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晶博士在二十世纪末闯进了古文字学领域，2004年考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时期，先是《郭店楚墓竹简》发表，长期冷僻沉寂的古文字学一下子热闹起来，引来了文献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文字学等各界学者参与研究讨论;古文字学研究队伍本来就不大，原来主攻甲骨文字和铜器铭文的学者，这时也纷纷转入战国楚简文字的研讨，他们不仅研究有文献参照的郭店竹书，还联系数十年来楚地出土的各类竹简进行多学科研究。紧接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在进入新世纪后分期分批陆续面世，清华大学也购藏了大批楚竹简，亦跟着陆续整理出版。战国楚简文书，往往有相同或近似的传世文献可供参照，借助相同或近似的思想内容和词汇语法，为解释新字和解读文句，带来很大帮助，没有解读甲骨文和金文那样的先天性的材料和认识限制。一时间战国竹简文字研究成为显学，相形之下，学习、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人更显少得可怜，研究成果的发表自然不多，于是行内流行“学习研究甲骨、金文，下功夫多而收获少”的说法，对研究生和年轻学者的职业方向的选择，起了不小的影响。王晶选学金文，难免对此说法不能忘怀。

其实，“学习、研究甲骨文金文，下功夫多而收获少”，在战国楚简大量出土之前早已存在。五十年前我初学古文字时就有过这种想法。当时导师容庚先生就对我们说过：“铜器铭文的整理和研究有两次高潮时期，宋朝和晚清。那些学者都是饱读诗书、精通训诂考据之学的人，如阮元、吴大澂、孙诒让等。一件新铭拓出现，容易认识的字，大家都认识，不算发明;经他们解读后，还有不认识的字和难读懂的句子，其他人便很难前进一步，除非掌握有他们没注意到的资料，并有特别聪明灵活的头脑，才会有新发现。所以，胡(适)先生说认识一个古文字就像发现一颗恒星一样难。这不是故弄玄虚吓唬人。研究生最后要写论文才能毕业。我不讲课，不给你们出题目，只给你们开列书单。你们先抄写《说文解字》、《金文编》、《甲骨文编》，然后读书单中的书，边读边思考，自找题目写文章。”因此我当时就想，学习研究甲骨文金文之难，其深层原因是先天性的，枯燥乏味难出成绩是肯定的。首先，殷商甲骨卜辞，是王室贵族日常活动的占卜记录，商周铜器铭文则是贵族因某种大事可以为家族祖先争光、告慰祖先之灵并祈求福佑而制作，传世文献缺乏可直接参照的日用文字和文体，我们对当时的生活细节、习俗以及思维习惯了解甚少。其次，商周时期的语音、常用语词和语法，我们知道的甚少，依赖传世《十三经》和诸子百家研究上古语言的成果，离商周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解读，尚存一定的距离。而历史文献提供的主要是大事脉络，对商周时期人们的生活真实细节的认识，只能依赖出土物的不断增加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慢慢积累。更何况我们还有后天性的不足：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启蒙教育，求学过程中与商周典籍和古史接触甚少，不熟谙音韵训诂考据之术。

鉴于我自己的经历，为了使后来者在学习时增加信心和兴趣，少走弯路，我改变老师不讲课、不给题目的激励自学教法，开设了《青铜器通论》、《金文通论》等课程，先是在介绍基础知识过程中，经常提出尚未解决的问题，出题目供学生课后思考，师生共同探讨，学生一旦发表了第一篇专业论文，信心必然大增;后又开设《铭文选读研讨》，在研讨中增加兴趣和信心，同时训练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

我训练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做法，一是要求按基本规范做铭文释读工作，即每一篇作业，必须包含下列内容：(1)器名，何时何地出土;(2)著录及研究论文;(3)器形、花纹、铭文位置;(4)铭文几行几字，按原拓行款写释文;(5)注释;(6)今译;(7)器物时代及断代根据;(8)你认为有什么问题需要研讨?二是按铭文所叙的作器原因分为下列几类：征战立功、颂祖德与封建继承、册命赏赐、蔑历赏赐、射比赏赐、受命出使巡狩得宾赐、田土纠纷中得田、涉法诉讼中获胜诉、嫁女作媵器、修好作赠器(赂器)、自作器等，各选2—3篇;每一专题安排一名博士生作主题发言，两名硕士生或选修生作补充发言，他们都必须交A4纸打印的发言稿，以备考核;每周一次研讨三个小时。三是要求必读《殷本纪》、《周本纪》，据铭文中出现的官名、关键语词和专家论文引用情况，选读《周礼》、《尚书》、《礼记》有关篇章。这些都是针对没有经过四书五经启蒙、缺乏上古史学养的年青一代提出的补救措施。

记得王晶参与的第一次《铜器铭文选读研讨》课，是讨论只有32字的“利簋铭文”的解读。主题发言同学做了很充分的准备，最后提出“岁鼎克昏(岁或释戉，昏或释闻)”四字的标点和释读，专家们的意见各不相同，令人无所适从;二十多年发表了20万字的论文，几乎所有中外中国古文字名家大腕都著文参与了讨论，这是金文研究史上极其罕见的;若按“真理越辩越明”、“后来居上”的常理取舍，近十年来某老先生的“岁星当顶打败昏君说”较多人采纳，而且据岁星用天文历算确定武王伐纣之年也成了中外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甚至还引出岁星与太岁的争论。但是按此观点标点解释，总觉得与下文的“王赐利”关联不上。还有，所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早已有人质疑言与事的划分;不然，“右史”与“左史”的职责区别又如何呢?总之，论文越多，看得越糊涂，叫人想“择善而从”都难!其他同学也都很踊跃发言，对众多专家意见，各自取舍不同，争论过后，纷纷表达学习的感想。归纳起来：一是想不到解读商周古文字竟是那么难;二是想不到古文字的学问那么新奇有趣，几个字就能牵动文字、语言、历史、考古、文献、方术、天文、地理等各学科学者的神经，让中外老少学者不同的切入角度和论说风采尽显;三是讨论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常有“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现象，可能因存在先天条件未备，暂时不能完全说清，但越学越研究越糊涂，是不正常的，有无“择善而从”的方向指引呢?

为了避免与解读铭文无关的纷扰纠缠，我的意见是：一要有篇章语法概念，二要尽量积累多一点上古人们生活习俗常识，三是熟读可供参考的历史文献。

首先，写文章，作铭文，必定有想告诉他人的主题思想(《文心雕龙》称“总义”)，围绕这个主题“积字以成句，积句以成章”，这是普遍的语言法则。考释字词，解读句子，都不能离开主题。离开篇章主题，为考字而考字，结果可能南辕北辙。在古文字学论文中，因个别字词作梗而写的考释论文，常见这种现象。如利簋之“岁”，是钺之古字?假作越?是指岁祭?是指岁星?是指太岁?大腕们言之凿凿，你信哪个?所以一定要有篇章语法概念，联系主题选择。

其次，研读上古文字，应知道上古人们生活习俗常识。如王室、贵族有要事出入、田猎征战、喜庆宴飨、疾病、灾难等必先祭祀占卜，重视预兆和祈求天地与祖先神福佑。又如“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掌管吉事礼仪、财物之类权贵者属左史、左丞，掌管凶事礼仪、用兵行刑之类权责属右史、右丞;债权人、交往或纠纷中应得货财或得田者执左券，以左为上;战事指挥长官、掌发兵之符者居右，握右券，以右为上。又如宾见礼、册命礼、射礼等等都有一定的仪式，不同身份有不同位置和行为次序，各有不同的称呼。当时人按习俗说事写文章，往往可以省略，而今人必须理解，才能比较准确把握铭文真意，必要时做出补充说明。

再次，铭文作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属当时人说当时事，后人想要准确理解它，需尽可能多地了解它的背景。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自小浸淫于金匮石室古籍档案之中，其所叙“武王伐纣”史事特别详尽，对解读利簋铭文特别有帮助。读了那段历史，就知道，某老先生的立论前提，所谓武王所率盟军不足七万，面对七十万的敌军，哪里还有时间容许你祭祀占卜，唯有立即投入决战的说法，不攻自破，而且利簋铭文的主题会因有历史背景而更加明晰。

利簋甫出，学界无人不知铭文主题，离不开武王征商胜利后几天赏赐右史利金，利用以作纪念祖先的宝器，那么铭文的篇章构成应是“作器之因+作器句”。“作器之因”部分，赏赐句前必为赏赐原因，所以解读必须扣紧王为什么赏赐利。

武征商，唯甲子朝，——记利立功时间。以大事记年月，甲子日早晨。

岁、鼎(贞)，克。——记利立功事迹。利主持岁祭、占卜，得吉兆，“克”。为武王下决心誓师攻商提供决策依据。利自作铭文，述右史职内事，省略主语。

昏夙又(有)商。——验辞。战事如利所言“克”，武王领盟军昏时攻入商都，夙时挑纣和二嬖女头出城回营。

(以上14字，叙利受赏赐的原因)

辛未，王在阑垖，易(赐)又吏(右史)利金。——赏赐的时间地点。战后第七天，王在军营论功行赏赐利铜。商周之际，史、吏、事三字不别。

(以上25字，是叙作器的原因)

用乍(作)旜公宝尊彝。——利用赏铜铸作纪念祖先的宝器。

利是史官，史笔就是那么简洁、明晰、顺畅，不牵不蔓。右史随军，职责就是主持祭祀占卜事宜，以此向王提供决策参考，同时记写史实。《史记·周本纪》记伐纣前二年(即九年)，“东观兵至于孟津，为文王木主载于车，中军。”当时八百诸侯不期而会，皆要伐纣。武王以白鱼跃舟和火覆王屋为不吉，认为是“天命未可也”。可见当时的习俗观念，决定着武王的行止决心，甲骨卜辞研究已知，岁祭乃祭祖先求福佑之祭，而非求年之祭。所以，武王征商甲子朝，先对着中军车上的文王木主岁祭，占卜得吉后，武王才会下决心牧野誓师。历史不像某老先生设想那样紧迫被动迎战，而是做了誓师动员后，主动“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挑战)，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战斗从昏时攻城开始，至天亮前武王离开纣宫回营结束。历史记载非常详细清楚，足以佐证铭文“昏夙有商”四字，说不准《史记》所本就来自当年右史利所书呢。“岁”既非指岁星，大量由其衍生推论之说便失所据。

我在安排王晶准备涉法铭文前，与她谈及案件性质两大类西周时也有不同用词，审理时“两造”必须到场，发现她眼睛呆呆地看着我，与平时聪明敏捷的表情迥异，知她对法律用词尚不熟悉。于是，先送我的论文《师旂鼎铭文讲疏》给她，叫她务必认真阅读《周礼·秋官》和《尚书·吕刑》。待她阅读后，我告诉她：自眉县逨器出土后已有好多论文发表，我想写一篇讨论“讯庶又粦”的文章，现交给你写，认真对照秋官“三刺”、“三讯”，你会发现与“讯庶又粦”的对应关系，写出一篇有新意的文章来。几天后，她就高兴地把文章交来给我，要我帮她修改。因她平时给我的印象是头脑聪慧，反应敏捷，快人快语，偶尔难免说话冲动偏颇。所以我说，只要你自己多看几遍，一没有不尊重他人的词语，二没有怕别人指摘的矛盾或漏洞，三认定自己确实说清了新见解，就可自主寄出去发表。我历来不让学生按我自己的思路亦步亦趋。激发学生学习、研究的兴趣，学会独立自主进行科研活动，比留着题目自己做更有意义;学生的意见不必与己全同，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即可。这是从我自己的经历中总结出来的教学理念。

当王晶需要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很自然便选了《西周涉法铭文研究》，而且有兴趣有信心对所牵涉的官职、罪名、刑名及审理案件的程序等进行细致的梳理、考证。因为她有较好的古汉语基础、熟悉金文字形和熟读了有关文献，也注意铭文的篇章语法，往往能在专家们解读过的铭文中发现剩义。

现在王晶对博士论文做一些修改补充后，更名《西周涉法铭文汇释及考证》，准备付梓，索序于我，令我回想起往昔岁月伴随走过的一些事，算是我对王晶学术道路上成长的一些记忆。希望她今后能在她自己喜欢的学术领域，做出更多新成绩。聊以为序。

张振林2013年5月于广州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