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朱玉麒
一
2009年秋，杨向奎君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成为我在华东师大任兼职博士生导师而承乏指导的最后一届学生。三年后，他按时提交了“唐代墓志义例研究”为题的毕业论文。根据论文答辩的程序要求，就其论文的学术水平、创新性、存在问题，我在2012年5月12日写定了以下的评阅意见：
《唐代墓志义例研究》是一篇具有原创性的古代文学与文献学研究论文。作者以传世和近年出土的大量唐代墓志为研究对象，以其制作的义例为切入点，分析志文的体例特点及其变化，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墓志文创作在唐代发展演变的规律。这一研究是宋代以来金石学的继承，但同时也赋予了其新时代的学科和学术意义，为文学文体学和历史文献学提供了切实的成果。作者在史料阅读和研究方法上都达到了博士阶段的要求，论文的语言典雅而叙述流畅、资料丰富且剪裁得当，是一篇上乘的优秀论文。
论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首次用现代学术语言总结了唐代墓志义例。从唐代墓志的首题、撰者、志文、铭辞，到撰文过程与义例生成，作者都以现代学术的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架构，在研究对象的归纳、分析方面，都具备了科学性，使我们从文献学和文体学等方面对唐代墓志文的理解得到了深入。
二是总结出了一些为前人所未备的墓志文创作规律。如首题表现出的强烈趋尊倾向、书妻特例为后人提供的创作口实、士族迁徙风潮是促使题书郡望普遍的直接动因、撰者署名的增多与唐人注重著述的传世意识有关、妻生而见书与“唐代士族之中央化”密切相关、诸子悉书与科举制度的深入推行及重视丧葬活动外化形式的风俗转变有关等，从现象到原因，都给予了很好的论列，均有发覆之功。
三是诸多义例现象的揭示具有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价值。诸如亲属撰文的增多客观上增强了墓志的抒情功能、唐代后期个性之美是撰墓者追求的另一个主要方向、铭文主体地位的下降和抒情功能的增强、铭文中骚体的增多使墓志铭文更加摇曳多姿、过分强调大作家在墓志创作上独创性是有待商榷的方法、义例角度将众多普通作品总结归纳是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对应匹配等，这些重要的现象概括和总结，都生发出对唐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创作、接受、传播的新视点。
论文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作者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如类似“北邙”这样的文学原型生成个案仍然有许多可以生发的讨论、注意唐代之外不同时期的墓志现象变化是深入了解唐代的重要语境、对新出墓志的不断追踪是纠偏和深入其观点的有效途径；又如这种义例研究方法将来还可以延伸到吐鲁番砖志、现存唐人行状及其与墓志关系的研究、集本和石本墓志铭的对照等方面。凡此种种，均期待作者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有新的起点和里程碑。
二
向奎君的论文答辩经由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担任主任的委员会的严格答辩，顺利通过。我在华东师大的教学工作，也算是告一段落。在作为导师而答谢各位委员的总结陈词中，我半开玩笑地对向奎君说了一段大意如下的话：以墓志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大概也别指望能够争取到什么出人头地或者赚钱暴富的职业；今天特别请唐宋文献研究方面负有盛名的陈尚君、胡可先、朱惠国、李定广、余欣诸位教授来为你答辩，也是为你壮胆，希望能把它作为一个开始，有信心、有责任地在自己已经有心得的学术方向上走下去。
确实也是如此，文体中的八股文与墓志文的研究，并不存在指导写作的现实价值。但是，从文体的角度认识汉语写作的过程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应该说是缺此不可；特别是墓志文，尤其在中国古代影响民众阶层的方面，又大大超越了八股文。正如向奎君在本书中提到墓志的创作与研究的逆向运动，“彼时的创作是先有义而后有例”，而今天，则是“研究者不得已就例而反求其义”，墓志的制作确实已经结束了它在今日中国社会中的使命。不过，晚近以来大量中古墓志的出现，却带来了学术研究在文献的使用和思维的改变等种种的可能性。这个时候，正如作者所言，当代研究者较少涉足的义例研究，是把墓志作为一种文体，从实证角度进行本体研究，对墓志文的属性特点、生成过程、发展演变、传播接受等的探索，不仅具有文体史、文化史意义，而且能够平衡目前的研究格局。在学术新变的时代，这一传统领域的深入，依旧充满生机。
向奎君博士毕业后，回到了石河子大学继续任教，他的博士论文很快也在岳麓书社正式出版。但他并没有结束自己的研究。从那时至今已经五年，每年我们都有机会在北京或者新疆见面，听他兴奋地讲到墓志义例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社科项目的资助，终于可以把大量昂贵的墓志出版品搬进家中，在卧室以外的地方方便地从事研究。他也不断提及其研志的心得，如行状的广泛使用使墓志序铭分撰现象减少、石本与集本的校勘未必就是石本可据等；举到那些变化的例子，已经涉及唐代以外的各个时代。我知道他确实扩大了自己墓志研究的边界而乐此不疲。
三
现在读到的这一部《中国古代墓志义例研究》，正是沿着他在博士论文期间确立的学术方向而不断延伸的成果。
一方面，本书从时间上突破了断代的研究，而具有了长时段的整体考察。博士论文期间，作者虽然对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墓志义例形成有所关注，但是绝不延续到五代以后。此次的研究，则将义例的形成、变迁下移到了宋元明清的近世中国。这样，一些可能性的话题，就可以在更长的变迁时段中展开，如题书郡望消失与题书别号兴起、夫妻合志首题书写的演变、序文中子孙的书写，如处士、道士墓志作为研究对象的义例表述，都不是局限在一个断代中能够讨论的话题。
另一方面，本书从方法上也更具有了多维度的思考论证。他的博士论文的行文设置可谓简单朴素，从“义例”释义的绪论之后，按照墓志文出现的顺序，分成了首题研究、撰者研究、志文研究、铭辞研究四个章节，最后殿以“撰文过程与义例形成”，令人循序而入，对于其分章研究的心得印象深刻。本书虽然讨论的问题是博士论文的延续，但是其归类则从义例形成的内部规定和外在影响、传播与接受对义例形成的反作用、义例的应用研究等多个分章讨论，基本涉及了文史研究的几个重要维度。
此外，对于义例研究的意义阐述，也较博士论文有所增补，体现了他对自身学术研究的自信，毫无疑问也是其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表现。
当然，在他的书里，我也看到有未能如其博士论文那样让我完全放心的地方，那就是对于宋代以后墓志的检讨，总担心他的统计是否会有遗漏、论述是否周详。这固然与我对宋代以后墓志的了解不如唐以前那样条理清晰有关，也与他论证中引用这些墓志不像《全唐文》或者《唐代墓志汇编》那样作出大数据的统计有关。我想，期待宋元明清墓志的大规模整理之后再对自己的研究进行验证，是向奎君将来应该去修订本书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一方方墓志作为一个个书写、刻石而具有个性的对象，义例的研究绝对不能忽视其外在的书、刻特征。但是从向奎君的博士论文到本书，这种附图解说的题内之意，却都没有见到发挥。我想，向奎君将来的墓志义例研究，也许应该弥补这个看图说话的缺陷。
我深刻地记得自己在指导向奎君博士论文写作以来教学相长的受益。这么多年来，每当与师友就唐代墓志的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我总首先想到向奎君的义例研究是否讨论这一问题，或者就直接以他的研究心得来与同道分享。我相信，这部《中国古代墓志义例研究》，也将会成为我检阅历代墓志而必备的工具书。
2017年5月2日于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