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又见长安

我的面前放着一张照片，照片的下方用英法德等六种文字写着“省城西安府北门”。我知道，这张历史照片的摄影师是德国人恩斯特·伯施曼（Ernst Boerschmann）13，不经意间，他也是中国建筑最早的西方研究者之一，写过一本《如画的中国》（Picturesque China -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 A Journey through Twelve Provinces），这张照片摄于他著名的中国旅行的途中。曾经在当时的德国海外领地青岛担任过建筑师的角色，伯施曼横跨中国十二个省份的远征始于1905年在德国国会大厦中进行的关于中国的讨论，这一刻，离19世纪末德国侵占胶州湾、全面推展它后来居上的殖民计划不过七八年，德国政府资助这次远征的动机昭然若揭。14

浩瀚无云的天穹占据了画面的一半，在剩下的那一半里面，浓重的阴影又占据了将近一半。在水平伸展的画面上，可以识别的就剩下两溜几乎完全水平的横线，这横线的自右往左，刚好也就是中国古代城市的由内及外，依次是城楼、箭楼和闸楼，城墙、瓮城和月城，城墙下方，似乎干涸的护城河已经看不见痕迹，只有一条土路，差不多完全平行于城墙的方向，路的终点是一座和上述建筑物似乎并不相连的、孤零零的小城。

即使在高清晰度的银版照片里，这张照片也几乎显不出什么透视，建筑物看上去更像是大地尽头模糊的景观——像一抹绵亘在天际线上的、不分前后而只有左右的遥远山脉，没有人类生衍的气息。在那条土路上，唯一能提示点什么的，就剩下一个孤独的、不知去从的旅行者，使得画面中平添了一丝诡谲。棕褐的色调里，一切时间都停止了，停止在迫近黄昏的时节；隐藏在镜头这边的摄影者，似乎是站在一座微微高起的土垄上，荒寂无人的前景中，因此投落了一大片斜长的、鬼魅般的树影。

当我凝视着眼前这张遥远年代的照片时，有一种奇怪的、无以言传的感觉，将此时此刻的我和摄影师身处的那一瞬间彼此连接，又陡然相撞——拍摄这照片的时间距今不过一百年，我的知识告诉我，这照片拍摄于西安明城墙的北门安远门外，差不多就在那条土路横亘的地方，30年后一列吞吐着白烟的火车将要呼啸着通过新建成的陇海铁路，老西安人所说的“北关”从此被赋予另一种含义15——你将会看到大量的、过量的零杂人事，从上述空无一物的画面里，吵吵嚷嚷地不可思议地涌将出来，将现代人想象中宁静的古典世界搅得天翻地覆，可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这照片中冷峻和陌生的景象看上去还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

数年之前的一个冬日，我还曾从照片中那座高大的城楼旁走过。穿过那道已被洞穿的灰色城墙，我的目的是前去踏访另一座建筑的“遗址”，那就是唐代长安城北位于龙首原上的大明宫，它大约就在画面左方，明城外的东北方向上，而伯施曼置身的地方大概和唐代皇城的禁苑相去不远——值得一说的是，由于后来城市缩小的缘故，此时的城外，在唐代或许是城内，但是即便是城内，这部分也将是同样荒芜和冷寂的。16自从隋文帝因为旧宫地势卑湿，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上择址建立大兴城以来，长安的统治者们一直非常忌讳向下走泄“王气”，皇城以南靠近宫阙的三十六坊，仅有东西街道，只开东西门，不开南北门；城市的北部呈现出虚空的态势，即使城北的禁苑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城墙，平民也不能随便涉足其中。

说我置身的地方原是另一座“城市”，由此多少有些令人困惑。相形于蓬勃疯长的现代西安城市，那失落在蒿草间的千年之前的过去，不过是些个非常不引人注目的痕迹。比如，当你从北关外大道向东穿过龙首村的时候，会看到一个明显的上坡，那潦草便是大明宫西宫墙就地势高出的位置了——我猜。

其实，最终我什么也没看到，也没法看到。

今天，当我看到伯施曼一个世纪之前拍摄下的这张照片时，忽然又想起了数年前的那次寻访，想起了那次对我而言富于象征意义的考古旅行。在从发掘地图和地方史志中熟悉了长安和洛阳，这两座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市之后，我抱着驱使谢里曼发现特洛伊的好奇与激动，踏上了西安市城北的那片嘈杂的村野，尽管我知道，今天的西安城差不多已经完全“覆盖”了旧日的长安，我还是忍不住想知道，过去是否给今天留下了一星半点可以辨识的东西。

正如上面我所说的，最终我什么也没看到。中国人对于历史常常是津津乐道的，但是，“如在眼前”的历史，比如唐代人的音容笑貌，市井生活或日常起居，乃至坊市宫室本身是个什么样子，却不见得有人真的知道，或真的在乎。或者，是由于物理遗迹本身的脆弱，或者是由于一种对于“变化”所持的漠然心理（这种漠然，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晚近的商品社会才演化出来的对于传统的蔑视），使得历史保护主义者和另类开发商们对于“遗存”殊途同归的热心显得尴尬。不久之后，我有机缘两次掺和——而不是参与——了大明宫遗址开发的项目，可是项目设计遇到的最大困难，是遗址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保护”，它和现代人的感性已经没有任何沟通的可能了。17已经成功商业运作的大唐芙蓉园和大雁塔广场项目，个中大概只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真正“历史”，使得围绕着那孤塔和荒泽的歌舞和烟火竟成了一种无言的讽刺。

今天想起来，在那没有秩序，没有任何显著史“迹”的混乱中，其实分明也可以“看”到另一种东西，它并不赏心悦目，却更能说明问题，这些东西不独回首上苑时才能“看”到，而是和每个中国人的成长经历息息相通。数年前路过那里时我看到，含元殿前的横街已经成了小煤窑的运输要道，骑着三轮车的农民工在泥泞的土路上奔波，昔日的大内今日是都市边缘的荒野，沿着旧时宫禁道路横七竖八布置开的贫民区，风格和气象都浑无开元印迹，但是路边刁蛮打斗的顽童，似乎依然有五陵少年的旧概。

只是这种穿透我们生命经验的“看”，却不能像伯施曼的照片那样呈现出一个“如画”而迫人的中国。

今天，伯施曼的照片使我意识到某种富于意义的巧合。它拍摄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古典，而已经是发生裂痕的过去——镜头里的巍峨城阙并不是王维歌咏过的三秦首辅，而是经后人潦草收拾的地方府治了，但这些并不重要。在那张1908年拍摄的照片中，伯施曼或许是第一个从北面打量西安——或长安——的人。而像我这样踏上文化的怀乡之旅的中国人，恐怕很难想到选择这样一个角度去观察这座城市。

形成戏剧性比照的是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由明城南望的照片，这张照片摄于1906年，伯施曼远征的同一时间——他们的邂逅大概不仅仅是个巧合。其实，足立喜六本只是陕西高等学堂的一位日本教员，但受了同往陕西游历的日本学者桑原隲的启发，开始在任教的闲暇系统地走访长安附近的汉唐旧迹，他不仅结合历史文献对汉唐帝陵和长安附近的名胜古迹、道观、寺院、古代碑石广泛深入地进行实地考察，还将大多所到之地拍成了照片。18在我们所说的这张照片里，足立喜六看到的大抵是《游城南记》的作者、北宋人张礼与友人于宋哲宗元年（1086年）闰二月游历的京兆城南，在现代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开始之前，这大略也就是从老西安出明城去往城市南郊所看到的景 象。19

这种固执的方位感不仅仅是一个如何选择摄影机位和“背景”“构图”的问题，“西北望长安”20，中国古代城市的意义绝非摄影视觉可以概括，九五之尊意味着南面而王天下，御座的后面是不容偷窥的，从一座首都的北面俯瞰无异于把自己比拟于上苍的位置，而在既定的文化逻辑里，他所看到的和一架屏风的背面一样几无意义。21

问题是，我们已然看到了伯施曼的照片，这不仅仅是一个巧合。就在这照片拍摄者身后建起的陇海铁路，乃至百年内几乎所有中国重要城市相继建起的火车站—站前街，进一步确认着这种新的观察城市的方式，这种方式传达的是一种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新关系。这种关系将“过去”浸入新的美学和知觉，并在摧枯拉朽的力度里将它裂解。不期然之间，我们已是这种变化的继承人和推动力，而非仅仅是它的受惠方和旁观者。

这关系之一事关动静：吐着白烟的火车车厢轰隆隆载来的，不是又一批从南面拥入神阙、由有限到达无限的朝圣者，而是东西张望漫不经心的观光客，他们带来的传统城市所未经验的速度，把静止单一的古典空间转为一幅流动中的全景图画（panorama），在西方近现代建筑中，这全景画由伯施曼的两位德国同行渲染臻于极致，建筑起了有着恢宏柱廊的柏林老国家画廊的卡尔·F .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发乎于前，同样在柏林天穹下展示现代空间的无限感和开放性的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则瞠乎其后。22

这关系之二事关亲疏：中国旧世界中，“乡”或“野”并无绝对方位，西山或东皋，一切必须依靠“城”或“市”，这人工构物的原点来获取意义，而这城本身是一个混混沌沌的大块，它反复独自品味，但无法自我观察：换而言之，和今天用西方建筑学武装起来的中国建筑师们反观自身的印象相反，在透视中层层消隐的中国城市的空间“序列”（sequences），其实是西方人或以现代眼光反观古代的中国人自作聪明的发现；看风景，首先意味着看风景人纵身于风景之外，而这曾经是做不到的。23

我们能看到这张照片的事实本身已经意味着很多东西，我们对这既熟悉又陌生的昔时“中国”的不习惯，更道出了中国建筑学所面临的某种困境：一方面，比起旧日冲淡山水来，这光学影像中的风景似更能逼近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这种“真实”越具体可感，我们越营营于细节的清晰可辨，我们就越意识到，那个我们所害怕失去的“真我”已经一去不返。

这距离感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然技术性的问题。伯施曼的照片传达的是一个侵略者——至少，是一个高傲的文化的外来者——企图洞穿一切的眼光，但这城市还以一堵坚实的、将一切秘密裹起的高大墙壁——当充满好奇的马可·波罗来到元大都城下的时候，当公元七世纪的景教士踏过流沙行至长安明德门外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一定也就是这样一堵墙壁，比起明代的西安城或许要略为倾斜，那时候，中国首都的城楼未必是歇山顶24的，用夯土和芦苇编织的城墙也不如包砖的明城墙那般坚实，但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威仪想必没什么差别，那绵延数十里，其实却不堪一击的外郭墙只会挑拨起更多窥视这墙中世界的欲 望。25

可是我们不同。

我们一直生活在那座“城”中。这座城市一直有两副面孔，在上苍的俯瞰下，它是宇宙规律的物化，拥有一个体面的、秩序井然的核，可最强大的君王也会逃避那个充满意义，却无比空虚的中心；对于天子脚下的小民而言，这座城市是一个没有明确始终的迷宫，他们的生活闹哄哄地在这迷宫里，搅成一锅粥。除了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偶有机会登塔一窥神京之外，他们在两维世界中编织的时间之线，并不能带他们走出这命运的 困局。

伯施曼的眼光使我们纵身在这纷繁的生活之外，在反观中，我们获得了一种奇妙的双重经验：一方面，我们是安详的观察者，居高临下地，我们开始 “设计”着我们曾经只有敬畏的生活，我们见了光的内心世界一夜间显得困顿；一方面，我们又是尴尬的被观察者，或多或少，我们依然生活在那城中，为铁桶似的城池所围困，不太能意识到天井院外一切的转变，我们的歌哭歌笑，在外人不过是一出无关痛痒的活剧。

对这两种经验，我们一面是“看到”，一面是“感到”，我们的眼和心发生了某种龃龉。我们可以感到，在这两种需求之间，我们的知觉狼奔豕突。

终于，是眼占了上风，眼要看到一切。

于是，原本对我们透明的墙壁关闭了。

于是，当我们回望伯施曼在上个世纪之初为我们捕捉的这个瞬间的时刻，在我们的眼前突然升起了一面镜子，镜子中的映像的的确确是另一个“自己”，分毫不爽，但它绝不和当下的或过往的那些更久远的观感所混同，事实上，这个映像从来就没有在历史的真实，或真实的历史中存在过，在那一层薄薄的纸页后面，其实什么都不存在。

但那被幻象遮蔽的虚无使我们愈发焦虑于自己未定的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