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书的写作是出于对“失范现象”之命运的“关怀”。不过，这种“关怀”与以往的样式不同，它没有先行理念，只有行动和风格，因为这个时代的紧张太需要化解了。尽管如此，本书还要按部就班地来写，尽量符合制度框架内的写作要求，只能在适当的时候做些逃逸的尝试。

在标准的社会学理论史中，失范充其量只是个边缘概念或小角色，甚至连它的合法性都是尚存疑问的。失范能够走上理论舞台，只不过是因为它的“反面角色”具有某种独特的“反衬功能”。它之所以会沦落到如此这番境地，当然与先前的社会学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关。自涂尔干以来，失范始终是被当作反常的、病态的或偏差的现象来研究的，它要么被看成是集体意识的匮乏状态，要么被看成是结构紧张在社会行动上的表现，要么被看成是个体心理上的病态征兆。所有这些，都与我们对社会世界的意义假设以及自然状态学说有所牵连，后者从正当性和自然性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结构性假设出发，以真理的名义剥夺了失范存在的生存论意义及其特有的社会价值。社会学理论的这种局面是值得犹疑和反思的，但任何理论反思都需要找到一个确当的入口。我们之所以选择现象学作为失范分析的起点，不仅是因为我们力求返回事物本身，沿着柏拉图的另一条路线去“拯救现象”，而且也因为以往的失范理论总是与意义和自然状态等前提相互纠缠在一起，亟需批判和梳理。

现象学社会学分析的核心问题是自然态度。然而，当我们沿着行动分析路线行进的时候，却发现所谓意义并不是先验给予的，而是在行动构成的过程中呈现为思想与生活之间的张力状态。而且，所谓自然态度亦不同于以往，它常常在不同的社会实在之间往返跳跃，并在悬置中构成了复调式的社会生活。这意味着我们在评判某种现象是否正常的过程中并不具备绝对的和确当的实在标准，意义是多重的和不可通约的。与此同时，行动筹划和意义解释亦有其存在论上的界限，并通过基本焦虑对社会世界加以时间性的筹划和建构，这就是以将来样式照面的极限体验：即“向死而在”。基本焦虑以“无意义”和“不可能”的方式敞开着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并对存在本身进行本真的筹划；尽管它刻画了意义的缺席状态，却以某种异样的方式揭示了失范的应有之义：失范牵引存在从流俗和沉沦的状态中避闪开来，借以某种断裂形式开展自身，并在澄明之中倾听自己的内心呼唤。

现象学并不避言关系以及关系分析的可能性。然而，现象学通过主体间性考察，指出他者（直接或间接）的到场以及互动双方的意义建构并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目的动机与原因动机并不能完全相互匹配；意义只能以接近呈现的方式加以呈现；社会关系始终带有空隙和裂痕。不仅如此，关系的存在并非局限于认同和沟通的样式，它们亦在知识分布和权力配置的过程中构成了关系的关系，即权力关系，它常常以微观形式渗透、散布和穿行在日常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在日常生活里，不仅实践活动具有构成的意义，各种规则或规范亦有构成作用，它既关涉到场景组织和时空安排，具有索引性和说明性特征，同时又依据局部条件赋予行动以反身性和权宜性特征，使行动实践本身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成就”。特别是在紧要情境中，失范的证伪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它使秩序重建和结构变迁获得了日常意义。此外，尤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权力关系不仅以知识和真理的形式将失范纳入生产领域内，通过各种策略对心灵和身体实行控制，使失范成为构成反思和筹划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其社会配置中，安排了各种可见的和可说的线以及相互之间折叠、缠绕和错落的关系。然而，这些线并不单以平均、平整或平滑的形式存在，其间亦有断裂和逃离之处，它们构成了与权力关系并行生产的反抗关系，并通过主体化形式开展着自由和实践的可能性。我们毋庸讳言，自希腊自由人的形象出现起，不管是微小的、局部的反抗，还是彻底的、大规模的决裂都是以失范（即非关系）的样式呈现出来的，它始终在向“外”而在之中，在苏格拉底式的自我技术中，使日常实践活动具有了自由的本真意义。

问题还没有结束。正因为经典社会学理论常常把失范与变迁问题联系起来，当代社会学理论也总是喜欢从两种整合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制度层面所做的分析，对厘清有关失范问题的各种假设，深入探讨失范与制度变迁之关系都大有裨益。这种分析是从“制度如何思考”的角度出发的。在重新检视涂尔干后期思想及其相关的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制度思考的逻辑既不同于社会整合理论所谓的理想沟通形式，也不同于系统整合理论所谓的结构形式，而是由理想类型的分类图式及其家族相似，象征表现，符号力量，隐喻、换喻和转喻形式以及时空关系构成的。理想类型本身并不是总体的和抽象的，而是局部的和具体的，它始终渗透在权力关系的日常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与之相应，制度也同样是某种关系的蕴涵：在光线分布和时空安排中，在各种类型和分类图式交错移动和叠置所产生的阴影中，各种事物不仅浮现出了“自然轮廓”，也出现了缝隙和差异，它不仅使各种界限以及借此确立的秩序成为可能，同时也产生了偏差效应或失范效应。

制度对失范实施着双重策略，同时失范对制度变迁也具有双重影响：借助各种禁止和否定手段，制度剥夺了失范在分类图式中的合法地位和成员资格，并通过这种反衬作用和反面影响，来维持和生产现有的分类体系和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制度也往往借助稀释和溶解等手段，来培育制度思考的生活逻辑，在现有制度内核守持不变的情况下，包纳各种失范现象和反面证据，使制度充分具有韧性和弹性来应付各种紧要情境。正面启示既建立某种能够释放反常和紧张的制度通道，也可以以静制动，采用诱拐、妥协或容忍等策略来调整和改造既定图式，实现制度稳定的、微观的和局部的变迁。然而，正像上文所描述的那样，分类图式并不是排列紧凑、界限分明的总体，它不仅在相互搅绕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奇点和阴影，而且也常常以二元类比的形式构成对应、对立乃至对抗的关系。二元类比图式既是制度组建的基本框架，也是日常生活所贯穿的对抗逻辑，既是失范产生的制度条件，也是引发激变和革命的根源，它把权力关系和反抗关系共同纳入到战略范围内，在普通的社会生活中划定了一条鸿沟和两条截然对立的抗拒线，从而使打破既有的“权力/知识”布局，促使结构发生彻底决裂成为可能。在这里，任何反抗和决裂都是以“断裂”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尽管旧有的制度要素仍旧会死灰复燃，但失范毕竟以奇异的形式勾画出了一个美妙的瞬间。这个世界是永恒的，但它只能通过死亡和快乐的方式实现。

本书可以说是份研究纲领。当然，研究纲领总是有人们常说的优点和缺点。首先，由于本书具有某些理论综述和综合的性质，所以它可能离所谓的经验事实远了些，尽管我借助日常语言分析和个别案例作了些弥补。然而在我们看来，理论探索同样是一个实践过程，它与标准的经验研究并无冲突，况且本书有关实践活动的论述是与日常经验直接相关的，它亦可对进一步的经验研究提供充分的准备。相反，如果缺少对日常经验的理论关照，即便某些研究看似很实际，却往往在观念和行动上远离了切身体验，远离了真实生活。其次，任何理论综合都要涉及许多思想家及其概念、范畴、命题乃至写作风格，因此，对这些思想的引证、解释和批评往往使本书带上某些喧宾夺主的味道，作者本人的观点似乎常常淹没其中，不能自拔。其实，任何解释都逃脱不掉这样的两难情境，作者不仅要带着审慎的眼光来细致打量和评判各种思想，还要去捕捉和体会各种迥然不同的思想风格，但这里至少有一点是不容辩驳的：思想的意义尽在此中，作者鲜明的观点也凝聚此中。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具备“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精神，都必须踩在别人的肩膀上，它既要有浓厚的思想底蕴，又要像考古学家那样深入挖掘，卓有发现。除此之外，我们之所以在各种思想以及各种思想风格之间来回跳跃和游移，恰恰是因为我们不想淹没在既定的或特定的说法之中，而是想以海德格尔所谓的躲闪方式游离于“外”，在各种思想阴密的空隙之间寻找光亮。当然，我们这样做，还出于很实际的考虑：由于以往的失范研究过多地纠缠于某些虚设概念，在基本理论取向上亦有许多疏漏之处，所以对与失范问题有关的诸多问题的整理和追察仍是必不可缺的工作；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失范并不是个局部问题，它与社会生活的各种基本问题有着过多的牵连，所以我们还必须适时地跳出已达成共识的“失范场域”，来重新省察这些现象的存在意义，对社会理论进行重新检视。如果说这是一种关怀，那么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恰恰就在于它从来不驻足片刻，它喜欢用敞开和断裂的方式去迎接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