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国民性与人的现代化

13世纪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于元朝随父、叔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回意大利后因参加威尼斯、热那亚战役被俘，在狱中口述见闻，由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执笔写成《马可·波罗游记》，该游记使得众多的欧洲人得以了解中亚和中国。16世纪耶稣会士利玛窦（马泰奥·里奇，Matteo Ricci，1552—1610）在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来到中国，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以会通西学，传播天主教教义及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知识技术，带给朝臣士大夫们诸多的启迪。17—18世纪由于“中国礼仪之争”，导致清康熙（1654—1722）晚年至道光的禁教政策，闭关自守的结果致使国人昧于对西方的认知；直到鸦片战争，西方挟着坚船利炮的威势打开中国门户以后，中国面临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被迫加入了世界体系，使得中国开始对列强的束缚加以反省，亟思从列强的压迫、宰制中解放出来。在受到“西方的冲击”与“传统的冲击”双重压力下，遂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全盘性的转换”。

所谓“国民性”，自当置放于“民族性”下来进行“国民性”反省；通过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对比，检视其中的世界观、伦理观等；在“民族性”下看“国民性”，其形成之多样性，如：文化背景、地理环境、生活习性等，都在受其影响。而所谓的“现代化”，不仅是着重于“现代”之时间意涵，同时亦应注意“化”的“空间”、“时间”的双重意义。鲁迅（1881—1936）选择将知识分子带来的启蒙价值视为“一帖重药”，强调启蒙的重要性，但不代表他未意识到西方启蒙思潮的弊病及对中国民族所带来的伤害，他在《野草》中所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既然都是虚妄，那为何不希望？化消极为积极，以医治中国社会、中国人民。林语堂（1895—1976）则认为，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此“老”、“大”两字有深意存焉；“老”是指有五千年的历史，“大”则意谓着中国文化比他国能传播较大的领域；现代化应着眼于民族主义、文化血缘等表现在对“现代性”（modernity）的追求上，方具其意义。两位学者有如是之看法。

正如作者所言：该书确定以“国民性”作为研究人的现代化这一世纪主题的切入点，之所以将研究视域界定在18世纪西方的中国国民性思想；是因为藉由通过了解“他者”视野中的中国国民性，一方面，能进一步认识中国国民性之本体，以及形成这一本体之自然、社会、文化因素。另一方面，中国国民形象贯穿西方现代历史叙事之始终，西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构成与认同，正是通过确立中国这一“他者”形象完成的。该书运用历史研究法将19世纪前西方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论述分为三个阶段：思想发轫时期的旅行家时代；思想演进时期的传教士时代和思想深化时期的思想家时代。以伦理分析法，将第三阶段即思想深化时期西方中国人论，置于18世纪的中国国民性之本体、中国国民性之现实本体、18世纪西方的现实需要等大系统中，对其进行局部剖析与整体概括的综合性研究。此一时期，西方的中国热扩大到思想界，启蒙思想家基于前期传教士等人对中国的印象，展开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想象发挥，形成观点截然不同的两个派别，即颂华派和贬华派。

以莱布尼茨（G.W.Leibniz，1646—1716）、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等为代表的颂华派思想家认为：中国的开明君主制为国民形成良好的人格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而伦理型文化则对仁慈、智慧的君主和温文尔雅、节制、正义和守德的中国国民性形成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与颂华派观点相反，以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等为代表的贬华派思想家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否定话语基础上，对中国国民的价值取向、性格特征均持以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他们对中国圣人与君王的理想人格特征进行贬斥，将中国国民的一般精神定位于“奴性”精神，认为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国民主要表现为抱残守缺、缺乏诚信和虚伪愚蠢等人格特征。贬华派的中国国民性思想代表了18世纪中叶以后西方中国国民性思想的主流观点。作者还认为：颂华派思想家从道德史观、唯理论的立场出发，阐述中国国民性的价值取向和性格特征，把中国人形象视为“道德的中国人”，目的在于为欧洲树立一个道德君王和道德国民之楷模；而贬华派则从进步史观和自由主义理论出发，批判和贬斥中国国民性，把中国人定位在“奴性的国民”、“道德堕落的中国人”，其动机是为了证明欧洲人在种族、文化和道德方面的优越性。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褒扬和贬斥，其动机所包含的实用主义取向远远超过了研究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笔下的中国国民性并非是中国国民人格的真实反映，而是被刻意地想象和构造出来的。因而其思想又具有虚幻性和歧视性特征。然而，启蒙思想家的中国人论对19世纪中西方的中国国民性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者在书中梳理了西方特别是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关于“国民性”的内涵，并将13—19世纪的西方中国国民性思想按照发轫、演进和深入的发展顺序分为三个具有鲜明特点的历史时期：旅行家时代、传教士时代和思想家时代。她以伦理学的视角，阐析启蒙思想家关于中国国民性的价值取向、理想人格与群体人格特征等基本内容，拓展了伦理学的研究领域。要知道，“人”造成“文化”，但“文化”反过来使人成“人”；文化一方面是人所创造，但另一方面成为人之所以能生活、习性养成的条件；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人必须思考、创造工具、树立道德规范、建立典章制度、养成良好民族性等，亦即人必须创造与发展文化；而“文化”使人成“人”的影响，就是文化的“濡化”作用，而此“濡化”的功能可说是文化的传递与维持，“濡化”不仅促使文化得以延续，同时它也导致文化的变迁。因此，作者认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主体动力，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国民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思维形式等方面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实际就是从文化之整体观之也。

笔者于2005年10—11月因年度休假，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短期讲学，得以结识当时就读博士班的丛兰，授课期间她认真向学，从未缺课，同时协助我完成讲学报告，其情真挚可感。2007年3月丛兰又来到台湾辅仁大学，参加“第四届士林哲学教学讲习会”，对学问之精进自我期许甚殷，获得很好的学习成效。2014年3月我至陕西师范大学分别在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政治经济学院等做专题演讲，丛兰得知后前来会面，并告知教学、研究状况；希望能为其专书作序，笔者慨然应允，期待专书能藏诸于金匮石室，以成就风雨名山之业，则他日必有贡献于士林者，故特为之序。

台湾辅仁大学文学院

院长陈福滨谨志

2014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