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与确立

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马克思的研究重点还在哲学领域，还没有从经济学层面上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但其从哲学层面上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理解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农业生态思想有重要意义。

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唯心主义自然观向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转变

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也同他的研究过程一样经历了一个从哲学研究逐渐转向经济学研究的过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开端。从马克思的自然观来看，《手稿》标志着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初步创立，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是学者进行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研究甚至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文献。但这一马克思的早期文本对自然的分析还有其发展的不成熟性和历史局限性。《手稿》中的生态思想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即马克思的自然观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前提

对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追溯，最早提到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本是1835年在中学所写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1835年8月12日），马克思在谈到人的选择时有这样的论述：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活动，而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变得高尚的地位。^[1]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对自然展开论述，仅仅是顺便表达了他的观点，即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动物完全依赖于自然，只在自然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人则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使自己在自然面前变得自由。但此时的马克思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还只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神的统治之下，人还是在神的旨意下去进行选择。尽管唯心主义和神秘思辨的色彩很浓，但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了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特点就在于人在自然面前有主动性，有自我选择的能力。

在《手稿》的写作之前，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都深受黑格尔的影响。《手稿》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一个关键点，也是马克思对唯物主义进行初步探讨的理论表现。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在自然观上，马克思与黑格尔有了本质的不同。以此为契机，马克思展开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清算。于是“自然”成为马克思实现这种清算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首先表现在肯定了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2]自然为人类进行生产提供生产资料，即劳动加工的对象，同时马克思还指出，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3]没有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生活资料，人类本身的肉体无法生存，从而人类的生产也无从发展，由此可以得出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的结论。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自然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两种。所谓自在自然是指和人不发生关系的自然界，即人类活动还没有作用过的自然界，包括人类世界出现之前的自然界以及人类虽然产生但其活动还没有涉足的那部分自然界，马克思把它叫做“自然界的自然”。在《手稿》中，马克思比较关注人化自然，对自在自然则不重视。他认为：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也就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离开这些抽象概念并不同于这些抽象概念的自然界，就是无，即证明自己是虚无的无。它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4]但如果就此认为马克思否认自在自然的存在则是不科学的。对此，日本学者岩佐茂认为，马克思的真正意思，并不是把与人无联系的自然界作为无而否认自然本身的存在，而是说黑格尔的自然作为他在形式中的理念仅仅是“自然界的思想物”，不是与人相互联系的现实的自然。^[5]因此，不能因为马克思说“自然界的自然是无”，就认为马克思无视自然的存在，认为马克思是人类中心主义者，这是对马克思自然观的一种断章取义的理解。

马克思视野中的另一种自然即人化自然，人化自然是指已经被人类社会的劳动实践活动涉足、改造并打上了人类烙印的自然界。马克思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6]在《手稿》中，马克思所分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人与被人利用、改造的人化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一方面能动地改造自然界，使自然人化；另一方面，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受自然界的制约，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人有主动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人在自然面前的受动性。

（二）人在自然界中的主动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统一首先表现为人是能动的、创造性地利用自然界的。马克思认为，人和动物一样要靠自然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人通过劳动实践活动使自然界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把自然界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7]；人不仅在物质生产和生活上利用自然，人的精神生产和生活也离不开自然，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8]所以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为了不致死亡，必须不断地与自然界交往，利用自然界以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在《手稿》中，马克思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把人的本质看作类存在物。与之前在中学作文中朦朦胧胧表达出来的人在自然面前的能动性相比，这里马克思从哲学意义上把人与动物又进行了比较，对人的能动性的论述已经摆脱了寄托于神的唯心主义思辨。马克思有这样的论述：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9]可见，人可以按照自身的尺度来支配自然，可以按照自身审美的标准来改造自然，按照自身道德的尺度来改变环境，创造生活，改造自然界。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

（三）人在自然界中的受动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不仅认识到人能够能动地改造自然，而且认识到人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会受到自然界的制约。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10]这表明，虽然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在改变自然形式、实现人的目的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进入人的生产劳动中的自然物质，并没有完全丧失其固有的规律性，人仍然要受自然的制约，也就是说，人类的生产和生活需要遵守自然规律。但是在这里，马克思对此没有进一步的阐述。

（四）马克思的“两个和解”思想的初步表述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虽然没有详细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问题，但已经表达出了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1]的观点，学界将其称为人与自然的“两个和解”的思想。在《手稿》中，马克思没有明确用类似“两个和解”的表达，但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论述也包含了“两个和解”的思想，但只是这种思想的一种初步的、不成熟的表达。马克思通过异化理论的分析，看到了人的劳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产生的异化：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这个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劳动者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12]自然一方面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要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为人类进行劳动提供生产资料，《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劳动的异化表现之一就是人在对自然进行占有、改造的过程中，自然能够提供给人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越来越少，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矛盾；劳动的异化表现之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工人劳动得越多，失去得却越多，即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矛盾。这就需要“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手稿》中通过这样的表述提出了解决两个矛盾的途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3]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人相统一的社会、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和解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4]这种“和解”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的人化”，即人通过劳动实践活动同化自然，使自然界作为人类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来源；另一方面，这种同化又表现为“人的自然化”，即人通过劳动实践活动更广泛地参与自然的演变过程，人的实践活动根植于自然体系之中。可见，马克思的“两个和解”的思想并不是反对人向自然的索取和利用自然，而是主张在利用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过程中，要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但在《手稿》这一早期文本之中，马克思还仅仅只是对未来的共产主义做了一个能够实现“两个和解”的设想，还没有对共产主义进行具体的阐述，还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核心是物质变换，还没有从“劳动就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角度来说明人与自然的和解。

二 《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全面阐述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写于1845年秋到1846年5月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心血。在1845年春天之后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中，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合作关系，但是，理论界一般认为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的主导性创始人。^[15]就连恩格斯自己也作过明确的表述。^[16]因此，本书把《形态》中有关生态思想的分析置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之下，但这里有一些思想从文本研究来看显然有恩格斯思想的足迹。

《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后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对自己哲学新思想的第一次正面阐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了《手稿》中的自然观，但对每一个问题的阐述，又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和成熟而更加深刻。从对《形态》的研究还可以发现，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对一些问题的研究也开始逐渐从哲学领域向经济学领域转变，对问题的历史性分析使马克思第一次注意到了人口问题和城乡对立与分离的问题，这对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来说，无疑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突破，使我们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一）自然的优先存在

对自然的重要地位，马克思在《手稿》中就有论述，《手稿》中马克思认为没有自然，人类将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可以说，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隐约表达出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的观点。

《形态》中，马克思显然在自然因素和人类劳动因素之间开始更加侧重于对人的劳动的研究，他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7]这就与《手稿》中的表达有了差别，《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整个现存世界的基础。但强调人类劳动的基础地位的同时，马克思并没有忽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就在这段话论述后，《形态》中文本（从文本上看，上述那段话是恩格斯从栏外补入的，因此可以基本判断是恩格斯的思想）笔锋一转，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18]。这里保持优先地位的外部自然界是指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所以恩格斯指出，劳动在人类生存中的重要作用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作为自在自然，在人类生存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中保持着优先地位。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自在自然也随着人的劳动活动越来越多地转变为人化自然，在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的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在一个新的基础上成为人化自然的前提。

（二）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形态》中，马克思第一次论述了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要进行物质生产^[19]这样的命题，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20]这里比《手稿》中更进一步地区别了人与动物。手稿中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在自然面前有主动性，《形态》中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够主动生产自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这就不仅仅是在自然面前有主动性，而且是主动地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1]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又提出人类生存的第二个前提是物质再生产，另外还要有人口的再生产。这就将自然的发展置于历史发展之中，个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从事的生产活动才是历史的起点。

马克思在《形态》中集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错误。费尔巴哈的错误之一是不了解实践的意义，对人在自然界中的主动性没有充分的认识；错误之二在于不了解周围的感性世界。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22]在这里，马克思对“人化自然”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我们周围的世界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前一代人作用的基础上已经形成的现实世界，是实践的产物，人类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马克思在这里已经表达了人类历史的代际传承的思想。这种思想对我们认识农业生态的现状和形成原因以及当代人对未来的责任有重要启示。人类不是被动地利用自然，而是会按照自己的目的去改造自然，在自然面前具有主动性。马克思不仅仅认识到人在自然面前的主动性的表现是按照自己的尺度来改造自然界，而且还认识到这种对自然的改造可能会彻底改变植物、动物的生存状况，而且这种对植物、动物的生存状况的改变会对后代人产生影响，使后代人在已经改造过的全新的环境中继续对自然界进行改造。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最早是作为自在自然的一分子存在着，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由于人类的商业需要才被移植到某个地区，从而决定了樱桃树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为人所用。

尽管马克思更强调人的劳动的重要性，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的强大力量，但马克思并没有忽视自然对人的制约作用。人类为了生存会主动利用自然界，为了进一步的发展会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使自然界按照自己的目的发生变化。但人毕竟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人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同时会受自然的制约。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23]

马克思对自然的分析仍然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两部分，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人化自然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自然界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都会作用于人类生活。比如生产工具的出现，马克思认为，自在自然会产生生产工具，如耕地、水等就可以看作是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各个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而人化自然会产生由文明所带来的生产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则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前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的、部落的、或者甚至是地区的联系结合在一起；后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个人互不依赖，联系仅限于交换。在前一种情况下，交换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主要是人与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换。^[24]可见，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由人从自然界获取生产资料逐渐转化为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来获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这就会导致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忽视自然的作用的结果。马克思并没有为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他指出，自然界和人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并且自然界和人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在人化自然中表现得更明显。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25]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被加入了历史的因素从而变得更加科学了。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由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6]马克思批判了过去的历史观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并且再一次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27]这就使我们明确了，我们要在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自然环境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努力改良，再将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传递给下一代。马克思、恩格斯这种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纳入历史分析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构成其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对人口问题和耕地用途改变问题的初步探讨

对于人口问题，在《形态》中还不能说马克思、恩格斯给予了关注。恩格斯在此之前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发表了看法，认为人口相对于生活资料的生产并没有出现过剩。马克思在这里同样并没有将人口问题看作是社会发展的障碍，相反，马克思认为，人口的增长需要有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从而推动人类必须不断改进生产方式以获得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维持自己的生存，同时，马克思还将人口的再生产看作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前提之一。虽然这里没有过多的论述，但“人口的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前提之一”这一重要命题会给我们重大的启示，因为既然人口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前提之一，那么人口的再生产是否适当，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使人口问题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生态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时，人口问题始终应该是我们关注的一大重要问题。

耕地用途的改变问题在这里也是马克思顺便提及的一个问题，但这种顺便提及已经表明马克思开始从经济层面来分析这一现象。马克思说，由于耕地变为牧场，自由民几乎完全消失了，就是奴隶也在不断地死亡，而不得不代之以新的奴隶。^[28]在这里，马克思在括号里标注了耕地变为牧场的原因，耕地变为牧场不仅是由通常的、至今仍然起作用的经济原因所引起的，而且也是由掠夺来的和进贡的谷物的输入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意大利谷物缺乏销路的现象所引起的。这里谈到的耕地变为牧场的原因值得研究者注意，这说明马克思已经从经济原因上注意到了，由于掠夺来的和进贡的谷物的增多，使意大利的谷物销售出现困难，从而耕种者不愿意种植谷物，而将耕地变为牧场。这里可以看出，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出现时，只要有粮食的商品买卖，生产者就会以农产品的价格来判断土地用于种植何种作物。而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更是变本加厉。

土壤的肥沃程度首先是和自然的形成有关系，其次是化学的应用会改变土质。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注意到：肥沃绝不像所想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天然素质，它和现代社会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一块土地，用来种粮食可能很肥沃，但是市场价格可以驱使耕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场因而变得不肥沃。^[29]在《形态》中，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已经开始从经济原因上谈到了土地用途发生变化的原因，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更明确地把土地的肥沃程度的变化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认为土地的肥沃程度是相对的，是相对于土地的用途而言的。但是，耕种者把土地用于什么用途却不是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适合什么用途，而是根据市场价格来做决定的。这种对土地的用途的改变会反过来影响到土壤的营养，从而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影响。

在1848年1月9日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针对在国际分工中根据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进行自由贸易的说法，谈了自己的看法。马克思认为，国际分工有时候并不完全是根据资源禀赋来进行的。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二百年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禀赋作竞争。而这个自然禀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30]这说明，人类如何利用土地，有时候是根据利润的原则来决定的。

马克思不仅认识到土地的肥沃程度会发生变化，而且对历史上农业生产过程中土地面貌发生的变化已经给予了关注。马克思认为土地资本是固定资本，但是这种固定资本也不是永恒的，也会像流动资本一样有损耗。假如土地资本是永恒的，那么，有些地方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面貌，罗马近郊平原、西西里岛和巴勒斯坦就会仍然放出昔日繁盛的全部光辉。^[31]他已经看到了，尽管人们在耕作中对土地进行了改良，并且尽可能地想把这种改良保持下来，但是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还是对生态造成了破坏，在历史上表现为罗马近郊平原、西西里岛等地方过去都有肥沃的土壤，经历了农业生产的繁盛，但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地力耗竭，辉煌已经不再。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对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产生的地力耗竭进行深刻的原因分析。

（四）关于城乡对立和城乡分离

在《手稿》中，还没有关于城乡分离的论述。《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分工是人的活动的异化，那时候的马克思还没有从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上去认识分工的必然性，也就不能看到工商业同农业劳动的分离，必然会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在《形态》中提到，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32]。马克思认为，民族内部分工是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分离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相同的劳动条件的基础上形成了城市和乡村的分别存在。马克思还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33]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和分离表现为利益的对立和分离，而不同的利益的对立正是表现了在某种所有制形式下不同的所有者的对立。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国家之间的对立也相继出现。这些国家当中有一些代表城市利益，另一些则代表乡村利益。^[34]

关于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的表现，马克思认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35]并且马克思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由于私有制和分工的存在，社会中的个人便屈从于社会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从而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地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社会的统一，要求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在两年以后公开发表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又一次表达了改变城乡对立的必要性，他说：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36]而城乡之间的对立的消灭又需要一系列社会条件的实现。对于这些条件，马克思在这里还没有详细地探讨，这一思想在其后的著作中有了进一步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