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教 上1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仅有二，而三皇无闻焉。左氏所谓《三坟》、《五典》2，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否也。以三王之誓、诰、贡、范3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夫子叙而述之，取其疏通知远，足以垂教矣。世儒不达，以谓史家之初祖，实在《尚书》，因取后代一成之史法纷纷拟《书》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其同异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间世一出，补偏救弊，惫且不支，非后人学识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尚书》之教绝，其势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纤析矣。然法具于官，而官守其书，观于六卿联事之义，而知古人之于典籍，不惮繁复周悉，以为记注之备也。即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会、司书、太史又为各掌其贰，则六典4之文，盖五倍其副贰，而存之于掌故焉。其他篇籍，亦当称是。是则一官失其守，一典出于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征于副策，斯非记注之成法详于后世欤！汉至元成之间，典籍可谓备矣。然刘氏《七略》5，虽溯六典之流别，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于法曹，章程存于故府，朝仪守于太常者，不闻石渠、天禄别储副贰，以备校司之讨论，可谓无成法矣。汉治最为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后世之文章典故，杂乱而无序也哉！孟子6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则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识《春秋》之体也。何谓《周官》之法废而《书》亡哉？盖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诰、贡、范、官、刑7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春秋》比事以属辞，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与夫百国之宝书，以备其事之始末，其势有然也。马、班8以下，演左氏而益畅其支焉，所谓记注无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诗》亡，见《春秋》之用；《周官》法废而《书》亡，见《春秋》之体也。
《记》9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衍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幾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出，转讥《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记》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岂曰记言之谓哉！
六艺并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则齐桓、晋文，而宰孔之命齐侯，王子虎之命晋侯，皆训、诰之文也；而左氏附传以翼经，夫子不与《文侯之命》10同著于编，则《书》入《春秋》之明证也。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11，《洪范》特志《五行》12，而《书》与《春秋》不得不合为一矣。后儒不察，又谓纪传法《尚书》而编年法《春秋》，是与左言右事之强分流别，又何以异哉！
1 乾隆五十七年（1792），章氏在《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中云：“近撰《书教》之篇，所见较前似有进境，与《方志三书》之议同出新著。”可见《书教》篇亦作于是年，此时他已五十五岁。《书教》三篇，反映了他晚年成熟时期重要的史学见解，文章既谈论了史书的分类，又讲述了史体的发展和演变，根据各种史体的利弊得失，最后提出了自己欲创立一种新史体的设想。关于新的史体，从其文中尚可窥其大略。它是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本纪，实际上相当于按年编排的大事纪要。二是因事命篇的纪事本末，“略如袁枢《纪事》之有题目”，因为“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如“考典章制作”、“叙人事始终”、“合同类之事”、“著一代之文”等等。三是图表，“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在这三个部分当中，后两者又是共同“以纬本纪”。章氏认为，这种新史体的长处，“较之左氏翼经，无可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他很自负地说：“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至于具体办法，自云“别具《圆通》之篇”。可惜的是，由于他过早地去世，《圆通》篇未能留下。对于这个新史体，其好友邵晋涵说：“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是篇所推，于六艺为支子，于史学为大宗，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其评论之高于此可见。胡适在《章实斋先生年谱》中亦说：“先生这个主张，在我们今日见惯了西洋史学书的看来，固然不算新奇，但在当时，这确是一个很新奇的见解。”可见《书教》三篇，是研究章氏史学理论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章。
2 《三坟》、《五典》：相传为古代书名，文献中从未见过有记载关于该书之确切内容性质，汉魏以来有些人都在乱猜。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说：“古今解此四种（引者注：除《三坟》、《五典》外，还有《八索》、《九丘》）书者甚多，其书既早已只字无存，臆说何足据？”
3 誓、诰、贡、范：皆《书》体之名称，如《甘誓》、《汤誓》、《康诰》、《酒诰》、《禹贡》、《洪范》等。
4 六典：《周礼·天官》载大宰掌建邦之六典：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
5 《七略》：我国古代第一部目录著作，为刘向、刘歆父子所作。许多学术著作仅著刘歆所作。其实刘向从河平三年（前26）受命开始校书时，已将全部图书分为六大类，经过近二十年努力，到刘向死时，校书编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六大类中包括主要图书都校定了新本，每一新本又都作了叙录。刘歆正是在此基础上，继承其父未竟事业，才可能在两年之内完成《七略》编辑工作，故此乃刘氏父子共同劳动成果。该书为我国第一部有提要的系统图书目录，总结了古代图书目录工作一切优良方法和经验，系统分类著录了西汉末年以前的重要文化典籍，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科学文化成就的水平及各种学术思想体系和流派的发展概况。书名之称《七略》，因将全部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再加全书总录《辑略》。略者，简略之意，提要式简介各书。早已散佚。
6 孟子：姬姓，孟孙氏，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西南）人，是战国时著名思想家。齐宣王任为客卿，居稷下，为学者推为祭酒。晚年回邹，讲学著述而终。代表孔门嫡系正传，被后世尊为“亚圣”。今传之《孟子》，乃是其门弟子公孙丑、万章等编成后，再经他本人审阅文饰而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一篇，今仅传七篇。记载了孟子以及他和当时人或门弟子相问答的言行，集中反映了孟子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提出君主治国要行“仁政”；发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言论。全书文辞气势充沛，长于譬喻，说理雄辩而富有鼓动性。不仅是研究孟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而且对研究先秦史，特别是先秦政治思想史有着重要价值。汉文帝时，它和《论语》都被列为“传记博士”之一，地位仅次于《论语》。南宋朱熹以《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并列为《四书》，成为士人必读之书，并成为科举考试的根据。
7 典、谟、训、诰、贡、范、官、刑：皆为《书》体之名。如《尧典》、《皋陶谟》。训则是统治者的训话，《书》中的《盘庚》则是盘庚迁殷前对国人的训话。《周官》，言周家设官分职用人之法。《吕刑》，是周穆王用吕侯之言，训畅夏禹赎刑之法。诰、贡、范则见注c。
8 马、班：指司马迁、班固。司马迁（约前145—前87或前86），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名迁，字子长，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幼年从父司马谈耕牧于家乡，年十岁能诵古文，尝从董仲舒学公羊派《春秋》，又从孔安国学《尚书》。尽阅史官所藏旧史及皇家档案文书。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足迹遍及名山大邑，探访古迹，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备他日写史之用。元鼎六年（前111）奉命出使巴蜀，安抚少数民族。次年受父遗命，准备撰写《史记》。元封三年（前108）继父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始撰《史记》，同年与唐都共订《太初历》。在此期间还多次从汉武帝出巡，至长城、黄河等地。天汉二年（前99），因就李陵败降匈奴发表自己看法，触怒武帝而下狱，处死刑。为实现著史理想，而忍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因而对政治抱沉默态度，发愤著书。约于太始四年（前93）基本完成全书著述。时称《太史公书》，魏晋后始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分“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五大类，计一百三十篇，内容丰富，记载翔实。创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组织完备的新体裁——纪传体，把我国史学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在史学上树立了一块不朽的丰碑。班固（32—92），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彪之子。十六岁入洛阳太学，二十三岁父死归乡里，潜心修史。明帝永平五年（62），被人诬告私改国史而下狱。其弟班超上书力辩得释。出任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积二十余年，撰成《汉书》。文辞渊雅，叙事详赡，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整齐了纪传体史书形式，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后世奉为规范。书中《艺文志》主要是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而创立，虽然只是一种书目，但它不仅反映了西汉官府藏书的基本情况，更重要的还为研究学术发展史上各个学派的源流、盛衰及其长短得失提供了重要资料。以后正史中大都立有《艺文志》。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后来失传了，但《汉书·艺文志》却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古代典籍目录，在目录学史上具有很重要地位。
9 《记》：指《礼记》。此书是由战国至汉初著作选录而成，皆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载讲习礼仪的著作。汉宣帝时戴德选定八十五篇，称《大戴礼记》，其侄戴圣又选定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成帝时，刘向校书编定为一百三十一篇，世间便将此本称作《礼记》，并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今传本已不是大、小戴选本原貌，仅留四十九篇）。《仪礼》是记各种礼节仪式，《周礼》讲百官职务，而此书则重在阐明礼的作用和意义。它在儒家经典中，对后世影响仅次于《论语》。其中《檀弓》、《礼运》、《学记》、《中庸》、《儒行》、《大学》等篇，是讲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故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到了明代，在“五经”中取代了《仪礼》的地位。
10 《文侯之命》：是《尚书》的一篇，而“命”也是《尚书》文体名之一。本文是说申侯联合犬戎攻杀幽王，并和诸侯一起拥立太子宜臼为王，即平王。在这次政变中，晋文侯起了很大作用，因此对晋文侯辅助王室的功劳加以褒奖。
11 《地理》：指《汉书·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专著，它不单限于西汉地理，上自《禹贡》的九州，下至秦汉郡县封国建置由来和变革，以及西汉王朝的疆域政区、领土面积、郡县户口、垦田数字、山川方位、重要物产、城邑关塞、祠庙古迹等等都有详细记载，篇末还对各地区的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及海外交通作了综合的叙述，所以它也可称为是我国一部较早的历史地理著作。《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它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地理文献，写成于战国时代，将全国划分为九州，但并不是夏代的行政区划。
12 《五行》：指《汉书·五行志》。西汉后期，社会上讲灾异之风十分盛行，并且都用五行说加以附会，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如实地反映这一社会现象，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他本人也相信这一套思想，并力图利用天人感应思想来为巩固汉王朝统治服务，于是就在《五行志》中用阴阳五行说的论述加以附会人事。所以后来刘知幾在《史通》中曾立专篇加以批驳。当然该志里也记录了自然灾害、地震和日食等，保存了科学史的史料。《洪范》是《尚书》中的一篇，因文中曾有论述阴阳灾异之变，并认为这是天对人事的感应，于是刘向曾作《洪范五行传论》、夏侯始昌作《洪范五行传》，讲阴阳，说灾异，宣扬天人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