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所收录的信件，也是学界就此类文献所做的首次集中呈现和考释。它们为研究中国和亚洲的过去获取了一个关键性的情节。这个关键性，既不简单地源于信件内容，也不仅仅由于通信的最初启动是受力于敦煌莫高窟文献大发现，及发现本身的意义深远和重要，而更在于，在世界观的变化方面，在东与西的思想结构方面，在关于发现一个更大的世界和发现我们置身其中的地方的不确定性的态度转换方面，所做的发现和探索。在过去的若干个世纪里，中国和欧洲，都曾经更加确定地经历过它们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中国方面的显著案例，是鸦片战争摧毁了中国的文化自信，使清政府在统治末期不得不踏上唯西化是从之路；而西方同期日益增长的变化，是欧洲正在形成的反思和自我批判态度。

十九世纪及早期的西方学者经常在他们熟悉的社区边界之外进行探险，并确定无疑地预期，在这些遥远的地方，他们可能亲历的，是他们自己中较少数的、不成熟的、不规范的版本。确实，通过他们对遥远景观的观察，或在他们的话语中对人类群体的阐明与定义，西看新大陆，南看非洲，他们发现了那些『原始的』或『野蛮的』；东看亚洲，他们看到了停滞和萧条，其并成为给他们的文明打上势不可挡的进步的胜利标签的反照。

但是，甚至在二十世纪初欧洲帝国势力的持续扩张期，也仍然可以窥见上述文化自信的动摇和削弱。在《人类创造了自己》一书中，澳大利亚裔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捕捉到弥漫于大战中的情绪，通过指出『如果你的肺中已经充满了芥子毒气，如果你的儿子刚刚被炮弹炸成碎片』的现实问题，对『进步』中的自信提出质疑。当大战引起对欧洲优越论以及被强调的必然进步论等观念的批判时，在此之后的数十年，欧洲人的视觉转换已经清晰可见。例如在大战前二十年，欧洲学者在游历澳大利亚北部群岛时所做的观察。一八九八年，这群学者在哈登的率领下从剑桥出发抵达托雷斯海峡群岛。一开始，冒险进入这个『未知』对他们并不意味着什么，发回的报告中，对这个遥远社区的习俗和生活的描述也乏善可陈。但在之后的世纪中极速增长的持续性实践，充实了西方的叙事：在走向文明的阶梯式进程中，下层梯级也隐约可见。而那些看起来使托雷斯海峡群岛的旅行者们大开眼界的部分，也正是萦绕于这个遥远群落居民脑海中的真实部分——他们是如何认知自我，认知他们的世界，认知世界的过去与现在。

发现、扩张、不确定性，这些因素的集合，为保罗·伯希和与中国学者的通信互动提供了语境。双方都在地缘政治扩张的同一时段探索新事物，进行批判式反思，并对文化前提设定进行重估。在通信中，双方都在太多方面不得不自我认知，并向『他者』学习。义和团运动时，伯希和曾被困于法国公使馆，首次亲历了文化的『他者』最积极的表达。他也观察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的屈从。伯希和发现，当他和义和团拳民谈判时，他的家乡巴黎正在举办一九〇〇年度世界博览会，庆祝西方在一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最终引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帝国列强间的分裂也正在加剧彼此间的摩擦。

一如帝国列强中的每一位都在新世纪中稳步走向冲突一样，新世纪中的第一个十年，他们毫无悬念地在敦煌聚合，吸引他们并令他们兴奋不已的，则是刚刚在莫高窟发现的一批非比寻常的遗书。印英组由奥地利匈牙利裔英国人奥莱尔·斯坦因率领，来自俄国的奥登堡、日本的大谷光瑞、法国的伯希和本人均置身其中。这些通信，源发于那场集合，也源发于此前那些国家间服务于地缘政治的学术交往，并成为二十世纪的重要事件之一。聚合事件所带来的遗产，在国际范围内，在史学界、考古学界、汉学界，意义深远并被广泛传播。

交会的异常对称性正置于这些信件遗产中。当西方的前辈们可能已经习惯于观察其他社会，或习惯于倾听他者讲述故事时，伯希和却直接与中国学者们发生了学术互动。而这些学者，在教育方面，在对后来者产生影响方面，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这些被影响的后来者，在中国，在西方，建立起了国际性的学术话语。

十九世纪的欧洲学者看大陆，大陆被按照他们的方式分为东与西，并发现与欧洲对应的那些野蛮的、原始的、停滞的参照体；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也在看大陆，大陆又按照完全不同的方式被分为东与西。他们观察他们的欧洲和美国同事，分享全球研究的话语和诉求，并在这一领域保有一种优势和越来越突显的重要作用。在洲际学术融合和互动范畴下，两个相反模式的交会点，在这些引人注意的信件中被廓清了。同样引人注意的是，这些信件产生的机缘，则是一系列遗书的发现，而这些遗书，又正是早期连接东与西的相关文本。现在，这份遗产，均汇集在这卷辑注中。

马丁·琼斯（剑桥大学考古系教授）

二〇一五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