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的不足与创新
从前面的研究现状分析，以及基本研究框架分析可得知，当前有关政治生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有待探究的地方还很多。
一是对政治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原则、方法论意义，以及理论价值等缺少理论上的系统甄别和澄清。比如关于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政治等这些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不少研究者不是将此混同，就是歪曲理解。二是在学理上缺少对政治生态理论的系统性阐述，尤其对关乎政治生态理论运用价值的结构要素与分类、结构特性与过程特征、价值功能分析等皆缺少针对性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取得的成就与存在问题的分析，以及建设路径选择和评价体系等的研究明显不足，有的研究尚为空白。三是在实践应用上缺少对政治生态学的深度分析和本质把握，其研究出发点局限于现有政治体制框架之内，对政治生态的理解往往站在政治内生态的立场和特定的政治信仰基础上，其研究方法违背了政治生态固有的宏观辩证的思维方式，关注点往往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原则出发，主要停留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建设层面。对政治生态的理解片面化、碎片化，操作虚拟化、抽象化，缺少学理性、系统性和针对性。所谓的优化政治生态建设也难以向纵深拓展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难建立长效机制。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不完善，必然带来实践上的局限性、不彻底性和片面性。
相对于以上理论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本书的创新点即在于:以结构功能为分析视角，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用生态理论和方法，来系统分析和观察政治生态理论的基本内涵和方法论意义，试图重构政治生态理论体系和基本框架。同时，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为基本模式，对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现实进行实证研究与评价，试图设计出优化政治生态建设的路径，以及构建起对政治生态建设成效(政治产品)进行预期评价的组织制度和指标体系。这不仅扩大了比较政治研究的范围，也将为我国刚刚开始的政治生态建设实践提供理论参照，为推进我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寻求新的路径。
此外，政治生态理论不仅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观，也是一种全新的方法论。政治生态理论研究内容具有跨学科特点，是政治学和生态学的交叉学科，跨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的分界线。比如，对生态的研究将涉及环境科学、生物学、地理学、生态学、人口学等学科;对政治的研究将涉及哲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必然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复杂性，需要注意从其他学科，比如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及现代自然科学中吸取学术资源，需要对多种相关领域的理论和信息进行整合，需要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手法，实现学科间的交互影响。
基于以上原因，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有别于静态比较分析方法，主要运用结构功能主义体系分析和评价方法，把政治国家看作政治体系，把政治体系看作动态的过程，并与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分析其实际运作过程以及在各个层次上发挥的功能作用，全面把握影响和限制政治领域的各种因素。正如约瑟夫·拉帕龙巴哈所指出的那样，“对于具体的政治结构及其同政治功能关系的分析，使我们有可能来描述和比较各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体系”，“明确的结构功能研究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它能使我们避免混淆结构的正式目标和结构实际执行的政治功能”。[21]从生态视角分析政治结构功能，旨在从系统概念出发，把政治制度置于其周围环境之中，以及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找出当代我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结构性、体制性缺陷，在动态中考察和把握政治结构变迁以及由此引起的功能变化，实现政治系统与环境间的整体平衡，最终推动我国政治健康良性发展。
同时，结合研究内容，本书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有:
历史分析方法:政治形态在特定的时段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从长远的历史视野来看，它又是一个形成、发展、演变直至消亡的自然历史过程，具有动态性。政治生态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仅以静态的方式描述政治现象，而且还对政治的发生发展过程作动态的研究，两者在根本上都是把政治形态作为一个生命过程，通过历史性的动态分析与比较，反映不同时代政治形态的差异与变化。通过透视整个历史过程，以对不同时间段内政治形态进行连续的、动态的考察，把握政治形态的变化发展轨迹，从而揭示政治关系运行发展的规律。
系统分析方法:用戴维·伊斯顿的话说，系统分析是研究一般理论的唯一通览全局的方法和高屋建瓴的视角。系统分析主张应有一个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显现这些范围与其他领域的关系。本书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将政治系统放在社会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自然系统等大背景下进行考量，探究其间的关系和多重变量，而不是研究任何单一的社会变量。系统分析在其概念化的过程中，准备了与其他社会的、生物的及生态的、系统的联系纽带。它是以最普遍、最一般的方式构成，由系统分析所提出的概念，都已被用来解决现下所提出的各种实际问题。系统分析构成了其贯通整个复杂的政治结构的网络，这一网络由若干机构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即政治系统。系统分析提供了政策输出、结果及政治性反馈等概念，所有这些概念都形成了今天政策研究的特点，因此，其分析的目标与取向以现实社会的逻辑为背景，与应用性研究的选择大体切合。[22]
耗散结构论方法:政治生态理论得到了耗散结构论的有力支持。耗散结构论认为，每个具体的系统都是从普遍联系的客观事物之中相对地划分出来的，都要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彼此作用、互塑共生，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一切要获得生存的系统，必须是一个耗散结构，即具有输入和输出功能、可以吐故纳新的开放系统。一个系统如果对外部环境保持封闭性，只能引导系统从有序走向无序。只有向外部环境开放，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系统才可能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在改变自身结构和功能的过程中，建构出更为有序的内在结构，从而使自身得以进化。本书对中国政治生态化发展的研究，十分重视政治系统及各子系统及其要素与外部环境关系的交流、互动与协调，注重在与外部环境的协同互动中找寻构筑生态化政治的支点，从而充分体现了耗散结构论方法的特质。
辩证思维方法:人类社会已发展到了由单向性、简单性的线性思维的历史阶段，转向多元多向的非线性复杂思维范式的历史新阶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生态理论所内蕴的系统辩证思维和方法，构成了当前我国政治生态建设的思维坐标。要把中国政治生态建设作为一个巨大系统工程来考察，把政治作为一个复杂有机体来认识。善于多向思维，全方位地思考问题，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优势条件与劣势条件、阶段性工作与长远目标等一系列复杂关系，从系统的相关性出发把握局部，从局部与局部的相关性中把握它们的整体，把局部和整体联系起来，统筹兼顾，放眼整体，总揽全局，在更高的层次和水平上把握事物，推进政治生态建设。
控制论原理:在政治生态评价中，评价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评价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在评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运用到系统控制论原理，这一理论源于自然科学，作为方法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以及跨学科的研究中。系统控制论要求从完整、系统、全面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问题，充分认识到一个复杂结构事务的各个环节的功能，设计控制节点，实现控制目标。从系统控制的视野分析评价各个层级、环节、功能和节点，有助于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系统控制理论从技术方法、理念的角度，能较好解决政治生态评价中“如何实现评价”的技术难题。
另外，本书还将实证研究、行为者方法与结构分析方法有机结合，即将政治科学建立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法论基础上，从假设开始再进行经验性的观察，同时运用复杂性研究方法，如协同论的方法，以及用于实证研究的实际调查方法、统计检测方法等。此外，还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具体方法(比如内因和外因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普遍联系和发展的方法等)，历史分析和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总之，政治生态自身的复杂性、宏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政治生态理论研究方法是一种综合方法的运用，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和相关领域理论的整合。只是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对不同的理论与方法在运用程度上存在着差异而已。
由于本书的研究内容在当前我国实践层面的探索才刚刚起步，可资运用的素材少，而政治生态理论体系研究又相对不够完善，所以研究中可能会在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上出现不足。
[1]［苏］H.诺维克:《科学的未来和生态科学》，《哲学问题》1975年第1期。
[2]郇庆治:《环境政治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2期，第45页。
[3]［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4]［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朱曾汶、林铮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9页。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6]李刚:《生态政治学:历史、范式与学科定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2期，第21—27页。
[7]郇庆治:《环境政治国际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8]［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下册)，姜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75—776页。
[9]参见文传浩等《论政治生态化》，《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48—52页。
[10]郇庆治:《欧洲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11]宋言奇:《浅析“生态”内涵及主体的演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6期，第103—106页。
[12]文传浩等:《论政治生态化》，《云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48—52页。
[13]张友渔:《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页。
[14]Daniel Lerner，Harold D.Lasswell，The Policy Science:Recent Development in Scope and Method，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10．
[15]Robert Eyestone，The Thread of Public Policy:A Study in Policy Leadership，Indian Polies:Bobbs－Merrill，1971，p.18．
[16]［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17]方世南:《从生态政治视角把握生态安全的政治意蕴》，《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第60—66页。
[18]方世南:《从生态政治学的视角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41—48页。
[19]桑玉成:《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生态问题》，《学术月刊》2012年第8期，第5—13页。
[20]乔耀章:《社会转型陷阱生成的政治生态分析》，《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年第6期，第33—41页。
[21]约瑟夫·拉帕龙巴哈提出，明确的结构功能分析的“重要课题”是“对功能发挥的结构选择和相似结构的多重功能”。《比较政治学中宏观理论和微观应用》，《比较政治学》第1期(1968年10月)，第52—78页。
[22]［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