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用人的“配方”：“谭甘草”与“伴食宰相”

用人既要“干事”，又要“和人”，没有单一标准。就像“君臣佐使”的配伍体现中医师的功力一样，不同类型人才的配伍，体现着领导者用人的功力。

中药很少有单用一味的。汤丸膏散，往往都会有几味甚至几十味药混在一起。这种混在一起的配方，按照中药理论是大有讲究的。这种讲究的要旨，就是“君臣佐使”。《素问》云：“主病之为君，佐君之为臣，应臣之为使。”所谓“君”，是指主攻药物；所谓“臣”，是指辅助药物；所谓“佐”，是指起配合作用的药物；所谓“使”，是指起引导与调和作用的药物。常见的中药方剂中“甘草一钱，大枣两个”，就是这种“药使”。

中药是否科学我们暂且不论，本文只不过是借此引出话题，谈谈用人的“配方”。民国年间，国民党有一位很有名的元老，叫谭延闿。这位老兄是清末最后一科的会元（科举会考第一名），与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积极参与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中一直担任要职，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后来改任行政院长。他为人文雅，写一手极漂亮的颜体楷书。但是，他却有一个很不雅的外号——“谭甘草”。

甘草在中药里相当特殊，似乎什么病也不能治，但各种方剂基本都少不了它，是最常见的“药引子”。能够得到这个外号的人，也得有一番功夫。据说，谭延闿的随和程度世所罕见。他的办公室谁都可以随便进去，烟随便抽，水随便喝。谁要他的字，都有求必应。在他执政湖南期间，长沙的店铺到处都是他题的匾额。就连部下出卖了他，他也是苦笑一下就完了，所以湖南人又把他叫作“谭婆婆”。还有一个传说，谭延闿五十岁生日，有人给他送了这么几句话：“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立德立功，两无闻焉。”应该说，把谭延闿写字比作明代大奸臣严嵩，做官比作五代不倒翁冯道，算是刻薄到家了。而谭延闿得知，反而称道这个人的文采不错，还把他推荐到孙科那里去当官（另一说为谭聘此人为行政院参议）。

对于多数管理者来说，这种“谭甘草”是很令人头疼的。经理们喜欢的是那种敢作敢为、能够开拓事业的人才，而不大看好那些黏黏糊糊、三锥子扎不出血来的蔫蛋。但是，事情往往有另一面。过去在农村的时候，老饲养员告诉我，“一个槽里拴不住两头犟驴”。话糙理不糙。如果梁山泊上都是敢冲敢杀的李逵，那恐怕内部的架就打不完。按照中医的说法，如果没有甘草，那些大黄芒硝之类的“虎狼之药”就难以调和。唐朝有一位名声显赫的宰相姚崇，但与姚崇同为宰相的，却是“每事退让”的卢怀慎。卢怀慎自认为本事不及姚崇，所以任何事都不拿主意，唯姚崇马首是瞻，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伴食宰相”，就是说只会陪着吃饭。然而，开元盛世的出现，不光有姚崇的功劳，也有卢怀慎的业绩。没有他的调和折中，姚崇恐怕也难以显露才华。无独有偶，谭延闿在民国时期，也被人比作“伴食宰相”。没有这种八面玲珑的“甘草”伴食画诺，就难以消解当时派系林立、剑拔弩张的官场纠纷。所以，“谭甘草”的存在，还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对于“甘草”的评价和使用，关键在于经营的着眼点。如果仅仅从干事出发，那么，就像中医治病，有主治的“君”和辅治的“臣”就足够了。但是要让这些治病的药物发挥作用，或者要消解副作用，还得用那些不治病的“甘草”来导引调和。西医的道理也差不多，癌症的化疗，真正治病的是那些杀灭癌细胞的药物，但是那些不治病的辅助药物也是少不了的，否则病人就受不了。有些经理人，往往看的是员工“能干什么事”，对于“不能干事”的员工嗤之以鼻。然而，有些员工虽然不能“干事”，却能“和人”，或者能营造某种适合干事的“气氛”，这种员工也是不可少的人才。

所谓团队，正是各种人才的一种凝聚。如果仅仅是把“能干事的”集中到一起，远不是团队，充其量只是一种集合。团队离不开凝聚力，而能产生凝聚力的往往是“甘草”之类不治病的黏合剂。当然，这里面有个分寸度量问题。假如一个中医开出的药方，只有“君臣”没有“佐使”，那么这个中医就不称职。如果事情反过来，一个中医只喜欢“甘草”而排斥“大黄芒硝”，那他就是典型的庸医。作为经理，能够把“虎狼药”和“引子”恰当搭配，这才能够体现出用人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