸引人的眼球，其背后隐含的虚拟的经济利益让人们很难保持平静的心态。
1992年7月9日，上海《文学报》报道：“当年工人作家而今弃文从商——胡万春到越南办企业”，胡万春出生于上海一个贫苦工人家庭。从小失学，13岁当童工，17岁进上海钢铁厂当工人。1952年开始创作，出版短篇小说集《青春》、《爱情的开始》、《谁是奇迹的创造者》、《特殊性格的人》等，以及多部电影文学剧本，胡万春是底层工人经过主流文化培养而成为知识分子的最成功例证。当90年代商品大潮滚滚而来时，胡万春的变化与选择却耐人寻味，传统士人（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考验。1992年底，上海复旦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蒋学模创办“复兰德经济顾问行”；1993年中国作协副主席陆文夫开办“老苏州弘文有限公司”，虽然陆文夫意在弘扬苏州民族文化，但对于经商，他有另一番认识：
国外作家“下海”并非新鲜事，新加坡的作家几乎人人做生意，梁凤仪写书很多，生意照做不误。我“下海”可是深思熟虑过的。[12]
1993年初，以《灵与肉》、《绿化树》等蜚声80年代文坛的宁夏作协主席张贤亮，创办“华夏西部影城有限公司”，此后几年，公司运作得风生水起，而张贤亮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资本家”。直到今天，位于宁夏银川镇北堡的西部影城，仍以独特的地理和人文景观吸引着众多游客和剧组；张海迪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精神在80年代曾经是一代人追捧的精神偶像，被誉为中国的“当代保尔”。1991年5月她出版了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1993年，受聘出任山东东岳实业总公司董事长。对于经商，张海迪有自己的见解：
应该为经济发展尽自己的努力，我不是凑热闹，是想试一试我这个人到底有多少潜力。我以为，真正的作家永远不会放下手中的笔，但决不能作火热生活的旁观者。[13]
1992年到1993年，是文人“下海”频发的两年，也是知识分子身份转变和精神大颓败的两年。知识分子纷纷“没海”的景观，改变了百年历史中知识分子启蒙者的身份和角色。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变和岗位意识的增强，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结果。
三 学界的转型：从思想到学术——以《学人》为例
迄今为止，除了学界圈内，知道《学人》这本刊物的人大概不会太多。
1991年11月《学人》第一辑出版，2000年4月《学人》第十五辑终刊，前后持续了10年。这份以书代刊、学术为主的厚重刊物，由汪晖、陈平原、王守常三人主持。它诞生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是80年代历史创痛性终结后，知识分子重振旗鼓、谋求突围的策略之举，其背后隐喻着复杂的思想文化诉求和历史的预见性。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知识分子曾有两次处在话语中心的位置，他们曾两度站在社会历史的转折点上，他们两次身份和心态的改变，都映照出中国历史的变迁和转型。一次在世纪之初，一次在世纪之末。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中，知识分子/士人从来就不是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他们有极大的附着性和被动性，为社会的主流政治服务，体现社会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启蒙之声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以知识分子为先锋的一批社会变革的鼓吹者，内心充满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切关注。他们对封建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展开激烈批判，以居高临下的启蒙者姿态占据着社会话语的中心。他们在书斋之内思考的是社会问题，行诸笔端的是政治性诉求：《药》、《伤逝》（鲁迅），《这也是一个人？》、《倪焕之》（叶圣陶），《终身大事》（胡适），《灵魂可以卖吗》（庐隐），《是爱情还是痛苦》（罗家伦），《超人》（冰心）等，在文学的表达中，体现着他们对社会改革的明确态度。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是才情丰沛的一代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又较早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非人性”并对其展开激烈批判。在这个新旧文化、新旧历史交替的特殊阶段，知识分子显示出他们绰约的风姿。他们或走进大学讲堂，或著书立说，或直接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在社会变革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力量被凸显。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之声仅仅回响了十余年，就被民族救亡的吁求之声压倒。知识分子在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认同主流意识形态并成为其中一部分，“启蒙的精神传统和身份的优越，成为他们一个重要的背景”[14]，在救亡、革命为主流话语的社会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往往要遭到前者的制约，“20世纪下半叶的大半时间里，由于具体的精神处境，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空间日趋陷落”，知识分子的思想空间被迫关闭，不仅如此，甚至连专心学术也被视为异类而加以批判。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知识分子再次站到了社会话语的中心。曾经禁锢人们思想的文化专制时代一经结束，知识分子就成为社会变化的晴雨表。80年代初期的文学作品，除了色彩浓重的政治话语批评，就是在以文学的表达试图恢复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一批作品在当时之所以引起巨大轰动，是与那个年代特定的意识形态取向紧密相连的。一方面，要对造成国家民族几十年灾难的政治罪魁给予最深刻的揭露批判；另一方面，要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那些曾经被改造打击的对象——知识分子，比如“班主任”张俊石等——重新成了启蒙者。知识分子们在“文革政治”结束后，似乎又找到了世纪之初新文化运动时的良好感觉，他们成了民众的启蒙者，成了社会的代言者，成了新文化的创造者，也成了掌握话语权的人。整个80年代基本上由知识分子引领着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潮流，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与学院中的知识分子，成了思想文化的主要言说者与阐释者，理性精神充盈在他们心中。
80年代的历史以政治性的面貌终结，是知识分子所始料未及的。新时期以来的思想文化启蒙与西学浪潮，还未形成大观就已经被迫终止，深深的历史挫败感弥漫在知识界。“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知识分子的心态和姿态再也没有优越可言……进入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已经降到了百年来的最低点，历史断裂造成的精神裂变使这一群体猝不及防。”[15]此前，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与忧患意识，让他们以“舍我其谁”的启蒙姿态投入到一种自以为是的集体诉求之中。然而，国家政治与书生意气毕竟不总是在一个层面上，当国家意志以无可置疑的强势占据话语权时，书生意气必然被搁置。在一种不无悲壮的历史回声中，他们选择了以退为进的策略，收拾起张皇失措的旗帜，后退几十里安营扎寨，以期“找到相对安全的学术空间，借以展开自己的思考”。他们认为：
在最为困难的环境中，也不应该放弃学术研究，而当务之急，则是对近代思想和学术加以整理和检讨，试图以历史研究的方式来反省我们在80年代末期遭遇的挫折……89年的失败使得大家意识到那种过度的政治激情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力，而严谨的学术研究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重要途径。[16]
这样的事后之言，应该是《学人》创刊最初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一个历史转型的文化状态中，《学人》聚拢起知识分子的精神，给他们找到了一个精神出口，并使焦虑的精神得以平复乃至修复，这是《学人》的历史功绩。
《学人》是一份民间刊物，在民间刊物大多短命的历史中它能畅行十年，一则在于《学人》之诸“学人”在组稿、撰稿方面秉持了一个宗旨：以学术史和学术规范为框架，以严谨的学术研究，重新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这种姿态和诉求，在9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转型的历史时期，是一种检视，也是一种调整和适应；另一个不必回避的事实是，《学人》的创建和终止，均没有受到来自主流政治力量的正面干预，作为一项事业，其兴起、壮大和萎缩、停摆，基本受经济力量的支配。《学人》这一社会文化事件的背后隐含着商品社会的经济法则。必须承认，如果没有比较充足的资金来源，即使《学人》的同仁们再有悲壮的情怀和思想追求，也有可能只做书斋案头之说，未必能开创出一个影响比较深远的历史文化空间。
日本某清洁公司董事长高筒光义与他的同学高桥信幸，在日本读书时恰逢中国“文化大革命”，一衣带水相隔的不仅是地理方位，更是对另一个民族政治、历史、文化貌似熟悉的陌生，他们接受了被剔除和遮蔽了历史真相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激进理想主义，对广场政治怀有深刻的历史情结。在他们事业有成后，便联合日本伊藤虎丸教授、尾崎文昭教授、窪田忍等人成立了“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备委员会”，主要用于资助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建设。据记载，早在1989年底，他们就派人到中国来商讨关于筹建相关文化研究机构的事宜。陈平原在《失败的英雄》中对这段历史有清晰的记录：
第一次见面，双方互不了解，几乎不欢而散。幸亏高筒君理解我们的处境，不太计较我的冷淡，继续保持联系，并不断修正原先的“不切实际”的计划，办大学不成，办研究院如何？研究院也不行，那就先开学术讨论会。[17]
后来，汪晖提议对方“资助出版一份学术性刊物”。经过反复磋商，《学人》在1991年11月出版了第一辑。高筒光义的公司资助《学人》一直到1998年，高筒的公司破产后，伊藤虎丸教授、尾崎文昭教授、窪田忍教授和高桥信幸教授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部分资金继续资助《学人》出版，但终难为继，出完最后三辑，在世纪末画上了一个句号。
《学人》在90年代初期文化失语的社会情境中悄然出场，无疑体现了那一代人对现实和历史的再度/深度思考，《学人》同仁们的努力使得中国回响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诉求之音，在此延宕、舒缓了下来。“重建学术规范”、延续“三百年中国学术史”的呼声压倒了此前的所谓“蓝色文明”和“第三次浪潮”[18]，带给人们关于中国未来景象的殷殷期盼。“重返中国文化本体”，“发掘民族文化资源”构成了20世纪末知识分子最后一次集体性的话语。
通览15辑《学人》，会发现这批“学人”的文化诉求：从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中发掘中国学术研究的成就和价值。内容涉及思想、制度、历史、文化、文学、语言学、考古、宗教、美学等，几乎囊括了人文学科的方方面面，诸如《学术史研究刍议》（第一辑 王守常）、《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圣”的起源》（第一辑[日]窪田忍）、《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第十辑 王德威）、《唐代弹劾制度研究》（第三辑 胡宝华）、《八股与明清古文》（第七辑 陈平原）、《“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的东移》（第二辑 钱理群）、《日本明治填词与中国词学》（第二辑 蔡毅）、《儒家文化与中国文学》（第四辑 吴定宇）、《谈语言学的泛性》（第四辑 周小兵）、《汉文字与拓跋鲜卑汉化》（第三辑 何德章）、《〈尔雅〉方言研究》（第十五辑 华学诚）、《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第五辑 李零）、《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第八辑 何光沪）等，他们从80年代激进思想的旋涡中抽身而出，以较为平和的心态开始研究中国学术和思想史，这既是一种自我救赎，也是一种超越和转型。汪晖说：“从我个人的观察来说，《学人》的内容比较广阔，学术史研究仅仅是其中一项。除了十五卷、约八百万字的论文之外，《学人》最大的成绩是：在一个郁闷和压抑的时期里，它为许多有志于学术工作的中青年学者提供了空间，也为这一代学人的成长提供了园地。”《学人》组织起一批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在90年代推动了新一轮的“国学热”，他们重返书斋，思考研读，从卷帙浩繁的历史文化中感受学术的尊严和美丽，同时也借此调整他们张皇失措的精神空间。
也许，陈平原在《学人》创刊号的“后记”中所说的一番话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几年来，孜孜以求，不想惊世骇俗，但愿能“理得”而“心安”……凭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学在民间”是政治动荡和社会转型期维持纲纪人伦和价值的重要支柱。与其临渊羡鱼或痛骂鱼不上钩，不如退而结网。文化决策者的价值取向是否值得欣赏是一回事，知识者自身的选择和努力又是一回事。借助于民间的力量寻求学者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独立，而不再只是抱怨政府对学术支持不力，这是近年来我们共同的思路。
在陈平原看来，在个人或团体无力改变社会大环境的文化时代，及时地调适自己的小语境是非常必要的，临渊羡鱼只能增强自己的挫败感，“痛骂鱼不上钩”也只是泄愤和虚张声势，最好的策略就是“退而结网”，从另外的方面谋求收获，以实现自我价值。这样的心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从80年代走过来的一代知识者的思想变化。
社会一旦进入现代经济时代，旧有的价值观将面临不同程度的考验，并最终发生全面转变。“转型所涉及的大规模制度变化，属于人类所能想象到的最复杂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之列”[19]，中国知识分子在八九十年代的不长时期内，经历了从激进政治到思想退场再到专注学术的过程，这种大起大伏、颠簸失重的历史现实，迫使知识分子去适应这种变化，并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不再以社会代言人的形象出现，不再居高临下地扮演启蒙者角色，抛弃思想者的痛苦而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和解，共同分享着经济时代带来的实惠与实利。
“90年代的前三个春天，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实在过于阴冷。”[20]陈平原所描绘90年代初的中国学界氛围未免有些悲凉。其实，90年代初的中国学界，是在文化阴郁和经济热浪的冰火两重天的环境中走过来的，“知识者自身的选择和努力”表达出他们终极的精神操守和无可奈何的心境。这是一种选择，同时也是一种放弃。我们看到，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有些人坚持既往的精神风貌，以批判和戗时为己任，在那种决绝批判的背后是孤独的身影。1991年《学人》诞生，同年，张承志的小说《心灵史》也封笔，张承志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激情充盈的理想主义者，他用极端的姿态表达着他对社会历史的认知，他复活了自己的灵魂，也拒绝了世俗的温情。他是一个毫不客气的社会文化的批判者。许多学院派知识分子，在“学术独立”和“为学术而学术”的理念之下，选择了“非批判”的入世态度，他们“借助于民间的力量寻求学者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独立，而不再只是抱怨政府对学术支持不力”的诉求，更有可能是一种适应社会转型期的策略选择，是在一个已经转型而且必然不能走回头路的现代社会，寻求现实的发展。这不是妥协，也并非圆滑，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对于历史的必然，人们任何的抱怨都不能改变它的行程。
面对红尘滚滚的商品大潮，许多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文化/学术商人。文人们纷纷“没海”的选择，似乎解构了一个古老的命题——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孔子所推崇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回也不改其乐”的君子/文人精神品格，轻易地就破碎了。陈明远在《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曾援引了翔实的资料考证中国各类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职业收入，意在说明知识分子尽管精神上可以追求形而上的独立与崇高，但是当经济不独立时，真正的精神和思想独立则是虚妄。陈平原“借助民间力量，寻求学者经济上和思想上的独立”之论，与其说是对《学人》整体精神的总结，不如说是从形而上的思想精神研究回归到现实的学术研究后切实的表达。
《学人》见证了中国社会在20世纪末的转型，也用十年的时间建立起知识分子的“华丽”转身——以学术研究代替激进思想，从广场政治回归书斋研读。《学人》旗下的“学人”们，在中国转型为商品经济社会的过程中，没有被带进市场的大潮，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适应并回应了那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时期，从历史的缝隙中寻找抑制社会弊端的良方。从这个角度上说，《学人》是一份值得怀念的历史。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社会文化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分工更加细密，知识分子也越来越被置放于某一系统的某一程序中，虽然知识分子曾经有过的那份淡定从容、自信优雅，几成奢侈品，但不能就此否定知识分子作为人类文明传承者的社会价值。人类文明能够得以传承的部分，必是更能体现人类理性精神、创造精神、人文精神、公正道义精神的部分。从这个角度上说，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确立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学人》以一种非政治的姿态，返回百年之前乃至更悠远的历史中，重拾历史遗迹，发掘内在思想，在一种心照不宣中表达着一种政治倾向性。仅从《学人》目录中，即可窥见其中的学术思想倾向（见附录一）。
这种貌似非政治化的选择恰恰是另一种政治化的姿态；《学人》虽然是一份民间刊物，其参与者也多为非官方的知识界人士，但在学界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知识分子在经历了80年代集体的精神伤痛后的一次自我修养康复，也是知识分子重回话语中心的一次坚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