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选题缘由
一 近代中国“中间商制度”的研究不足
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商业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未能改变作为自然经济有益补充并进一步稳固自然经济的特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商业扩大受到交通等运输成本的制约。昂贵的交易费用使广大地域之间的社会分工难以产生，商业发展受到根本性的阻碍。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要在中国打开贸易商路，但外国的商业组织——洋行——并不能完成这一过程。外国洋行之所以不能够完成这一任务，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结构顽强地阻碍着中外贸易的扩张。外国商人面对广阔的中国市场，对中国市场状况和结构知之甚少，他们不知道谁才是可靠的交易对象，也不知道如何有效鉴别交易对象的信用和产品质量，以前他们采用市场自身信号和制度的方法，在中国市场上运用却是失效的。同时，近代中国处在被列强压迫的地位，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对外商充满了敌对的情绪。在商品交换中，外商的平等交换权利不受民间的道德保护，人们甚至认为对外商实施违反正常道德的行为是真正的道德。因此，在中外通商过程中，外国商人无法像中国商人那样利用自身固有的商业网络机制解决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控制等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面前，外商所面临的由不完全信息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在中外商人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中，信誉机制不再发生作用。[1]
交易费用，尤其是内生交易费用的存在，虽然阻碍了外商与中国商人的直接交易，但并没有阻碍他们对利润的追求，他们通过与买办、行栈建立稳固的业务关系等办法来沟通中外贸易。[2]随着中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和领域的扩展，产生了大量参与进出口贸易的买办与行栈等中间商组织。于是，作为贸易中间商的洋行、买办与行栈成为中外市场沟通的桥梁，中间商制度成为中外贸易制度结构中最主要的内容。中间商制度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领域中，发挥着广泛而基本的作用。然而，学界对此研究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有关中间商制度内涵的研究，几乎没有深入涉及，多数论著仅一笔带过。学界在研究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时，大多数学者认为外国洋行主导了近代中外贸易规则、制度的制定和构建，并将这些贸易规则和制度视为分析具体问题的前提。这种认知并不为普遍存在的具有如下内容的史料所支撑，即外商普遍依赖具有本土优势的买办、行栈等中间商来实现贸易，而买办和行栈在此过程中参与贸易规则的构建，并依据这些贸易规则实现“好处”的史实。从逻辑上讲，拥有本土市场优势的买办、行栈等中间商不可能不利用自己的优势而在市场交易中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在贸易制度构建中所起的作用。
打开尘封的史料，不难发现，在近代中外贸易过程中，中国商人并不总是被动处于交易规则支配之下。相反，中国商人，尤其是买办与行栈等中间商拥有的市场和商业网络优势，注定了他们必然在贸易制度构建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并使之成为中外贸易制度构建中的主要参与者之一。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解读，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市场制度是洋行、买办与行栈等中间商共同构建的，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他们共同构建的贸易制度的考察，可谓是寥若晨星。在研究近代中国中间商时，学界多集中于中间商群体的介绍与描述。对中间商的市场地位及其在贸易制度构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参与构建贸易制度时中外商人的互相博弈过程及博弈背后的市场逻辑，以及他们主导构建的贸易制度对产业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的考察，迄今为止仍是付诸阙如。对中间商及其制度的构建过程、制度内涵、市场逻辑、商业模式及其演变过程的考察，可以弥补这些问题研究的不足。只有明晰这些领域的内涵，才有可能获得对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相对完整的认识，也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及其制度变革的必然、趋向和意义。为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笔者将研究落脚到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华茶对外贸易上。
二 中间商制度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性
五口通商时期，伴随着中外贸易的展开，大量辅助进出口贸易的中国商业组织——买办、行栈和其他商号——开始出现。这些商业组织相对于传统商业组织和外资商业组织，被称为新式商业组织。新式商业组织的出现，是伴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而逐渐形成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在华又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这为新式商业提供了发展的土壤。无论在组织结构还是市场功能等方面，新式商业组织都表现得日益成熟。在新式商业发展过程中，外国商人通过雇佣买办、假手行栈购销进出口商品等办法降低了与内地商人直接交易时可能产生的高昂的内生交易成本，使分工的好处大于分工的成本。外商雇佣买办、假手行栈使原本直接与内地商人的交易转化为外商委托买办和行栈、继而买办和行栈与内地商人的联系。在中外贸易的过程中，服务于中外贸易的中间商制度也得以逐步建立。
中间商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为说明这一点，笔者以近代华茶对外贸易为例。在1868年的海关出口商品统计中，茶叶和生丝两项出口总值共占出口总值的94%，其中仅茶叶一项就约占了出口总值的60%。[3]如此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无不经过洋行、买办和茶栈等中间商之手，它们的市场功能体现在以下几点：（1）代理买卖功能：外国茶商委托在华洋行，而洋行委托买办在中国采购茶叶；茶栈代理中国茶商向洋行、买办出售茶叶；（2）定价功能：茶栈、洋行在不同时期分别具有市场定价权；（3）经纪人功能：买办与茶栈具有撮合交易的媒介功能；（4）信用担保功能：在洋行、买办与茶栈三者之间具有互相担保之功能；（5）资金借贷功能：形成了洋行、买办、茶栈、茶号、茶农等资金借贷关系；（6）寄寓、储藏功能：茶栈为内地茶商提供的寄存、住宿等业务；（7）其他功能：茶栈为内地茶商提供报关、运输、传递信息、分类箱茶等服务。
中间商及其制度在近代中外贸易中的重要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口岸城市中的洋行与行栈等成为市场交易的中心。它们所具有的市场功能，使其成为所在行业或市场的交易中心。例如，在近代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买茶洋行控制出口权，一切贸易的开展基本上绕不开它；茶栈的同业组织——茶业公会——通过商业网络和公会章程等控制了出口茶叶的货源，将每一笔出口茶叶的交易控制在自己手里。在上海茶叶外销市场，“所有茶商（茶栈）被统一到茶业公会中，这个组织控制着市场每一笔交易”[4]。其次，口岸城市中的洋行、买办和行栈等中间商成为交易环节的纽带。考察近代中外贸易流程，不难发现洋行、买办和行栈等中间商在商品购销链条中拥有不可跨越的地位：由内地到口岸或者口岸到内地的诸多交易环节中都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它们起着沟通中外贸易的桥梁作用。再次，洋行、买办和行栈等起着信用保障与资金融通的纽带作用。中外贸易中所需的信用和资金融通等服务，在近代中国相当一段时期，社会和政府提供信用担保、资金供给的能力严重不足。在中外贸易过程中，洋行、买办和行栈等中间商信用可靠、资金充裕，它们提供了这些交易服务。这些服务有效地加强了中外贸易购销中各个环节的相互关系，并以这些关系制约着各层级商人的买卖关系。
中间商市场职能的行使，需要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在长期交易过程中，洋行、买办与行栈凭借其拥有的市场功能和优势，在各方不断博弈过程中，使一些交易规则成为商业习惯，并使之规则化、制度化。近代中外贸易中的中间商制度的建立，一方面，有效降低了由于外商与中国内地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政府对私人财产随意征用和对企业剩余的强行剥夺等因素引致的内生交易费用，同时，通过运输等手段躲避各种外生交易费用——各种税收；另一方面，为中外商人贸易的开展提供了交易规则，并且一些交易规则以制度化的形式被确立下来。外商通过逐步建立的买办制度和行栈制度有效降低了直接销售进口商品或购买出口商品时可能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在贸易开展的初始阶段的确有利于中外贸易的扩大。然而，伴随着制度边际收益递减和边际成本上升，这些制度越来越阻碍贸易的进一步扩张。这主要因为在近代中国相当一段时期内，在对外贸易领域，国家被排除出制定约束各方交易规则的权威之外，失去了对市场主体交易的必要监管，洋行、买办与行栈等中间商凭借市场强势地位，在交易环节中衍生出许多“超经济”范畴的“收益”。这对洋行、买办和行栈来说是“好处”，对从事商品交易的中国商人而言，则是交易费用成本变得相当高昂。
考察中间商主导构建的对外贸易制度内涵，不难发现，至少在一些贸易领域，尤其在中国农产品出口中，制度并不是为了社会效率，而仅是为了有利于他们利益分配而创造出来的。以华茶出口为例，洋行、买办与行栈等中间商凭借市场强势地位把持进出口权、商品定价权，控制金融、操控货源。它们垄断贸易，压抑外部竞争；限制市场机会，而不是扩大机会。在这样的制度保障下，洋行、买办与行栈等中间商在追求利益分配方面越来越富有效率——只不过，这种效率使社会缺乏生产性、整个制度结构更加不适应生产性活动。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制度结构，是因为“制度未必或者说通常不会为了实现社会效率而被创造出来，相反，它们（起码是那些正式规则）之被创立，是为了服务于那些制定新规则的谈判力的人的利益的”[5]。洋行、买办与行栈等中间商主导构建的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就体现出这样的本质内涵，而这种制度进一步保障了它们在市场上的优势地位和强有力的谈判能力。出于维护既有利益之目的，拥有强大市场力量及借助于政治、经济势力，洋行、买办与行栈等中间商极力反对有损于他们而不利于行业发展的制度变革。道格拉斯·诺思指出，“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6]。如果我们对近代中外贸易中普遍存在的中间商制度及其影响不加重视的话，就不能深刻理解作为中国传统优势的丝茶行业何以衰落，也很难全面理解中国农业现代化不足与工业发展不协调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 华茶贸易衰落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华茶对外贸易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有着重要影响。然而，由于种种因素所致，曾经享誉世界的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最终衰落。华茶对外贸易的衰落，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一些重要城市逐渐衰落下去，中国借助华茶对外贸易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的能力不再，政府财政收入也少去一个稳定的来源。更重要的影响在于，当新的就业机会远没有被创造出来时，很多曾经借助华茶对外贸易生存的人们丧失了生存保障。鉴于华茶对外贸易衰落对近代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本书以近代华茶对外贸易过程和衰落原因为把手，重点考察华茶何以衰落，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影响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给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带来哪些深刻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反思，有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去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困难的原因所在，能为国家不断推进国际经济交往，推进“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历史经验，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和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