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动静之辩和文化发展、历史进步

之所以把《周易大传》提出的“刚健有为”思想视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总纲，这不仅因为它在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不仅因为它是中国人处理各种关系的总态度，还因为这种思想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中国文化发展和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而“柔静无为”之说却不能够起这种作用。

道家“柔静无为”的思想和部分宋儒的柔静学说并非一无是处。在一些方面，它对“刚健有为”的思想有补充作用。其一，这种学说教人不以得失、祸福、毁誉、穷达扰心，即教人脱除名利的思想。这在生活的失意者那里，可使人得到一种精神的解脱；而在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那里，可使人去掉种种的左顾右盼，增添勇往直前的锐气。一些宋儒之所以主张静为动之本，就有这方面的考虑。如“二程”说：“前日思虑纷扰，又非义理，又非事故，如是则只是狂妄人耳！惩此以为病，故要得虚静；其极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盖人活物也，又安得为槁木死灰？既活则须有动作，须有思虑。”其二，这种学说教人减低欲望，勿过分地伤毁自然；保养自己的精力，勿胡乱消耗，也都有深意，可以救弊。其三，先秦道家的政治思想，极力反对统治者对人民生活的干涉，反对专制，反对分等级；先秦道家还对阶级社会里文明的虚伪性加以无情的揭露。反对干涉的思想在西汉初期的实践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反对专制、反对等级划分的思想则在不同时期里引发过反抗意识。其四，这种学说的一个方面是教人重视认识过程中的主体修养。如老子说：“涤除玄鉴，能无疵乎？”早在先秦，这方面的合理因素就被主张“有为”的思想家吸收。如《管子》一书中有所谓的“静因之道”，荀子有“虚一而静”。注重主体修养，是应该肯定的。但总的来看，它与生活前进的潮流背道而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消极的。

柔静无为之说对中国文化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消极作用突出表现在它对损益问题所持的主“损”立场。先秦道家所谓的“损”，是认为人生不应该要求增益，而应该减损人为所添加的，以复返于本来的原始状态，也就是要去思虑、去知识、去情欲、去作为，举凡人为所创造的一切，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要去掉。如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他所要“损”的，包括学、智、圣等，他还主张不“益生”。如庄子主张“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堕肢体、默聪明”，以“离形去知”为理想的生活境界。至庄子后学，更系统地提出要“绝圣弃知”，“焚符破玺”，“掊斗折衡”，“殚残天下之圣法”，“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毁绝钩绳，而弃规矩，工倕之指”，“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以复归“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所谓“至德”时代。这种极端的主张当然并不曾实行也不可能实行。但是，它所散布的消极情绪及对文化和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却不可低估，特别是在它成为一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时。魏末和两晋就是这样的时代。晋代的裴危页描述当时的情形说：“虚无之言，日以广衍，众家扇起，各列其说。上及造化，下被万物，莫不贵无。”“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是以立言借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鲁迅也指出，虽然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这些人能作文、能办事，但流风所及，“社会上便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晋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大转折时期。秦汉盛极一时的汉民族政权在少数民族的抗争中被打垮，而文明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又没有能力建立统一巩固的政权，文明昌盛的中国北方遂成为焚杀淫掠的战场，直到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才出现了文化历史发展的新转机。对于这次大挫折，魏晋玄学的柔静无为之说是负有一定责任的。部分宋儒鼓吹的主“损”，乃主张“学以求复其初”的意思。他们认为人性本来圆满，后来被形气所累或物欲所蔽，于是有不善，因此要通过学问修养的功夫，去掉这种累和蔽，以复返于原始的圆满的人性。这种主“损”说也产生了很大的流弊。程、朱、陆、王在哲学上都有重要的建树，但他们于崇德、利用、厚生三方面，只讲了一个崇德，轻视了经世致用的实学，这是“学以求复其初”之“一偏”；他们于身、心两方面的发展，只讲了一个“心”字，轻视了身体的锻炼，使读书人个个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这又是“一偏”；陆王心学不重知识，专重内心修养，不读书，一些人不立文字，而在“安坐瞑目、用力操存”上下功夫，以体会此心光明洞澈、澄莹中立的境界，这又是“一偏”。这“三偏”给宋、元、明时代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一，轻视实学和身体发展的结果是使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缺乏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际才能和从事实际事务的精力，而宋、明两代又重文绌武，这对宋、明两代国防的巩固、军事的发展是不利的。颜元讥讽宋、明儒者说：“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宋、明经济中都有相当大的市民经济乃至资本主义萌芽的成分，如能顺利发展，中国历史将改观。但汉族政权一亡于金元，二亡于清朝，一再中断了历史的正常进程。其二，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到宋、元，需要有知识分子的参与才可能向近代形态发展，但正是在此时，多数知识分子却醉心于心性之谈，这就使得中国科技的领先地位逐渐丧失。

胡适曾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列表比较了1606年至1687年中西学术的发展，认为双方所用的方法相同，只是研究的材料不同，中国人用来整理古文献而西方人用以探索自然，结果是西方人走上了自然科学的大道，而中国人则还在钻故纸堆。这虽是明末清初的事，但道理是相通的。

与柔静无为的消极作用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刚健有为精神的积极作用。这种学说强调人应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主动性和独立性，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战胜艰难险阻，去发展或增益自己的知识、技能和道德。孔子、孟子、荀子、《周易大传》、张载、王夫之、戴震等都是主“益”的。孔子认为，学有益于人，所以特别提倡学，主张日进无疆而增益不已。孟子主张增益能力、扩充四端。荀子主张“化性而起伪”，即改变人的天性并有所创造。荀子最重“积思虑，习伪故”，以达到“长迁而不反其初”的理想境界，也就是要积累，发展思维能力，学习继承创造的成果，不断地从人自身的自然状态中提升出来。上述诸家的主“益”说虽有所不同，但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它们都重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人自身及身外的自然，特别是重视文化知识的创造、继承和思维能力、道德水平的提高，重视制度文明和物质文明。这种态度，显然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如前所述，刚健有为的精神在战国、秦、汉、隋、唐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而这也是中国文化兴旺发达繁荣昌盛的时期。在这些时期，立国于中原的汉民族以极其坚强的毅力击退了西北草原荒漠地带崛起的一个又一个剽悍的游牧民族的攻击，以闳放雄大的气魄广泛吸收外域或少数民族的文化，在生产力、物质生活、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道德礼义等各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刚健有为的精神还哺育了无数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推动他们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对刚健有为精神的这种作用，颜元深有体会。他说：“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动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圣道亡矣，乾坤降矣。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颜元受儒家将古代理想化和王霸义利说的影响，对战国、汉唐评价未免过低，但这段话的基本意思是不错的。刚健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族衰败危难的时候，也是支持仁人志士英勇奋斗的精神支柱。宗泽、岳飞、辛弃疾、文天祥、史可法、张煌言，或者用慷慨捐躯的行动，或者用悲壮的诗文，或者二者兼用，召唤着“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朱之瑜用哲学的反思和身体力行，高扬刚健有为的精神，他们的思想和业绩，终于在清末成为激励人民起来革命的巨大力量。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没有像一些国家一样一旦失去民族独立就一蹶不振，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复兴起来，与刚健自强精神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刚健自强的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东方能够延续几千年，能够不断发展壮大，能够创造出举世瞩目的光辉灿烂的封建文化，能够在一次次异族征服中重新站立起来，与刚健自强这个精神支柱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