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所谓的“东番”和“西番”,是两个固定的历史名词。其含义有两层,一是地域名称,二是生活在该地域内的不同族群。在历史文献中,“东番”一词的出现比“西番”要晚,明清时期这两个词的使用频率很高。
“东番”是指我国东部地区的台湾岛及生活在岛上的民众,在明清文献中屡屡可见,明代蔡献臣的《清白堂稿》卷3(明崇祯刻本)《论彭湖戍兵不可撤》中说:“彭湖者,我东南海之尽境也。旧传为晋江尾都,后乃徙而墟之。今为漳泉海民耕渔之区,而与东番台湾为邻,其内则浯洲,则烈屿,则嘉禾,皆同安都图地。”可见,东番与台湾是等同的。明代士人将东番与台湾等同看待,已经形成了共识。明代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79(明崇祯平露堂刻本)收录的黄承玄《条议海防事宜疏》中说:“闽海中绝岛以数十计,而彭湖最大;设防诸岛以十余计,而彭湖最险远。其地内直漳泉,外邻东番,环山而列者三十六岛,其中可容千艘,其口不得方舟,我据之可以制倭,倭据之亦得以制我,此兵法所谓必争之地也。……鸡笼地属东番,倭既狡焉,思逞则此,彭湖一岛,正其所垂涎者。万一乘我之隙,据而有之,彼进可分道内讧,退可结巢假息,全闽其得安枕乎?”这些文献中的“东番”显然是指台湾这个地域。与此同时,东番台湾的民众也吸引了士人的眼光,崇祯时成书的《闽书》卷146《岛夷志》记载:“东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岛中,起魍港、加考湾,历大员……大帮坑,皆其居也,断续凡千余里,种类甚蕃,别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1]
清代士人仍习惯沿袭明代士人称呼台湾为“东番”的说法,清前期张廷玉负责完成的《明史》卷323《列传第二百十一》记载说:“鸡笼山在澎湖屿东北,故名北港,又名东番。去泉州甚迩,地多深山大泽,聚落星散,无君长,有十五社,社多者千人,少或五六百人。无徭赋,以子女多者为雄,听其号令。虽居海中,酷畏海,不善操舟,老死不与邻国往来。”于此可见,“东番”既是地理名称,也泛指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少数民族。
“西番”主要指我国西部的广大地区,涉及族群众多,主要有藏族、彝族及其他族群。作为一个固定名词的“西番”到底形成于何时?笔者没有考证过。但南北朝时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卷94《北凉录一》就已经称凉州蒙逊为“西番老臣”。五代所纂的《旧唐书》中屡屡称西部地区的族群为“西番”。宋代《太平寰宇记》卷33《关西道》多有“西番”的说法;又该书卷183引述韦节《西番记》云:“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记载:“西番诸族有能生擒李继迁者,当授节度使,赐银彩茶六万。”可见,西番无论是地理概念还是族群概念,都是指我国的西部地区及其生活在该区域的不同族群。
明清时期,“西番”与“东番”相对应。清代张廷玉《明史》卷90《志第六十六》记载:“西番即古吐番。洪武初,遣人招谕……俾因俗以治。”其实,西番的地理范围十分广阔,《明史》卷330《列传第二百十八·西域二》又记载:“西番,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可见,“西番”实际上是指我国广大的西部地区及其这片土地上的世居族群。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东番”与“西番”的统治不断强化,尤其是清王朝对这两个区域的统治,不仅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模式,而且也奠定了中国疆域版图的基本格局。本书所讨论的主题正是在上述界定概念的范围下所进行的,但在具体行文中,有时西番的地域范围会更广泛些。
本书着力于讨论清代东番与西番的社会演变状况。众所周知,清代作为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发展到了顶峰。中央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从东番和西番来看,中央王朝在东番台湾设立不同层级的政区,加快了台湾社会开发的步伐,使台湾在清前期很快就发展成为国家的米糖基地,显示了王朝对海疆社会开发的重视;中央王朝在继承历代治理西番民族政策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如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设立新政区等管理模式,有效地控制了西番地区的稳定。当然,加强对东番与西番的统治,离不开在民众中推行教化,因此,设立学校是清代官宦在治理地方中的最关切的政绩之一。实际上,清王朝对东番和西番统治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对海疆与陆疆治理并重的发展策略。
清代东番与西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汉族移民的进入不无关系。清王朝对赋税政策的调整,以及明代从海外引进的农作物品种的进一步推广,促使我国人口的增长达到传统社会的最高峰。为了解决内陆膨胀人口的生计问题,清政府对人口迁徙基本上采取了引导、疏散的管理措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清代移民向东番台湾和以四川为中心的西番地区迁徙,成为清代移民最重要的两个方向。汉族移民进入东番与西番民族地区后,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由碰撞交流到逐渐融合,但这一过程中是以渐进的方式展开的,文献中屡屡出现的“熟番”“生番”说法,就显示了这一演变的过程。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汉人被番化的现象,说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是相互的,而非单一的线性模式。但不管怎么说,汉族移民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两地的社会经济乃至文化的发展,最终巩固了王朝对边地社会治理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东番与西番尽管分别位于王朝版图的东方与西方,但中央王朝行使国家权力,使两地之间有一定的交流,如藏兵两次入台,都是在中央王朝的统一调配下进行,说明王朝对两地的治理是非常有效的。而王朝对边地治理的有效,又与王朝派驻军队密不可分。应该说,驻军对地方社会的开发与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基础。
本书的研究,揭示了无论是东番还是西番,其社会都在有清一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由国家治理、移民进入、少数民族向化等众多因素合力而成的。其中国家的统一与国力的增强,是东番与西番等边地社会演变的最重要因素。
[1] (明)何乔远:《闽书》卷146《岛夷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