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的历史真相（上）
一、陆总长到达巴黎；代表团内部名次问题
陆徵祥外交总长一行定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一日抵达瑟堡，但船到瑟堡的准确时间未定，火车到巴黎的准确时间更无从得知。公使馆参赞和武官几次向我们通报有关抵达时间的情况。我在唐（译音）将军家里，其他外交官在自己的寓所或公使馆内，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候着去车站迎接从北京来的外交总长和其家眷以及随行人员。一直到凌晨四时，我们才确知火车将于半小时内到站。大家急奔车站，总算及时赶到。这次迎接的阵容声势浩大，凡是当时在欧洲的中国外交使节团的团长，几乎全部出席，在月台上排列成行，同法国外交部和新任命的和会秘书长办公厅的许多法国代表以及许多法国代办站在一起。陆总长一行下车后随即前往吕特蒂旅馆。那是中国代表团的总部，所有的中国外交使节团团长在那里都有房间，我也有一个办公室。
当天下午，陆总长召开首次会议。与会的中国外交官们所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能够指派几名代表出席和会。显然这个问题在陆总长的心目中也占主要地位。据悉仅分给中国两个席位，他显然对此大失所望。起初，陆曾得知主要协约及参战国每国将获五个席位，他认为中国总可获得五个席位的，所以不仅给我，还给其他大约五六名公使发出电报，邀请我们每人都参加代表团，并作为一名代表。现在，陆先生的处境十分困难。他是一个优秀的法语学者，他和法国一直保有密切联系，因此他毅然往见法国外长和据悉将任和会主席的法国总理，他对这两位先生寄予极大希望。
与此同时，陆先生让施肇基先生和我分别与英、美代表团再次就席位问题进行磋商。美国代表团一如既往，对此深表同情。他们向我保证，威尔逊总统将给予支持。他们还指出，席位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利益，与其他国家也有关系。例如，巴西和西班牙也在请求增加席位。然而，中国代表们的四处奔走共同努力并未能带回多少鼓舞人心的消息。我们感到，仅有美国将支持中国的要求，如不能获得五席，至少也要多于两席。
法、英的反应令人沮丧。法国外交部的回答尤其如此。他们向陆徵祥先生解释说，一个国家在和会上的地位是要由该国在战争中为协约国所做过的努力来确定的。当时获悉，巴西有发言权的代表已由两席增至三席。陆以此为据，在法国外交部进行争辩，强调也应照此对待中国。但是，法国说，中国对协约国方面实际帮助甚少，而巴西海军曾巡弋南大西洋，保护了协约国运军火的船只，对协约国贡献甚大。
一月十八日下午，和会正式开幕前三十六小时，陆总长召集中国代表团开会，中国驻欧各国使节团团长全体到会，自然也有我这个从华盛顿来的驻美公使。许多从国内来的顾问和主要驻欧使节团的参赞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要决定中国参加和会的正式代表，以便陆总长呈请大总统颁布任命。但此类涉及人事的问题，在座的公使没有人愿意提出任何建议。有人建议由总长决定。这时，陆情绪激动、踌躇不决，很是为难。但他最后终于宣布，为国家全局利益，并鉴于需要美国、英国以及当然还需要法国的帮助，拟请大总统任命五位代表。这也是因为陆总长已在法国外交部弄清，中国虽然仅有两席正式席位，但每次与会人员可以掉换，不限于固定二人。陆总长接着说，他想让王正廷任第二代表，我任第三、施肇基博士任第四、魏宸组博士任第五代表。他说，他所以考虑让魏任代表，是因为魏曾任外交部和会筹委会秘书长并擅长撰写中文公文，对此经验丰富。他还说，他极愿让驻巴黎公使胡惟德先生任代表，所憾席位有限，无法如愿；但是，胡虽非正式代表，将和正式代表享有同等地位，同时他将有赖于胡的合作，而驻巴黎公使一职正可使胡为代表团助力，他希望胡能理解这一点。
胡惟德是个具绅士风度的老式外交家和学者，态度自然地答道，他虽无特别头衔，亦将继续效劳；请陆总长放心，他于头衔并无所求。
接着，我便发言。我说，此次任命还以我列第五为宜。在外交界，施博士资历比我深，魏公使年龄比我大。而且，魏在一九一二年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是我的顶头上司，我那时只是他手下的一名秘书。不管怎样，名次对我是毫无影响的，我将继续工作，一如既往。我所感兴趣的只是即将开展的工作。
陆总长说，就那些与中国利益有关的问题而言，和美国代表团的接触最为重要。而我是与美国代表团保持密切接触的当然人选。至于魏先生，他是负责用中文起草文件以及负责代表团内务工作。魏先生列第五也符合他本人意愿。
我又坚持道，关于魏先生的情况，我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施先生，还是将他列于我之前为妥。陆总长最后总算是理解我的想法了，他宣布，名单将排列如下：陆徵祥先生、王正廷先生、施肇基博士、我和魏宸组先生。于是驻巴黎公使馆参赞、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燏负责准备致和会函件，签字后立即发出。魏先生负责拟写电文，呈请中国大总统按所报名单予以任命。电报也及时发出。
对我来讲，我觉得困难问题已经解决。但出乎我意料，北京推翻了这种安排。第二天是星期天，岳先生打来紧急电话称，陆总长想立即在他下榻的吕特蒂旅馆和我见面。我先去秘书长办公室，弄清为何如此急迫。他让我看打字机上快打完的函件稿。这个函件请求撤销二十四小时前致和会秘书长的函件，说明顷接大总统训令，中国代表名次应排列如下：陆徵祥总长、顾维钧、王正廷博士、施肇基博士、魏宸组博士。我当即对岳先生说：“请勿发出，我要与陆总长谈谈。”
到陆总长那里之后，我发现他身体不适，心烦意乱，衣着不整。他默不作声，递给我一封电报，那上面有大总统关于五位代表名次的训令，将我列于王博士、施博士之前。我对陆说，这种改变令我吃惊。总长可以对北京进行说明，正式通知已经发出，不宜仅为代表名次而撤销原件，另发新函。我又说，任何这类突然变化都会使人产生不良印象，或者损害总长本人威信。外交总长毕竟是和会上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代表。
陆总长虽然看上去心情有些不快，但他态度很坚定。他说，不，由他签发的函件只不过是外交部函件，而载有大总统训令的电报高于任何外交部函件；总统的意愿必须尊重，我们都是政府的仆人。我对陆说，我名列第二还是第四，对我本人都一样，但是您身体欠佳，恐不能保证参加所有的会议。在我坚持己见时，他说道，他曾接过一封非正式电报，告诉他国内的形势，也表示了大总统和政府方面对他健康状况的忧虑。在北京政府心目中，如陆不能自始至终坚持工作，则应由我去代他为中国辩护。陆认为，在这点上北京是正确的。鉴于国内政治情势，如陆本人因健康关系不能经常参加会议，自然不便让南方的代表王正廷博士来代表中国政府。他最后说，他叫我来仅仅是为了通知我此项训令，至于函件的拟稿及发送已让岳先生去办理了。
看到没有争辩的余地，我只得告辞。从旅馆出来，我便去岳先生的办公室，将情况告诉岳先生。我让岳先生去请陆总长再考虑一下，先勿发文，名次问题仅涉及两名代表，事情不大。但岳先生说：“陆老让我速拟函件，他要立即签发。”我回答道：“这是我们内部之事，与和会并不相干。”岳先生说：“你我都知道，他一旦拿定主意是决不变更的。”我便说，我去和施肇基谈谈，他与此事关系最大。
我直奔施先生的公寓。他高兴地接待了我。我说，北京刚刚来电，我从吕特蒂旅馆来，陆总长给我看了一份大总统关于任命代表的电文。我刚一提及此事，他便迫不及待地向我询问电文内容。我告诉他后，见他面色铁青、愠然不语。我便劝他不必为此多想，我不想接受第二代表的名次。我说：“你在外交界资历比我深得多。至于我的工作，我觉得任何工作都同样重要，并不存在某种工作更为重要之想。你对我尽可放心。如果你想知道是何道理，我可以告诉你，除了公务上的考虑，我还有我个人的理由：我比你年轻十岁，我比你多十年的机会。”
施博士依然一言不发。谈话既已无法继续，我便去看望施夫人——我与她有亲戚关系。我向她保证，我并未主动谋求代表团内的地位，前天代表团开会，我还亮明过观点。施夫人教我放心，说她相信我，理解我的态度，她答应尽她之力去对她丈夫解释这一切。嗣后，我便告辞。如果北京政府改变大总统训令转而同意陆总长所荐名次；或者，如果陆总长接受我的提议，不向和会主席重新发函，那么，这种不幸局面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陆总长坚持发函。显然，陆此时也是进退两难，他感到形势对他个人来说可谓困难至极。他本人身体欠佳，北京知道这一情况。北京因恐陆再次犯病而作的准备也是十分正确的。陆在自北京赴巴黎途中已病倒两次。特别是在日本那次，由于身体不适，他只得放弃驻日公使与日本外务省及皇宫为他安排好的全部计划。
我已预感到，他决定通知和会变更名次一事，必将使代表团成员之间难以相处。同时，陆显然也很清楚，他不能无视总统训令。
以上是陆的为难处之一。另一方面，他感到有责任、有义务为王正廷博士保留第二代表的位置。他在一次代表团会议上对此做过说明。他说，在纽约时，他个人曾对王正廷博士做过许诺。那时，他在劝说王博士参加代表团以便中国南北双方能一致对外出席和会。陆总长对我明确说过，他曾对王正廷博士讲，无论中国分为几席，王也将就任代表。如果中国仅获三席，王正廷博士将居其一；如果中国仅获两席，王仍将居其一。陆认为自己必须守信。这倒并非仅仅出于个人原因，也是为使中国能得以统一对外。但是结果却是：王正廷博士名列第四，施博士列第二，我列第三，这将在代表团内造成何等的摩擦，不久便可看到。
二、在和会上代表南方军政府问题
南方代表问题，在和会召开之前，即曾使北京政府困扰多日。南方军政府原一直希望能获得某种正式代表权，但这在国际上显然是不可能的。王正廷博士一直热切盼望能作为中国代表团中的南方代表参加和会。王博士本人也确曾借助于他个人的一位美国朋友穆德博士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建议美国驻北京公使劝说中国政府接受这一想法。美国公使便在和徐世昌大总统的一次私人会晤中提出此事。与此同时，从一九一八年夏初或春末起，王正廷博士一直住在纽约，直到与陆总长同船前往巴黎。我在离开华盛顿之前也曾接到报告称，王透过会晤美国要人和他个人的朋友，暗中活动，以求得到美国对南方的同情。
在陆总长离开北京之前，他在政界的一些朋友曾建议，中国在巴黎需要显示出全国统一对外。我本人也早就从华盛顿发出过电报，作过这样的建议。我所以如此提议，是因为南方军政府的代表们曾代表他们的南方政府在美国为反对北京政府而大肆活动，给我留有极深的印象。他们称北京政府为北方政权，称我为北方政权的发言人。比王正廷更为活跃的是广州正式派出的两个人。他们代表南方发表了许多公开声明，和举行过记者招待会。郭泰祺先生、陈友仁先生，这两个人和王博士不同，他们曾到过华盛顿。也就是在他们访问美国首都时，我曾在公使馆请他们吃过饭。记得我派了一位参赞去作私人邀请，并向他们说明，我请吃饭纯属私人性质，仅仅意在老友聚首畅谈。因为我与他们相识多年，相当熟悉，他们对此解释充分理解，并应邀前来。谈话是极其坦率、友好的，但是我们各执己见，所论之事无一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坚决支持南方军政府，愿意看到北京政府垮台；我则站在我的角度上向他们解释说，国内的政治之争虽属不幸，然不足为怪；至于家丑外扬，则既无必要，也不明智。我说，当我获悉他们称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为北京政府的发言人时，我十分惊异，深感不安。谈到我本人，我认为，我是中华民国的外交代表。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的领土和管辖范围，我从不认为我代表的是几个南方省份除外的中华民国。政治之争应限于国内。我还记得我曾向他们指出，大不列颠的政体为君主制，但它同时又是最先进的民主政体之一。不仅平民，甚至议员也可以而且实际上经常公开批评政府。但是，在我的记忆之中，几乎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在国外的英国人公开批评自己的政府。换言之，内部的政见分歧最好是限于国内，这样才能保持政府在国外的威信。
他们对我所讲的一切未作直接回答。我想，他们也很难反驳我的意见。他们同样坦率地讲述了他们对北京政府的看法。他们说，北方政府是如何地不能代表中国民意，实际上，是一个军阀政府，不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代表。尽管我们意见不一，但由于我们之间长期存在的友谊，这次聚会善始善终，友好结束。双方都能谈论极其微妙的问题而无误解，也都依然怀着原来的友情分手告别。
郭、陈二人去巴黎比王正廷博士迟得多。他们主要不是去参加和会，而是去监视中国代表团。我从他们那儿还得知：王正廷博士根本不代表南方政府，他们曾私下明确指出，虽然北京政府任命王博士为代表团成员以代表南方，但实际上只有他们二人才是南方军政府所派代表。我对此倒并不惊奇，因为我回想起在王博士离美赴巴黎之后，我曾收到过华盛顿公使馆的一份有关报告。郭泰祺博士和陈友仁先生显然对于他们的政治伙伴王正廷博士不辞而别随陆总长赴法一事大吃一惊，极为恼火。他们的声明不承认王正廷博士是中国代表团内南方军政府发言人的说法，后来到达巴黎的汪精卫先生、伍朝枢博士等其他广东军政府领导人又不止一次地证实了这一点。
汪先生和伍博士也是代表南方军政府来此观察中国代表团以及有关中国在和会上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陆总长在北京曾亲自致电在广州的伍朝枢博士，邀其参加代表团。伍在复函中仅提出了某些政治条件，而未明确表示是否参加。所提政治条件之一是，北京的政治制度应予改革，以便使其更能代表全中国人民。信虽写得委婉含蓄，但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南方军政府反对北京政府并谴责其政策之性质和原则。伍朝枢先生最后由南方委派前来观察和会和中国代表团。陆总长和我，还有其他一些人对伍都很了解。伍博士和我还曾在北京共事近两年之久。伍到巴黎之后，再度被邀参加代表团，名义上取代魏任第五代表，但他并未在和会上起积极的作用。
就北京政府而言，对任何由南方派出的观察员或代表都不承认其为另一政权的代表，然而，我们，特别是我，都急于随时将代表团的工作告诉他们，因为我们认为，代表团是代表全中国的，对任何人，甚至是南方军政府的支持者，我们也没有需要隐讳的事。
三、代表团内的初期摩擦
变更代表名次的后果极为不幸。它在代表团内，特别是在以王正廷先生、施肇基先生为一方，以陆总长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纠纷。同时，在代表们开会时，我有时也成了批评目标。
在和会正式开会后的第一周内，大家都忙于和会各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并进行各种活动，使中国选入某些委员会。王正廷博士和施肇基博士分别在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工作，我则每天去参加国际联盟委员会的会议，有时一天两次。同时，我还要准备备忘录，有些备忘录分派给顾问们，如严鹤龄博士等人去写，我本人要起草的有三四份。施博士起草两份，一份是关于外国在华开办的邮电机构，另一份是关于外国驻军的。
代表团内发生的第一次公开摩擦，是指派我给以威尔逊总统为首的委员会起草国联盟约。陆总长显然把我看作是这个问题的学者，他读过我写的关于国联问题的两份备忘录，极为欣赏，签字批准了我首先提议的、并随后付诸实施的、使中国进入委员会的方案。由于我是中国在该委员会中的唯一代表，每次会后，我都写出报告供陆总长和同僚们参阅。同时，因需迅速向国内汇报，每次报告内容也即刻电呈北京。有时陆不在，电文甚至不经陆总长过目便即发出，以使北京随时掌握会议动态。外交部因急于知道国联问题的进展情况，曾特别指示代表团以最大可能尽快汇报。北京不止一次来电告知总统和总理期待收到关于国联委员会工作进程报告的急切之情。我的办法是将拍发国内的报告抄存一份在代表中传阅。但是，我的报告不断受到施肇基先生和王正廷博士的攻击。然而，他们的批评显然并不准确。因为批评得不对题，看来主要是有意使陆总长和我难堪。
他们曾有过这样一次措辞严厉的批评，说我有一份电文歪曲了国联委员会讨论中的真实情况，这种歪曲有损于中国，因为它使得中国好像不必要地站到了主张君主政体的国家一边。他们说，电文支持了以袁世凯为皇帝的洪宪政权。这可真是令人吃惊。他们显然是完全误解了“帝国主义”这个词。这个词主要是指一种主张殖民主义的政策，而非意指政体。我的报告中所涉及的是英、法等这样的国家，为维护其殖民政策，提出了一种委任统治制度来解决接管德国殖民地问题的观点，事情不过如此而已。但他们硬说我的电文弦外有音，而把这作为攻击陆总长的论据，说这一电文肯定出自陆的授意，因为陆于洪宪帝制时曾任过国务卿。他们的论点是，我本应表明，中国反对任何君主制政府，因为中国是共和国。但是，他们把“帝国主义”一词解释为“帝王的统治”了。
代表团会议于是便成为王博士和施博士二位代表吹毛求疵、肆意攻击陆总长或我的集会。在名次问题造成代表团内部矛盾之后的第一次代表团会议，是施肇基博士建议召开的，为的是任命一位新秘书长来负责会议记录和执行代表团交付的对外任务。当时办公室秘书长是胡惟德公使手下的参赞岳昭燏先生，他一直和陆总长在一起工作，与法国政府成员及各国驻巴黎外交使节团都极为熟识。但是，因为他曾为陆总长起草了变更代表名次的函件，而且他未与施、王二位协商，也未听取我的建议暂且留下不发，以容再作考虑，而径将该函发出。所以，施博士和王博士显然对他很不高兴。这二位先生直截了当地攻击岳先生是陆总长的私人代理，并认为代表团应当任命一位事先取得全团同意的秘书长。听到这样的批评，真令人难堪。接着，施博士又提议，由他自己所信任的助手、驻伦敦公使馆一等秘书施斌先生来取代岳先生。王正廷博士附议这项动议。我表示反对，说，岳忠于职守，勤勤恳恳，他在巴黎交游广阔，完全称职。施博士说，既已提出动议并得到附议，请主席付诸表决。当然，除施先生之外，并无他人提议，除王先生之外，也无他人支持。我又说道，施自然有资格提出动议，但我以为岳先生工作甚佳，实无更换之必要。与会的代表和顾问们缄默不语。那次会议，有许多公使出席。如：驻丹麦公使、前驻柏林公使颜惠庆，驻罗马公使王广圻，驻西班牙公使陈霖，驻荷兰公使唐在复。出席会议的还有许多其他中国外交代表。他们或是认为自己无权表决，或是因为不知道这一提议背后暗藏的目的，或是因自己仅是顾问而不愿参与代表之间的私人争吵。魏宸组先生赞同我的发言，他也认为换人并无必要。会议主席陆总长是一位温文谦逊的绅士，而且显然遵奉着老子哲学。他并未反对，只说他本人同意通过这项动议。于是，岳先生退职，施先生立即上任继岳先生负责代表团会议记录，但对和会方面，岳仍是代表团秘书长。在代表团内部正式提出一项动议，得到附议并付之表决，这还是第一次。据我回忆，这也是唯一的一次。
四、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十人会”上阐明中国立场
中国在“十人会”上的论辩关系至大。因为对中国来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山东问题都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同时，也是和会必须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原来一直期待在会议过程中，中国能有机会被邀为自己辩护，但没料到机会来得如此之快。那是一月二十七日的午饭时分，我们第一次获悉，中国将被邀出席下午的“十人会”会议阐述自己的立场。这一消息是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士出于友谊预先通报给我们的。他说，日本已在上午的会上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它要保留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威廉士非常希望中国代表团能为论辩做好准备。他还说，和会秘书长将会发来正式邀请函。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就餐的同僚们。
这个消息对每个就餐的人来说，都不啻一个晴天霹雳。当时在场的有施肇基博士、王正廷博士、魏宸组先生、胡惟德先生和岳昭燏先生。所有的代表，包括陆总长在内，都已习惯于共进午餐，并利用进餐时间商议工作。陆总长引人注目地没有出席。他是因患病卧床，未能参加午餐聚会。岳先生当即主动去给迪塔斯塔先生打电话。迪塔斯塔是法国驻瑞士大使，和会秘书长、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的密友。岳先生带回消息说，迪塔斯塔正在准备邀请函，一俟签字即送达代表团。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刚才威廉士先生打来的电话。代表团全部内争这下似乎都从在座者的头脑中消失了，人人保持着沉默。我充分意识到，同时，我断定别人也都充分意识到，中国代表出席下午会议的重要性。
我们正在讨论，邀请函送来了。到会时间定于下午三时，可此函来时，两点钟已过。我说，此事必须立即报告陆总长。岳便上楼去报告。但是，岳带来的回话是，陆总长疾病缠身，无法赴会，让我们自己决定赴会及论辩人选。时间早已两点多了，我便说，人选之事，并无问题。根据级别，我提议王正廷博士、施肇基博士赴会。我是了解施肇基博士和王正廷博士心理的，我本人又一直因并不看重名次而从未想过要名列于施博士之前，所以，这次无疑应由王正廷博士和施肇基博士代表中国出席。和会方面对与会代表倒并无特别要求，谁去都行，它不管中国自己任命了多少名代表，每次出席会议的代表可以是其中任何两名，——今天甲、乙，明天丙、丁或甲、丙，或甲、丁。
施立即答道：“我不想去。我从未准备过这个议题。”他又指着我说：“该去的话，就该你去。因为你一直在研究准备这个议题。”我答道：“我想，虽说两人列席，发言可只是一人。团长陆总长缺席，自应由第二代表王正廷博士来发言。时间紧迫，大家不要客气了。”和会秘书长需要知道到会代表的姓名，会议主席要在会上宣布姓名，我催促大家迅速取得一致意见，以便岳先生通知和会秘书长。我说：“反正是王正廷博士发言，施肇基博士去，也无须开口的。”王博士说，如果他非去不可，他可以去，但他不发言，并指着我说，顾博士应该去，并且应该代表中国代表团发言。我说，发言自当有人，但我不想发言，还是施博士同王博士去才是。但王博士说，只有我同他去，并担任发言，他才去。至此，我只得说道：“是的，我不否认我一直在准备这个问题，也知道一些情况，但是，最终并未准备出什么东西来，再说，我们大家也未曾讨论过。”此事到此不了了之，施肇基在恳切表示不愿赴会之后便离开饭桌上楼去了。接着，王正廷说，我是必去的，至于他自己，如不发言，去亦可。我说：“你是第二代表，陆缺席，你理应代理。”但他说：“我无准备，你有准备，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便说：“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我来发言。我只有一个条件，当他们请中国代表阐述观点时，你要起身宣布请你的同僚来代表中国讲话。你只需说这一句话。”王回答说，如果我坚持，他可以这样做。于是，我们就此最后达成协议。有此谅解之后，我们决定前去赴会。
我们于三时准时到会。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十人会”的会议，因为这次“十人会”纯粹是为要解决中、日直接有关的“山东问题”而召开的，克里孟梭主持会议。我想，这是因为他是和会主席，所以，根据职权，他同时也是“五巨头会”和“十人会”的主席。
会议室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子，到会代表大约有二十五至三十人。劳合·乔治先生、阿瑟·贝尔福先生、威尔逊总统、蓝辛先生、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和他的外长桑理诺男爵在会议厅内坐于主席右侧，我们在左侧相向而坐。房间中央的几排座位上，除了几名其他国家的代表之外，几乎全是日本代表，其中有牧野男爵、西园寺侯爵，还有日本代表小组的其他代表。
当主席请日本代表团阐述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观点后，牧野男爵发表了一个十分简短的声明，声称日本尊重日中之间的成约，并说，山东问题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之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他还陈述了日本在战争期间为协约国事业而作出的贡献。
这份声明显然不具说服力，原因很清楚。牧野讲完之后，克里孟梭请中国代表团考虑是否对日本声明作一答复，抑或需要一定的时间以作准备。我和王正廷商量了一下，然后王便对主席说，将由我答复日本声明，但需要时间以准备中国的声明，克里孟梭说，“十人会”将很高兴能在明天听取中国方面的声明。会议随即休会。
第二天，一月二十八日，我们再次出席“十人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山东问题是议事日程上的唯一问题。克里孟梭请中国代表团按照前一天的商定宣读中国声明。我催请王正廷博士起立，说明他已要求他的同僚顾维钧来阐述中国政府的观点。于是，主席叫我发言。我没用讲稿，谈了半个多小时。虽说这不过是一次即席发言，但因我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并一直在制订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我思想上是早有准备的。我刚一讲完，中国代表团就鼓起掌来。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坐在前排主席对面的代表中，也有很多人跑来跟我和王正廷博士握手。整个气氛与前一天日本代表讲话之后出现的冷场对比鲜明。
克里孟梭说，他希望得到一份刚才所述中国观点的书面声明。他又问，这一声明能否在两三天内交来。我说，中国代表团想提出一份尽可能充分的声明，所以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和本国政府联系，以得到所有必要的资料。其实，时间也不得不推延，因为和会主席也有将中日协定内容附于声明之后的要求。最后，和会主席同意给一周时间，在这一周时间之末，须将附有中日所签订的各种协定的声明送至“十人会”。
在我们离开房间时——应该说，是在离开房间之前——许多与会者，主要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有一些法国人，将我们团团围住，说，他们对于中国这一声明印象极好，还说，会上这么多大国代表向我们祝贺，对中国可是个好兆头。
“十人会”的活动虽说是秘密的，但是各主要协约国及参战国都有自己的新闻发布官。这些新闻发布官惯于在会议结束后接见报界代表。于是，白天的会议新闻到晚上就在当地报纸上刊印出来了——当然，是一般的报导，但是它特别强调中国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扬。显然，这一消息也传到了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因为在以后的若干天内，我们收到许多致代表团的贺电。在贺电中，人们称中国的论辩是杰作。这些贺电中，有中国大总统、总理、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首脑发来的，还有各省当局和山东省公职人员、学生联合会等发来的。有关那天会议的所有报导，在国内，也在巴黎的友好人士中间唤起巨大的希望。人们认为中国的论辩将会获胜。中国代表团内的许多人也同样乐观。我本人自然颇受鼓舞，对于论辩受到欢迎亦觉快慰。但是，声明受到称赞是一回事，最终得到有利的解决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五、公文递送箱遗失；提出书面声明
我更为关心的是准备书面声明。当天晚上，我向陆总长和其他代表作了报告，又把他们请到我的住所来吃饭，同时开个会讨论一下这份书面声明的总纲。我们对声明本身讨论得并不多，因为他们都说，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知道应该在声明中写些什么。
于是，我们转而着重讨论对于克里孟梭要求附于声明之后的中日协议应如何处置。我有一张草拟的单子，列有中日所签的各种协定，但是北京来此的顾问们看后认为并不完全。王正廷和施肇基主张附上全部协定。我同意，但我告诉他们，我在华盛顿收集的资料中，几乎没有任何于一九一八年秋所签的协定。外交总长随身带来的文件中也没有这些协定。于是我们一致决定立即（致）电北京要我们与日本缔结的各种协定文本。
从外交部带来的资料，大部存放在一个公文递送箱内，但这个箱子不幸遗失了。我从华盛顿带来的资料中，有关国联问题的资料相当完全，但有关山东问题的资料却短缺甚多。许多与日本签订的密约，特别是各借款协定，政府当时连驻外使节团亦未告知。递送箱的遗失颇为神秘。这是一个装有有关满、鲁、蒙、藏问题绝密文件的文件箱。它在何处失落，无从得知。在日本失落的可能性最大，可这又和所了解的情况相抵触。有些人说在纽约港码头上见过它，可又有些人说，在美国旧金山或纽约都未再见到过它。于是，华盛顿中国代表团和纽约领事馆之间联系频繁，电询此事。邹玉成（译音）总领事奉命会见了轮船行李处和码头上的管事人，但一切努力皆无所获。公文递送箱一路上是随同陆总长一行横渡太平洋的。我总觉得，它是被日本情报部门蓄意窃去的，因为大木箱内装的文件只有日本才深感兴趣，其他人是不会觊觎它的。
日本的情报工作无孔不入，对于这一点，我是领教过的。记得在一九一三年，我首次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同时负有赴伦敦的特殊使命，从北京出发。那次，我也随身带着一些文件。京师警察厅派出两名彪形大汉做我的所谓侍从，沿途保护。他们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地守着箱子，每人十二小时。一个人吃饭时，另一个人就接班。因此，箱子一分钟也不会失去监护。从朝鲜到下关后，我上岸了。在那儿，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日本人已知道我将要抵达该国。就在我等候搭乘火车赴东京的时候，我发现，有一男一女在盯我的梢。我很恼火，为了摆脱他们，我走进车站阅览室，拿起一份报纸来看。我不懂日文，所以看的是英文报纸。那姑娘也跟进来，挨着我坐下，同样拿起一张报纸浏览，她的同伴随后也进来，走到桌子的另一边。我在看报时，向右瞥了一眼，想看看她在看什么。不料，她竟是倒拿着报纸在看。我断定这两个人是在注意着我的行动，因为我每和秘书谈话，他们就走过来偷听。所以，我们通常都必须严密地守护好文件。
递送箱一直未能找到。我原希望能获得提供全部必要细节的文件，外交部也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递送箱的遗失使这一希望落空。我们只得电请北京将和会开幕前几个月内中国缔结的协定和换文告知我们。这些协定内容很长，电报又要译码，常常还会因字迹不清或有所遗漏而不得不再向北京电询之后才能整理清楚。出于某种原因，北京曾几次复电，说全部协定至此已电达完毕。但我们仍然发现有所遗漏，于是再次去电索要，这样，北京才又电告我们另一份协定。有些代表，特别是王正廷和施肇基认为北京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并不想让代表团得悉全部协定。不管这种看法是否正确，事实是，直到最后我们还是发现文件不全。遗漏的协定中有：合办铁路协定和参战借款协定。
与此同时，根据我们上次晚餐所商定，由我来准备这份总纲性声明。我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写完，交由其他代表通过。岳先生告诉我们，和会秘书长曾打电话询问声明还需多久才能递交，他们正在焦急等候。中国代表团，特别是我本人，也急于将声明赶快写完，但此事很费时间。最后总算大功告成，在由岳昭燏先生递交和会之前，召开代表会议最后通过。
临到快要送出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份备忘录，包括中国正式声明和有关的协议附件，应该按照惯例的样式包装送出。那时在我的住所，包括管家在内共有十个人。我们找不到缎带，但我坚持要用。我记得那管家急忙出去买来一些，可是连包扎一份也不够，而我们却得准备好几份文本，不仅要向“十人会”递交一份正本，还要将副本分递各主要代表团——美国、英国及其他友好国家的代表团。我们围坐在饭厅的餐桌旁，忙了整整一夜。我颇感孤单无援，因为在座之中我是唯一的代表团代表，其余的都是办公室的秘书，他们对如何得体地包装一份正式外交文件，毫无经验。
六、代表团内部困难加深；陆徵祥的遽然离去和归来；讹传我订婚
书面声明递交和会之后，我和同僚们都料想“十人会”会用一定的时间来讨论声明并作出结论。我们最初获得的印象是很好的。在进行论辩后的几周之内，无论是在宴会上，还是和友邦代表见面时，谈话总是给我们以鼓舞，使我们认为，中国的论辩已经获胜。
当时，已有大批中国政治家来到巴黎，他们是专为来观察和会向代表团献计献策的。其中有许多是各政党的首脑人物。如国民党的汪精卫先生、张静江先生、李石曾先生及该党其他要人；有与国民党对立而与北京政府合作的研究系领袖梁启超；有所谓交通系的领导人；也有民本社的代表，我想其中可能有张君劢博士和李教授，李曾在美国各大学执教，和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馆有过通信往来；还有中国青年党首领曾琦和左舜生这样的人。这些政党领袖们看来大都认为中国将在此案中获胜。同时，根据代表团所收到的贺电来判断，获胜的看法在国内肯定也很普遍。
与此同时，代表们之间的摩擦却日趋严重。二月初，代表团召开一次会议。通知是十时开会，我到会稍许提前两三分钟。这已是我的一种习惯。我到会议室时，除新任秘书长和一二名秘书外，还没有人来。通常在长桌上首给会议主席陆总长留有一个座位。可这次我看到那儿放着两把椅子，我第一次见到这样一种奇怪的安排。于是，我问新任秘书长，这是什么意思，谁叫这么做的。他说，这是一位叫赵麟荪（译音）的少校让这样做的。赵少校是作为王正廷博士的私人秘书来到巴黎，经过我同意了王的要求，才得以进入代表团的。据施斌先生讲，就是他重排了座位。我又问，这是为什么。施说，赵告诉过他，王正廷博士代表南方，如同陆总长代表北方一样，既然地位相当，就应像联合主席那样并排就座。接着，更为有趣的情况发生了。在大家步入会议室时，陆总长对这样的座位安排皱了皱眉头，但是他在紧靠着我的左侧椅子上平静地坐下。而王正廷却神态庄严地走进门来，坐在右侧椅子上。这简直是一幅喜剧画面，陆总长显然吃了一惊，以致有片刻时间一语不发。这时，王正廷博士竟无所顾忌地宣布开会，并且要求听取汇报。会议进行中，王正廷得寸进尺地把肘部向左侧挤去，每挤一次，陆总长便不得不挪让一次，直至最后离开桌子，坐到我这一边来了。但是陆总长并未作声。显然，其余的人此时即使没有对王的丑态厌恶，也是深感不对头。但是，会议依旧继续。我记得，我当时一言未发，一直按捺着未作汇报。直到最后，我提请大家注意这种我所看不惯的座位变化。我指出，陆总长是外交总长、代表团团长。我还记得，我当时说，我们必须先澄清这种局面后再开会。那次会议的内容倒并不重要，除了秘书长的例行汇报之外，别无其他。
翌日，陆总长称病未到会。不久，便离开巴黎，去向不明。甚至连陆最亲密的朋友、他毕生的支持者、驻罗马公使王广圻和陆的另一位亲密朋友、驻巴西公使夏诒霆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我们对此不仅骇然，而且不知如何应付这种局面。代表团内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施博士和王博士，另一派同情陆总长。我记得在和魏宸组先生进行了一次简短商议之后，召集了一些顾问和专家开会。我坚持尽管陆总长缺席，工作还应继续。这次会议没有邀请代表参加，它实际上仅是在办公室内举行的一次私人性质的非正式会议。我觉得大家应该按照所分派的任务继续进行准备工作，同时要竭尽全力查明陆总长的去向，并把他找回。这些事情都迫在眉睫。王广圻先生曾报告说，陆总长很可能去了瑞士，他在洛迦诺湖畔有一处寓所，那是他最喜爱的休憩之地。
在二月份，陆先生不在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仍然继续工作。到三月中旬，七份体现中国迫切要求的备忘录已准备就绪，并递交和会。
北京得知陆托辞休息已撇下代表团从巴黎转赴瑞士后，大为吃惊。这时巴黎有谣传说，梁启超先生已离京前来，将代陆任代表团团长。事实上，总统和总理从前曾电告陆氏，梁先生与和会筹委会来往密切，一直在研究对中国有影响的种种问题。而陆总长总是设法让梁充分了解正在处理的问题情况，并想让梁参阅包括机密文件在内的全部文件。代表团的成员并不轻信这一谣传。但梁启超，他的政治背景一向被认为在涉及中日关系的问题上态度是较为和缓的。当时的这种印象可能未必真实，但由于梁在北京是总统的亲密顾问，又是支持政府反对南方的进步党领袖，这一传闻似乎又有些可信。三月上旬，陆总长回来了。那时，由于北京内阁改组，他已被重新任命为外交总长。他在瑞士时和北京有过通讯往来。现在得到的电稿表明，他一直在和北京就提高团长权力，俾便处理代表团内部问题进行商谈。他重返巴黎时，带着代表团总裁的头衔，同时拥有必要时可不经其他四名全权代表同意自己决定任何问题的权力。我料想这一着棋是专为对付那两位同僚的，他们在代表团内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陆先生回来以后，在代表团会议上，代表们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未改进，隔阂并未消除。对立更为隐蔽，而在偶尔暴露对立之时，矛头所指更多的却是我，而非陆先生了。
大概在五月的一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上海友人的来电，告知我《字林西报》发表了两整版的论文，矛头特别指向了我。论文以一则报导起首，说我为求与北京亲日派建立友谊，已和曹汝霖先生之女订婚。当时曹汝霖被误认为是北京亲日派首领。朋友的电报还说，文章对此评论道，中国何其悲哉，值此危急之秋，适逢国际间胜利在望，而国家赖之共济时艰的最卓越外交家之一，却与亲日派联盟，与曹小姐订婚，转而反对国家之利益。这一报导真令我不胜惊讶，以致无法相信竟会有人编造如此毫无根据的谣言。确实我认识曹汝霖，并与其在外交部，特别是当签订“二十一条”时共过事。但就我们所共之事而言，我始终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是拥护国家利益的。至于此外，他是否还做过其他对国家不利的事情，我则一无所知。
这一报导恰似晴天霹雳。我当即复电，请其查明谣言来源。上海很快复电，称谣言出自广州，系由通讯社发往上海。于是我猜疑此事或与巴黎情况有关，亟欲得知这一猜测是否确有根据。
两天之内，我未对任何人谈及此事。但是，当我接到上海第二封电报时，我决定去向一位和广州军政府关系密切的同僚询问此事。那是在一次由我出面招待李石曾先生的午宴上。李石曾是政界元老，那次午宴他坐于上首，王正廷博士坐于我右侧。午宴将尽之时，我对王正廷博士说，我有一事不明。近日收到上海来电，大意说我已和曹小姐订婚。但此事绝无可能。因为我虽丧偶，但却从未想过续弦之事。我又说，这消息是从巴黎传至广州，又由广州传出去的，所以我特来向他请教，不知他是否知道此事，抑或发出这消息的就是他本人。这时王正廷满面通红，答道：“是的。”我问：“你相信此事是真的吗？”他用中文答道：“有闻即报是我的责任。”我说：“这是私事，我们每天都开会见面，发电之前，你起码应该先问问我本人。”他脸色更红了，说：“我希望这不是真事。”我说：“你知道这不是真事。”这时他答道：“但是不光是我，伍朝枢也发出同样的报告。”谈话到此为止，我心里烦乱至极。想不到代表团内的同僚，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身份的人，竟会由于政治上的目的而出此伎俩。
那时，伍朝枢博士已赴纽约。我当即致函请他答复我，王正廷之言是否属实。与此同时，我去看望了汪精卫先生，我和汪认识已多年了。我将发生的事和王正廷的话告诉汪，汪听后勃然大怒，说：“咱们一起去见王，我要当你面打他耳光。他怎么竟能如此卑鄙，蓄意制造这类谎言。”汪精卫本人并未听说此类传闻。我知道，汪精卫有时爱使性子，我又不想制造事端，便劝阻了他。我说，我不过是让他知道此事而已，因为王正廷是代表南方的呀。汪说：“不，不，他太下流了——他的品质、他的行为都太下流了。”他又说，总而言之，王并不代表南方。王的那套观点在南方是遭到反对的。可是他不顾这些反对而自己跑到巴黎来。我无从得知这话是否属实，但是，它进一步证实了王正廷并不代表广州。在一月的第一次会议上，陆总长曾告诉我们，他所以想让王正廷先生在代表团内排第二位，是因为他对王许过愿。
我百般劝说，才使汪精卫先生打消了立即去找王正廷先生的念头。几天之后，我接到伍朝枢博士从纽约寄来的亲笔复信，信中说，他可以肯定地告诉我，王正廷是个撒谎者，他从未听说过我订婚的事。他要给王正廷写信，指出王是个撒谎者。对我来讲，事情也就到此了结了。自然我从中得到了一个教训：在政治生活中，是会有像王正廷那样全然不顾事实的人的。
曹小姐在北京，我在巴黎，我从未见过她。我不知道曹汝霖有几位千金，也不知谣传和我订婚的是哪一位。而且自从一九一五年我与曹先生在外交部共事以来，我们根本未曾互通过只字片语。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或《传记文学》第75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