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背景

时代中的大环境虽看似无形，但对于个体的命运及人生轨迹的改变往往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对于迎合环境的个体来说，他（她）可以因应时势，由“好风凭借力”得以实现脱颖而出；而对于不能迎合环境者来说，则往往受到较多的时势的牵制与束缚。胡适的成功，也受到他所处时代的环境的影响。胡适的幼年、少年时代，是社会经历各种变化的时代，那时的晚清政权虽表面上维持着相对完整的统治，但它早已如同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因沉疴已久，将不久于人世一般。对外，它与各列强的交涉中，无不被列强凌辱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收场，并被逼使得国门洞开，各列强的经济殖民更使得原来的经济体系受到巨大的冲击，随之而来的，则是相关思想、观念、文化的输入，致使西学东渐之风越刮越烈；对内，除了自身的腐败和昏庸外，平定太平天国及捻军等花费了巨大的气力，国家的元气大受损伤，致使国家政治的根基处于动荡之中。这正如李鸿章所言，国家处在三百年来未有之危局之中，统治者难以站在道统的制高点上，来统摄社会的意识形态，作出诸如独尊程朱理学而排斥其他一切的举措等等，在统治威权相对弱化的前提下，统治者无暇也无力来主导、力挺或养着一部分读书人作为自己的御用文人，为自己服务，也难以针对性地对其他读书人的相关学说进行大范围的打压，在清朝，文字狱盛行的时代主要在雍正、乾隆时期，那时的清朝统治者相对强盛，所以有能力来主导这些针对文化事功上的事情，这可作为一个反面的证据来说明以上论点。由于政治统摄力量的弱化，也就是打击异于自己道统的思想文化的各种手段的弱化，这使得所有读书人的地位趋于相对平等的状态，持不同观点及学说的读书人的顾忌较少，可在相对平等的平台上进行互相辩论甚至论战，这有利于不同的理论学说在社会上容易地出现并传播。

威权统治根基的动摇，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和主导性的相对弱化，是那个时代各种问题及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那个时代的风气特点，可从几件具有指标性的事件中找出端倪：一是科举制度的废弃，很多读书人通过科举入仕成为官吏，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的读书之途得以改变，致使很多读书人茫然无措；二是身为翰林的蔡元培等官员，主动离开官场到上海去办学，而进士出身的张元济，虽被动地离开官场，但他也决绝地摒弃官场，创立商务印书馆，积极投身到文化、教育、出版事业中。聪明如蔡元培、张元济们，他们一定看到了最高统治阶层所无可挽回的失败命运，就毅然决然地辞别官场，不仅远离了祸源，更采用办学等方式倡导民族革命，以培养革命力量，希望救国家于危难。还有一件事，在上海等地出现了报纸和欧美书报的翻译，虽这些最早是由来华的传教士等创办，报纸被称为新闻纸，但随后以“申报”等为代表的近现代传媒也相继出现，它们不仅为人们发表各样的见解和观点提供极大的便利，更为传播各种学说做好了基于物质的准备。关于创办报纸及翻译欧美报章的作用，张之洞有一段评说：“乙未以后，教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行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吁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筪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由此可见，报纸等对时人的影响有多深刻。

这三件事情看似互相孤立，但实际上是具有很强的内在联系的，它们对于读书人及士林的影响，可谓是至深至远，对于当时的士林来说，不仅改变了士林的组成成分，也改变了士林内部的结构和序列，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做官入仕不再拥有士林中的绝对主导地位了；这三件事更内在的联系还体现在它们分别从人才的培养及学说的传播媒介等方面为新人新学说的出现做好了准备。由此，一大批有远见的读书人，包括曾经是官员的蔡元培们，他们登高疾呼，在促使国人醒悟的过程中，致使自认有所担当的读书人、士大夫想着如何拯救于“大厦”之将倾，在感慨时局危急的同时，便纷纷提出解救危难的“妙药”，他们在各个层面上，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学术等进行分析，一些新观点^[1]、新学说、新理论也就很方便地通过报纸、出版物等在社会上传播，并互相激荡，构成纷繁芜杂的时代之声。

所以，这是个容易产生新人才、新理论、新学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