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道与日本国民性:以茶道和将棋为例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三节 “茶道”与“茶礼”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虽然朝鲜半岛是在19世纪初期的相关文献中才初见“茶道”用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茶道”的内容也是相应时期才开始传入朝鲜半岛,相反倒有史料证明,“茶道”的内容早在唐代就已经传入这些地区,只是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有实无名。虽然无法确认古代的朝鲜半岛地区是否已经使用“茶道”一词,但依然可见一些与“茶道”相近的词或表述。朝鲜王朝时代的“茶礼”,可以说就是对朝鲜化了的“茶道”的一种称呼,或者称其为“茶道”的相应译词亦不为过。只不过这一称呼,仅是汲取了“茶道”本义的部分内容,而非全部。

目前,有关朝鲜半岛的茶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还很薄弱,现有的相关文献中初见“茶道”用例,是19世纪初期艸衣禅师撰写的《茶神传》。在该书“茶卫”项中,可见“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这样的记述,艸衣禅师虽然没有注明此语出处,但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显然是对明代张源《茶录》内容的照搬照抄。[19]此外,该书“投茶”一节中记述的饮茶方法,“饮茶”项中记述的参加茶会的人数要求以及关于饮茶用水的要求等内容,也完全是对以陆羽《茶经》、张源《茶录》为首的中国茶书内容的摘抄。这些史料虽然可以例证“茶道”对朝鲜半岛茶文化影响之深,但从中却看不出朝鲜茶人的独创性何在。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文化关系源远流长。早在中国商周时代,就有箕子“走之朝鲜”的传说。公元7世纪中期,也正是唐朝社会盛行饮茶的时期,虽然相关茶史料缺乏,但考虑到当时的新罗与唐朝政府在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却也可以推知,“茶道”的内容通过来华广泛学习盛唐文化的新罗人传到朝鲜半岛,这应该是很容易、也很自然的事情。朝鲜古籍《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第十)兴德王三年(828年)十二月条载:“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贡,文宗召对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命植于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有之,至于此盛焉。”善德王在位时间为632年至646年,这条史料说明,在7世纪时,“茶道”已经行于朝鲜半岛了,只不过是有实无名而已。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国信使提辖人船礼物官徐兢(1091-1153年)出使高丽回国后写的见闻录,一共三百余条,40卷。该书的卷三二“器皿三茶俎”篇的记述,对我们了解宋朝与朝鲜茶文化交流的情况,是一份极为宝贵的史料。


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锡赍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乌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凡宴则烹于廷中,覆以银荷,徐步而进,候赞者云茶遍,乃得饮,未尝不饮冷茶矣。馆中以红俎布列茶具于其中,而以红纱巾幂之。日尝三供茶,而继之以汤,丽人谓汤为药。每见使人饮尽必喜。或不能尽,以为慢己,必怏怏而去,故常勉强为之啜也。[20]


这段文字,虽然尚不足200字,但却为我们了解当时朝鲜半岛的制茶、吃茶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线索。对于这段引文,我们可以分为三部分来理解:

首先,上述引文中“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锡赍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这段文字说明在朝鲜半岛已经生产茶叶,而且高丽人也都非常喜欢饮茶,只是因为产地或制作方法的缘故,高丽本地茶的味道过于苦涩,几乎难以入口,所以人们更喜欢宋朝的腊茶、龙凤团茶等高级茶,因而宋朝的茶叶也成为商贾们购销的对象。也就是说,宋朝的茶叶在高丽王朝是很有市场、很受欢迎的。

其次,上述引文中“益治茶具,金花乌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凡宴则烹于廷中,覆以银荷,徐步而进,候赞者云茶遍,乃得饮,未尝不饮冷茶矣。馆中以红俎布列茶具于其中,而以红纱巾幂之”,这段话记述的应该是高丽王朝为接待宋朝使者而举行的茶礼内容。高丽人不仅喜饮宋朝茶,而且饮茶用的器具乃至饮茶方法也都是模仿宋朝的饮茶做法,并且每次茶礼大概也都非常隆重费时,以至于每次举行茶礼时,等经过很多烦琐的礼仪程序终于可以喝茶时,往往茶都凉了。

再次,如前引文中“日尝三供茶,而继之以汤,丽人谓汤为药。每见使人饮尽必喜。或不能尽,以为慢己,必怏怏而去,故常勉强为之啜也”,这段文字则说明不仅是宋朝宫廷礼仪饮茶的做法在高丽王朝得到了沿袭,而且宋朝的上至官府下至乡闾的饮茶礼俗,在当时也已经大行于高丽王朝了。

宋代时期,人们把饮子称作“汤”,它和茶一样成为人们招待客人必备的饮料,成为宋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宋人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记载:“国朝仪制:天子御前殿,则群臣皆立奏事,虽丞相亦然。后殿曰延和、曰迩英,二小殿乃有赐坐仪。既坐,则宣茶,又赐汤,此客礼也。延和之赐坐而茶汤者,遇拜相,正衙会百官,宣制才罢,则其人亲抱白麻见天子于延和,告免礼毕,召丞相升殿是也。迩英之赐坐而茶汤者,讲筵官春秋入侍,见天子坐而赐茶乃读,读而后讲,讲罢又赞赐汤是也。”由此可知,先茶后汤,其实也是宫廷饮茶礼俗之一。

也许是上行下效之功使然,在宋朝,客至献茶,客去奉汤,已经成为上至皇帝下至庶民的一种生活礼俗。那么,为什么要客至先献茶,客去再奉汤呢?据宋代佚名文献《南窗纪谈》记载:“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不知起于何时。然上自官府,下至闾里,莫之或废。有武臣杨应诚独曰,客至则设汤,是饮人以药也,非是。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渍橙木瓜之类为汤饮客,或者效之。予谓不然,盖客坐既久,恐语多伤气,故其欲去,则饮之以汤。前人之意,必出于此,不足为嫌也。”[21]《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的“丽人谓汤为药”的见解,与《南窗纪谈》的记述倒是很相近。

另外,北宋朱彧撰《萍州可谈》卷一记载:“自京官以上则坐,选人立。白事见于私第,选人亦坐,盖客礼也。唯两制以上点茶汤,入脚床子,寒月有火炉,暑月有扇,谓之事事有。庶官只点茶,谓之事事无。茶见于唐时,味苦而转甘,晚采者为茗。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汤取药材甘香者屑之,或凉或温,未有不用甘草者,此俗遍天下。先公使辽,辽人相见,其俗先点汤,后点茶。至饮会,亦先水饮,然后品味玄进,但欲与中国相反,本无他义理。”[22]由此可知,来客献茶亦奉汤的礼俗不仅影响到了高丽王朝,对宋朝周边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地区的饮茶习俗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只不过他们是采用了相反的形式,是“先点汤,后点茶”,对于这种做法,朱彧认为是其“但欲与中国相反,本无他义理”。相对而言,高丽王朝倒是老老实实地沿袭了宋朝的吃茶礼俗。

朝鲜王朝时代的“茶礼”,在沿袭了高丽王朝茶礼的基础之上,又遵照明朝的“迎接之仪”的礼法进行了调整。据金巴望的研究,朝鲜王朝的“茶礼”自1401年(太宗元年)1月起,一直连续进行到了1801年才中断,而且作为接待明朝使者时的茶礼,只有国王和王世子才有资格主持。虽然接待日本使节时也举办茶礼,但茶礼的主持人起初是由身份地位很低的地方官“县令”来充当的,后来才略有所提升,变成了“县令”的上司“府使”。[23]

无论是高丽王朝的“茶礼”,还是朝鲜王朝的“茶礼”,它都只是汲取了“茶道”中吃茶礼俗的内容,摈弃了“制茶”方面的内容,而且其所追求的吃茶之功能也与“茶道”不尽相同,特别是从各自追求的社会功能来看,“茶道”的目的是为了“养心修身”;而“茶礼”却是被当作一种外交必备礼仪来使用的,无论是点茶人,还是品茶人,似乎都根本无暇去顾及什么“养心修身”。

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茶文化再度复兴。学界对现代的韩国茶文化称“韩国茶道”者有之,但更多的还是以“茶礼”称之。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韩国的“茶礼”已经走下政坛,不再具备外交礼仪的功用,而是变成了普通百姓交友待客之工具。目前,韩国也是各类“茶礼”林立,五花八门。其中,规模较大的茶礼叫做高丽五行茶礼,它是古代茶祭的一种仪式,与日本茶道在神社佛阁举行的献茶仪式的做法有点儿类似。

再顺便提一句,在中国和日本也有“茶礼”一词,但其含义与韩国“茶礼”均有不同。

中国文献中的“茶礼”,其含义主要是婚嫁时的聘礼之意,基本没有饮茶的含义。如明代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九十一回 孟玉楼爱嫁李衙内李衙内怒打玉簪儿”中有这样一段话:“门子报入衙内,便唤进陶、薛二媒人,旋磕了头。衙内便问:‘那个妇人是那里的?’陶妈妈道:‘是那边媒人。’因把亲事说成,告诉一遍,说:‘娘子人才无比的好,只争年纪大些。小媳妇不敢擅便,随衙内老爹尊意,讨了个婚帖在此。’于是递上去,李衙内看了,上写着‘三十四岁,十一月廿七日子时生’,说道:‘就大三两岁,也罢。’薛嫂儿插口道:‘老爹见的多,自古道:妻大两,黄金长;妻大三,黄金山。这位娘子人才出众,性格温柔,诸子百家,当家理纪,自不必说。’衙内道:‘我已见过,不必再相。只择吉日良时,行茶礼过去就是了。’两个媒人禀说:‘小媳妇几时来伺候?’衙内道:‘事不可稽迟,你两个明日来讨话,往他家说。’每人赏了一两银子,做脚步钱。两个媒人欢喜出门,不在话下。”

另外,清代孔尚任《桃花扇》第二十一出“媚座”中也见“茶礼”用例:“不须月老几番催,一霎红丝联喜,花花彩轿门前挤,不少欠分毫茶礼。莫管他鸨子肯不肯,竟将香君拉上轿子,今夜还关到田漕抚船上。惊的他迷离似痴,只当烟波上遇湘妃。”

上述这些用例,都是男方给女方的聘礼之意。中国古有茶树不可移栽,移栽则死之说。由于受儒家伦理观的影响,取从一而终、好女不嫁二夫之意,一般将给女方的聘礼称之为“茶礼”,当然其中不会是仅送茶叶,也会送金银或其他财物,如《清代日记会钞》记载:“康熙朝选妃,差大学士明珠、索额图下江南物色,于是民间有女者惶惶,仓猝结亲。甚至不论贫富,不计礼仪,亦不择门当户对,不管男女年纪大小,大约茶两斤、礼银四两为最,更有不费分文者。”[24]

与之相对,日本文献中的“茶礼”,则主要有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禅宗寺院内按照“清规”规定严格执行的一种饮茶仪礼。这种“茶礼”不仅包含禅院僧侣间依照清规所进行的那种饮茶仪式,在寺院里招待来访的公家贵族的饮茶仪式也被称为“茶礼”。如《看闻御记》应永二十八年(1421年)正月十三日条:“崇光院烧香,次于地藏殿谒见长老有茶礼”;《蔗轩日录》文明十七年(1485年)十一月一日条“第二譬喻一品读诵,一众来贺,茶礼如常”;《看闻御记》应永三十一年(1424年)正月十三日条:“前往大光明寺烧香……谒见长老有茶礼”。

第二种含义,是在寺院之外由俗人招待禅僧时的一种饮茶礼仪。如《建内记》永享十二年(1440年)一月十一日条:“净莲花院长老来临,劝茶礼”;《教言卿记》应永14年(1407年)8月21日条:“满寿寺季璞长老为礼来临,即相看、茶礼”;《看闻御记》应永二十七年(1420年)四月二日条:“退藏庵坊主参对面……于客殿有茶礼,坊主暂杂谈了归”;《看闻御记》应永二十八年(1421年)九月十一日条:“寺长老参来对面,茶礼结束退出”。

第三种含义,是类似于高丽、朝鲜王朝迎接明朝使节时举行的“茶礼”。如《教言卿记》应永十四年(1407年)八月六日条所载:“藤秋来,昨日之仪物语,有茶礼之仪,唐人三人乘舆,御所御舆即来自唐土”。另外,据《满济准后日记》永享六年(1434年)六月五日条记载,当时室町幕府将军迎接明朝使节时亦举行了茶礼,当明朝使节将天子诏书放置在高卓之上,幕府将军烧香二拜接旨致谢,接下来就是茶礼伺候。[25]日本的“茶之汤”的形成,与这种饮茶礼俗、特别是禅院清规的“茶礼”的影响密不可分,但“茶之汤”的内容与“茶礼”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