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高鹗与曹纶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天理教首领林清派人潜入北京的紫禁城，攻进皇宫。嘉庆对此惊呼为“亘古以来未有之奇变”，并悲叹道：“国家设立王公，文武大臣以及侍卫章京，不下千员，八旗步营将弁、兵士，几及十余万人，竟无一人出首者。呜呼痛哉！”（《行实政论》）

这一次起义不幸失败，林清等人被捕。官方大肆镇压，查出太监刘得才、刘金、高广福、张泰、王福禄、阎进喜等人都是天理教徒，和林清素有联络，起事之日，他们在宫内接应，为起义者领路。嘉庆大为震怒，处以极刑。后来又继续查出独石口都司曹纶于嘉庆十二年（1807）与林清结拜弟兄，其子曹福昌也是同党。十月十七日，嘉庆下令逮捕曹纶。

曹纶是汉军正黄旗人，现任四品职官。所驻守的独石口在长城线上，是拱卫京北的重地。他也是天理教徒。嘉庆十六年（1811）五月领饷到北京，林清叫人向他传达口信：“河南七卦人，都已归了清。目下劫数已列，林清该当起事。彼时，你若可以进京，就来京助。若不能来，就在独石口收人入会，等候接应。”嘉庆十八年（1813）七月十七日，林清又曾派人专程去独石口，告知他发动起义的日期，要他“临时马头朝南，迎着同会的人”。案破之后，嘉庆得悉此情十分震惊，在十一月初九日下令把他处死。

一些封建文人，别有用心地借此事制造谣言。他们一口咬定曹纶是曹雪芹的后裔，因为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致干天谴，毁家灭族。言之凿凿，若有其事。

毛庆臻在《一亭考古杂记》中说：“然入阴界者，每传地狱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盖其诱坏身心性命者，业力甚大，与佛经之升天堂正作反对。嘉庆癸酉，以林清逆案，牵都司曹某，凌迟覆族，乃汉军雪芹家也。余始惊其叛逆隐情，乃天报以阴律耳。伤风教者，罪安逃哉？”

汪堃在《寄蜗残赘》中说：“《红楼梦》一书，始于乾隆年间……相传其书出于汉军曹雪芹之手。嘉庆年间，逆犯曹纶，即其孙也。灭族之祸，实基于此。”

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说：“此书（指《红楼梦》）乃康熙年间江宁织造曹楝亭之子雪芹所撰。……至嘉庆年间，其曾孙曹勋，以贫故，入林清天理教。林为逆，勋被诛，覆其宗。世以为撰是书之果报焉。”

他们制造这些谣言，充分表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对《红楼梦》一书的痛恨，其用心及手段都是极为卑劣的。

按，曹纶在狱中的供词云：“我是正黄旗汉军，年四十二岁。曾祖曹金铎，系骁骑校。伯祖曹瑛，曾任工部侍郎，补放大同镇总兵。祖曹珹，原任云南顺宁府知府。父曹廷奎，原任贵州安顺府同知，嘉庆二年在署南笼府任内，因苗匪围城痰发身死。我嫡母荆氏，生母孙氏，亦俱自缢，其时无人呈报，未得旌表。我叔叔曹廷琦。又兄弟三人，内长兄曹绅已故，只有二兄曹维，现任武备院弓匠，均已分居。妻杨氏，生子三人，长男幅（福）昌，次男重庆，三男鹤龄，女妞儿。我先于乾隆五十八年充整仪尉，升治仪正，兼公中佐领。嘉庆十六年升独石口都司。”（《平定教匪纪略》卷十六）

我们知道，曹雪芹是满洲正白旗，而曹纶是汉军正黄旗，两者各不相涉。曹雪芹的父亲是曹頫，祖父是曹寅，曾祖是曹玺，三代俱任江宁织造，根本与曹纶一家毫无关系。曹雪芹仅有一子，早殇。敦诚的《挽曹雪芹》诗，初稿云“肠回故垄孤儿泣”，改稿云“孤儿渺漠魂应逐”，句下皆有自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除夕，既无后裔，则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的曹纶焉能是他的子孙？对照这些事实，那些谣言不攻自破。

曹雪芹虽然和曹纶不是一家子，但他们两人又确有共同之处。他们两人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叛逆者。曹雪芹背叛了他显赫的家世，以十年的辛苦创作了《红楼梦》，以此作为批判的武器，向封建制度猛烈开火。曹纶的父、祖也都是品级相当高的朝廷命官，其父还为清廷镇压少数民族，效忠至死。然而曹纶却背叛了自己的家族和封建统治阶级，毅然投入到农民起义的洪流，反对朝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两人在历史上可以前后辉映。封建文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加以诅咒，正表明封建统治阶级对这两个人是同样痛恨的。

把曹雪芹说成是曹纶的祖父，全然荒唐无稽。但是，与《红楼梦》后四十回有密切关系的高鹗，倒的确和曹纶一案有关，他因此案而受到了皇帝的严重处分。这一史料过去不为人知，今述如下。嘉庆十八年（1813）十月二十九日，皇帝向内阁下达谕旨：

国家设立科道，职司言路，原期发奸擿伏，俾大案得早破露，以匡国宪而弼王章。乃近来科道风气，惟知摭拾浮词，更改一二例文，藉以见长干进；或竟受人嘱托，毛举细故，博取直名，而于大奸大恶，转毫无举发。即如逆首林清一案，讯究该逆等供称，自嘉庆十一年间，即有荣华会名目；至谋为不轨，则始自十六年夏间。该逆等潜伏近畿，传教谋逆，经年累月，勾结多人，其踪迹亦不甚秘密。乃科道等一无见闻，竟同聋瞆，实属有乖职守。本应悉予降革，姑念人数众多，从宽免议，俱著传旨严行申饬。惟此案谋逆重犯，俱系直隶附近州县之人，并有汉军旗人曹纶父子，预知逆谋。所有科道中汉军及籍隶直隶各员，失察之咎尤重。著都察院查明各该员在任年月，咨交吏部议处，以示惩儆。（《平定教匪纪略》卷十五）

到了十一月初九日，嘉庆下令处死曹纶，接着又批下了吏部处分“失察”官员的奏本。

《平定教匪纪略》卷十七是这样记载的：“同日（即十一月初九日）吏部奏：遵旨议处失察林清、曹纶谋逆不奏之汉军直隶各科道，按其在任年月分别降调留任。得旨：‘所有失察谋逆，在任一年以上、议以降二级调用之给事中高鹗，御史今任江安粮道魏元煜、常州府知府朱澄，俱著改为降三级调用。在任未及一年、议以降一级调用之御史丁孝彝、李恩绎，御史今任山东登州府知府商载、陕西榆林府知府何梦莲，俱著改为降二级调用。余依议。’”

据《国朝六科汉给事中题名录》载：“嘉庆十八年……高鹗，镶黄旗汉军人，乾隆乙卯进士，由掌江南道升刑科。”由此可知高鹗在嘉庆十八年（1813）是担任刑科给事中的职务，与御旨中的“给事中高鹗”正相符合。然而我们看到故宫所藏嘉庆十八年（1813）正月三十日的吏科题本载：“掌江南道监察御史高鹗，镶黄旗汉军进士。”又嘉庆十八年（1813）京察二等官员册载：“严都察院掌江南道监察御史高鹗：操守谨，政事勤，才具长，年力壮。考语：勤职。”嘉庆十八年（1813）三月十四日的吏科题本中，也提到高鹗的名字，其职衔仍是“御史”。（以上档案材料，均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二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可见高鹗由掌江南道监察御史升任刑科给事中，乃是在嘉庆十八年（1813）三月以后的事。

高鹗升任刑科给事中未久，即碰到林清起义。嘉庆谕旨上说：“并有汉军旗人曹纶父子，预知逆谋。所有科道中汉军及籍隶直隶各员，失察之咎尤重。”高鹗是汉军旗人，正在其内。他任刑科给事中，最多只有七个月，何以在谕旨中把他归入“在任一年以上”一类呢？大概因为他在此之前，长期任掌江南道监察御史，仍是供职都察史的缘故。据《国朝御史题名录》，高鹗是在嘉庆十四年（1809）由内阁侍读考选江南道御史的。在皇帝看来，他长期担任御史职务，又是汉军旗人，便要对他从严治罪。

与此同一天，嘉庆还颁发了一道上谕，专为安抚汉军旗人。其中说：“至八旗汉军，自我太祖、太宗开国之初，从龙著绩，栉风沐雨，勋载旗常。我国家视向世仆，实与八旗满洲、蒙古无异。百数十年以来，汉军中历任文武大臣，名卿硕辅，节概炳著者，指不胜屈。即现在简用内外大员，亦皆克宣力效忠，无愧阀阅。不意竟有曹纶一人，败常蔑本，实出人情意想之外。谅八旗汉军闻之，自必人人愤恨，义切同仇。不知此等败类，乃戾气所钟，譬如万顷嘉禾，间生稂莠，锄而去之，无害良亩。即如林清本系畿辅民人，敢兴悖乱，国有常刑，只将逆犯诛殛，断无因林清一犯，将近畿数百万良民皆疑其反侧之理。现在曹纶一家，已销除旗档，我汉军臣仆，皆当视曹纶为异类，不必引以为愧。所有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等，惟当感激国家培养厚恩，勿忘祖父勤劳世泽，共矢天良，力抒忠荩，无负朕谆谆训勉至意。将此通谕八旗知之。”（《平定教匪纪略》卷十七）

口头上说汉军中“即现在简用内外大员，亦皆克宣力效忠，无愧阀阅”，又要“汉军臣仆，皆当视曹纶为异类，不必引以为愧”，实际上却对汉军各科道从严治罪，“以示惩儆”，由此可见嘉庆之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大耍两面手法。（《清实录》中收了上面的安抚汉军旗人的谕旨，却只字不提对汉军各科道治罪之事，亦可见《实录》之纂修者为了粉饰皇帝的“德政”，有些“实事”却是避而不“录”的。参见《仁宗实录》卷二百七十八）他见有旗人参加了林清起义，极为恼怒。

高鹗却因此而倒了霉。在处分失察的汉军及直隶科道官员中，他是名列第一。吏部奏请将他降二级调用，皇帝嫌轻，御笔改为降三级调用。他老年受此处分，心情是不会愉快的，果然不几年就去世了。增龄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三月为其师高鹗的《月小山房遗稿》撰写序言，说他“家贫官冷，两袖清风，故著作如林，未遑问世，竟赍志以终”，当是高鹗晚景的如实写照。

（原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