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制度建设很关键

研究西方社会发展的人们，经常把古罗马的辉煌视为西方大国崛起的典范。罗马是古代西方众多城邦之一，直至公元前3世纪后期，许多希腊人还把罗马人称为“野蛮人”，而罗马人则对历史悠久的希腊城邦顶礼膜拜。但就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后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罗马城邦开始征服周边世界（包括希腊诸城邦），围绕地中海建立了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帝国疆域。罗马从一个小小的城邦，变成了欧洲最大的帝国，统治了差不多欧洲当时所知的全部地方。这一现象引起了史学家们的浓厚兴趣，他们希望对罗马帝国的崛起做出合理解释。在诸多解读意见中，罗马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前208-前118）的解释与众不同，受到后人持续关注。

在一般人看来，罗马的崛起是军事征战的结果，因此，帝国的崛起自然应归功于那些伟大的军事领袖。但波利比乌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透过罗马军事上的成功，把帝国的崛起归因于优良的制度安排。波利比乌斯承袭了古希腊的流行看法，认为国家政体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从君主制退化到僭主制，然后又被贵族统治所代替；而后贵族统治又先后被寡头统治和民主政制所代替，接着再倒退回暴民政治；经过一段无政府状态后又回到原始君主制。波利比乌斯借助人类或动物世界的产生、成熟、衰落、死亡的过程，概括出自己的理论框架，他试图说明，罗马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任何循环规律或生物学模式的必然性。^[2]

混合政体是理想的政体形式，这是亚里士多德以来较为流行的看法。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实现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完美结合,正是这种结合避免了政治的循环。在他看来，罗马采用的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希腊政体的混合式政体：罗马执政官类似于君主制因素，罗马元老院构成了贵族制因素，人民则代表着民主制因素。他特别强调，由于民主的因素，罗马这个城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共同体的感觉和爱国意识；由于有贵族的因素，罗马的统治导致稳定、智慧和美德；而由于君主的因素，罗马人又能够在关键时刻，在国家遇到危机或机遇的时候，迅速地做出决定。简而言之，罗马的混合体制——共和制，为罗马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波利比乌斯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崛起，总是与一定程度的军事实力和军事路线分不开，但是，军事实力的成功只是表面现象，而优良的制度安排才是大国崛起的标志和根本保障。

毫无疑问，波利比乌斯的观点得到了当代社会学科的积极回应。例如，发展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假设，认为不发达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起飞”，一旦实现“起飞”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后面的事情就可以轻松一些，而良性发展的标志就是经济生活找到了新的动力机制。制度主义政治学也坚持认为，制度可以塑造一个人的行为，也可以型塑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制度很关键，一旦制度安排好了，后面的发展就有了基础。对于中国来说，未来的制度调整和制度供给十分关键。如果调整得好，就可以为今后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使中国走上良性化的发展轨道。

早年，波利比乌斯将罗马帝国的兴起归因于共和制度的安排，今天，许多研究大国兴衰的学者也特别强调制度同化力——软权力——的重要性。所有这些研究都表明，大国崛起必须要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制度建设、制度调整和制度供给的意义。中国崛起需要大战略。这种大战略对外要求制定整体的大国外交战略，对内要求确立新的发展观。所谓新的发展观，就是要将国家制度建设任务纳入到大国崛起的战略中予以考虑，将单纯的经济“赶超战略”转变为国家制度建设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