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回顾

总体上看，人类目前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这里所说的全球化，主要指的是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不断提升和细化，以及广泛破除约束要素跨国流动的藩篱，推动或加速相互关联性提升进程。全球化由来已久，于今尤甚。约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充斥着资产阶级对产品市场不断扩张的需求。它必然到处安家筑巢，到处建立联系。”经典作家们在当时不仅看到了今天人们称之为经济全球化的种种现象，还揭示了现象背后的本质，即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血腥味的或明火执仗式的对外扩张。丛林法则下的竞争有时会导致两败俱伤，通常的情况是无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故约束恶性竞争的贸易与资本流动规则——如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一些双边或诸边协定——应运而生。这些国际协定或条约可被视为全球治理的雏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由帝国主义列强推动的全球化进程，进而也使那些松散的，参与国寥寥、涉及领域有限的全球治理雏形荡然无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主要工业国大都奉行了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支离破碎的世界不需要全球治理，处于战争准备期的欧洲大国更是无暇关注全球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其造成的人类浩劫，终于让人们认识到和平的至关重要性，也让人们感受到迅速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活的紧迫性。这便是世界主要国家（除轴心国外）代表于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人类历史上首次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的大背景。在这次会议上不仅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而且还为随后确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世界和平机制做了铺垫。

紧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来的“冷战”将世界分割成“西方”和“东方”。以美国和苏联为首，在历史征程中刚刚上路的全球治理随即被两个平行且对抗的治理体系所替代。北约和华约，欧共体和经互会，美元区和卢布区，不一而足。尽管冷战期间存在的是一种平行且对立的“分割式全球治理”形态，但在这一历史阶段内全球治理的层次、规模和领域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主要平台的地位得以确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功能得以加强，它们的成员数不断扩大，特别是成员国的分量也随即加重（如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所处理的议题亦日益增多。鉴于此，我们将“冷战”时期称之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阶段：全球治理的整体架构已经搭建起来，尽管其功能的发挥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东西两大对抗阵营的掣肘。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世界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东西方的区分与对立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而成为往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一时间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第一次有机会顺势构建一个经济更加一体化的世界。对新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担忧消退后，人们开始热衷于谈论如何收获与利用和平红利，尤其是谈论如何通过破除贸易投资壁垒来扩大市场规模并享受随之而来的“得自贸易的收益”。1995年关贸总协定（GATT）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可被视为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全球治理加强的典型例证。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西方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但却是更大的野心，那就是用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国际规则容纳并整合冷战前后加入由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国家，比如中国和俄罗斯及东欧中亚国家。在此，全球治理的“工具性”显现出来。

与其说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开启了全球治理的一个新时代，不如说它延续抑或强化了全球治理的进程与功能。尽管2004年形成的“巴塞尔协议Ⅱ”与2010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在银行监管政策倾向上背道而驰，但就应对全球金融风险的制度建设而言，两者毫无二致。因金融危机而升格为首脑会议的二十国集团（G20）例会，是全球治理得以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冷战”后发生的大国间力量对比持续变化，诸如气候变化与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日趋严峻，柏林墙倒塌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引起的负面后果（如收入差距扩大），近30年来科技进步特别是网络技术跃升与普及导致的各种全球挑战（如网络安全与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把世人的注意力汇集到全球治理之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因减缩其全球义务而引发的批评与担忧，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世人对全球治理的深切关注。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肇始于1971年重返联合国。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总体受制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冷战”格局，对美苏主导的两个平行国际体系持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直至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才开始正式步入全球舞台。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随着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以及国际形势的整体缓和，中国开始有限地参与国际机制。由于刚刚重返国际社会，因此这个时期中国主要以学习和适应国际体系或规则为特点，虽然也参加各类国际机制的会议、谈判、讨论，但是尚未真正融入其中，对于会议所讨论的议题、治理机制的规制等问题既没有多少话语权，也相对缺乏参与意识。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全球情势的变化，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广度和深度均大幅提升。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作为不仅对亚洲诸国应对困境走出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参与区域和全球治理的自信心和责任心。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体实力稳步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态度变得更加积极主动。2001年成功加入WTO，成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个里程碑。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把G20推到了全球治理的风口浪尖上。鉴于G20俨然成为全球治理的最主要的平台，中国自然地成为其最不可或缺也最活跃的成员之一。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而为推动和优化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动能。2014年中国倡议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可以被看成是至少与加入WTO具有同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从相当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的创立，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成功地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困境的发展理念和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争取更多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诉求。2017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对全球经济治理存在的问题做出进一步的精辟阐述：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全球金融市场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难以有效化解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荡、资产泡沫积聚等问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性越来越突出，国际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随后，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首次系统阐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方案，勾勒出全球治理的长远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