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宫廷社会与时尚的形成

一、宫廷社会

时尚的形成与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分不开，这就是宫廷社会。宫廷社会的建立是宫廷时尚形成的前提。要想认识时尚是如何作为西方社会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出现的，我们必须要考察宫廷社会的产生。

宫廷社会是随着固定宫廷的出现逐渐形成的。早期中世纪的国王并没有固定的宫廷，大多数是在巡行中施行自己的统治，只是到12世纪，像法英等国才开始逐渐建立固定的统治中心。这时候国王“把宫廷的部分管理机构和文献档案馆，逐渐从巡游队伍中分开，将其固定在巴黎和伦敦，由此开始了建都”。此后，大多数宫廷仍然一直处在流动之中，有些宫廷直到17世纪才安定在一个地方。比如在17世纪70年代路易十四扩建凡尔赛宫之前，法国的宫廷还在处于流动之中。固定的宫廷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和文化中心的形成，正如约阿希姆·布姆克所说：“对于文学史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固定的诸侯宫廷作为社会和文化中心有巨大的影响力。固定的宫廷也给诸侯的排场提供了新的形式，尤其是在建筑领域，把诸侯住宅扩建成城堡就是这时开始兴起的。同时，固定的宫廷也为资助和促进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埃利亚斯在论述宫廷社会形成时也指出：“大封建主为着管理的目的招纳秘书人员，为了将其事迹和命运载入史册，也将历史学家招纳到身边。大封建主面对对他们及其贵妇歌功颂德的游吟诗人慷慨解囊，大宫廷于是成了‘文学资助者的潜在中心’，成了‘撰史的潜在中心’。”

宫廷能够成为社会和文化中心也是由宫廷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知道宫廷是围绕国王这个人建立起来的，按照12世纪的政治和法律思想，国王既是一个公共人，同时又是一个个体的人。与此对应的是宫廷的双重性，它既是一个私人生活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合。中世纪把宫廷看做一个不断变化的具有魅力的中心，一群具有不同身份的人伴随君王。这群人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一直服务于君王的人，他们是这个宫廷的核心；另一群人偶尔接触君王但并不一直在他周围。有作者这样描述宫廷：“宫廷是生活在君王周围的侍从、供应商、大臣和受到宠信的贵族的集合体。宫廷向君王提供了友谊的欢乐和实际的服从；在这里达成的关键性的政治决定和做出的重要任命，时常以在宫廷中发展起来的个人关系为基础。因此，在近代早期社会中政治生活领域和个人生活领域几乎全部重叠在一起。事实上，等级在宫廷中失去了全部意义。君王们从那些给他们带来安慰的人、从他们的朋友们、情妇们、宗教顾问们以及官员们那里寻求建议。”艾利森·科尔为宫廷下了这么一个定义：“指王侯（土地的领主）、王妃、王室成员、朝臣、官员所居住的空间，这类空间具有由代表王侯行使权力的人划定的无形边界。”总之，宫廷指的就是围绕在君王周围的一群人形成的社会，只是这个社会具有特殊的功能和表现形式。

宫廷是促成君主专制制度形成的重要的手段，就是在这里，贵族被驯化，放弃了好战以及其他封建权力，而成为礼仪和优雅的典范。“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也像中世纪的君主一样，喜欢经常都有一些重要的贵族在自己身边，一边听取他们对许多事情的建议；同时也为了控制他们，把他们同他们在农村的权力基础分开，让他们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活动，并且通过在豪华生活方面的相互竞争，让他们破产。这种有效的控制方法被称之为‘凡尔赛综合症’。”埃利亚斯同样指出：“国王需要一个交际场合，他也要分享那种礼仪气氛，这可满足那种高踞于国中所有其他集团之上的那种虚荣之需求。在其进餐之时，侍立左右；就寝之时，侍立左右；行猎之时，执鞍随镫，所有这些服侍之人全都属于国中最高级的贵族。”彼得·伯克指出：“之所以要求上层贵族入宫陪侍国王，不仅是要使他们与其地方权力基础隔绝，也是要他们叹服国王的荣耀。宫中戏剧、芭蕾舞剧、歌剧和其他演出（包括国王起床仪式）的观众通常是朝臣们——有男也有女。”君主将贵族吸引到自己身边，使宫廷成为权力的中心，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娱乐的中心，品味传播的中心。比如法国的宫廷，在凡尔赛建成之后的四十年里，“凡尔赛取代巴黎成为这个国家的文化中心。路易在那里安排了剧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在某种程度上，为宫廷提供娱乐活动已成了法国文化生活的焦点”。最初那些贵族可能被迫进入宫廷，但在宫廷成为文化中心之后，贵族们就会因为羡慕宫廷的生活方式而被吸引，主动地寻求各种方式进入宫廷，成为“圈内人”，获得一种特别的优越感。正如同一位作者所言：“在近代早期，宫廷在规模和重要性上都有所发展。那些能够负担起高额费用的贵族在宫廷度过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在其乡间宅第消磨的时间减少了。这意味着这些贵族同留居乡间的贵族的有形分离，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心理上的分离。因为宫廷成了文化中心，也是权力中心，宫廷中有新的风格、新的目标、新的乐趣和新的信仰。”

二、作为权力展示的宫廷

宫廷不仅是一个社会的文化中心，而且也是一个促使社会向文明程度进化的重要场所，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文明的孵化器。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指出：“宫廷长期被认为是传播文明的中心；无论在表层意义还是在深层意义上，无论在艺术和风雅上还是在箴言和信仰上，宫廷都是传播文明的中心。”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宫廷是一个权力的中心。但宫廷的特点是它不仅是一个实际的权力中心，而且要向公众表明它是一个权力的中心，换句话说，宫廷不光拥有权力，而且会展示它所拥有的权力，因此宫廷需要与它所拥有的权力相适应的外在表达。这些外在表达包括从宫廷场所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一般提到宫廷，很容易想到宫殿，虽然并非每一个中世纪的宫廷都拥有后来意义上的宫殿，但宫廷建筑一般来说就是当时唯一可以和教堂相媲美的建筑。科尔指出：“宫殿或城堡处于宫廷的中心位置，它除了作为统治者主要的住所和城市的重要防御工事以外，更逐渐演变为政府的财政和行政中心，它们与其他错综复杂的宫廷建筑物共同环绕着举行庆典的广场、大道、礼拜堂以及修道院、花园和狩猎场。”文艺复兴艺术史上著名的伊斯帖家族城堡狮子楼、阿拉贡的阿方索国王宫殿新堡、乌尔比诺的公爵宫都是当时最壮丽的建筑。而且建筑在当时其实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装饰于外部的雕塑，内部的各类绘画使得建筑看起来美轮美奂，充分展示王侯的排场，炫耀他们的权力，应衬他们的高贵。15世纪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的一位大臣约翰·福蒂斯丘爵士专门著文敦促他在这方面要以勃艮第宫廷为楷模，爵士这么说：“国王理应拥有这样的财宝，他若愿意的话可以建造新的工程，既为了愉悦自我也为了气派。他也应该购置华贵的衣饰和奢华的毛皮，衣柜里哪一样也不可或缺，还有珠宝玉石，金银财宝，各样符合地位身份的装饰品。他还应不时添置富丽堂皇的悬挂制品和装饰物美化室内。餐具、祭坛和其他布置礼拜堂的装饰品，价值不菲的马匹、武器装备也是贵族所需要的……倘若国王不予为之或不乐意为之，他便与自己的地位不符，甚至难保未来，乃至不如一个庶民百姓。”

当代的一位历史学家指出：“一座王宫并非仅仅是其组成部分的总和，也是其主人的象征、其主人个性的伸延、其主人自我表现的手段。”他所具有的全部的物质形式不仅仅作为他自己心理需求的满足，更是要借此对他人形成一种影响，最终使他人服膺于自己的权力之下，这就是所谓的“欲望政治学”（politics of desire）。这表现在：“首先，诸侯专制统治的要求迫使他们要向他们的民众和贵族自我展现辉煌。钦佩和臣服对诸侯的权力是非常重要的。辉煌应该能制造出新的距离。其次，失去权力的贵族能在诸侯宫廷的辉煌中找到新的‘文化’方面的声望，由此有了一个基本上有着相同生活方式、相同等级意识和社会定位的、同类的贵族社会，它能接纳贵族化了的市民。再次，早期现代国家需要能证明身份的、不仅只是立足于强权的行为。引起轰动效应的宫廷庆典活动也在居民中增强了国家的思想。”由法国的查理五世主持翻译的在当时广为人知的《关于秘密的秘密》中，亚里士多德告诉年轻的亚历山大，“所谓皇室权威就是指他身着珍贵礼物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形象。他在等待臣民们的注视，犹如上帝一样对一切一览无余，同时也被所有人关注”。正因为如此，君王、皇室、贵族，这些宫廷社会中的人物的视觉形象变得特别的重要。

一位论者论及近代的贵族时提到：“由于一直处于观众的面前，近代早期的贵族们明白，他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像演戏。他们必须为那些观看他们行动的人表演，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或迟或早会向外部世界报告他们看到的东西。这样的生活需要有极大程度的控制力。”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此有很好地论述，他说：“年轻的贵族是靠什么重大才能来维护他那阶层的尊严，使自己得到高于同胞的那种优越地位呢？是靠学问？勤劳？坚忍？无私？还是靠某种美德？由于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他养成了注意日常行为中每一细节的习惯，并学会了按照极其严格的礼节履行所有那些微小的职责。由于他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引人注目，人们是多么愿意赞同他的意愿，所以在无足轻重的场合，他的举止也带上这种意识所自然激发出来的翩翩风度和高雅神态。他的神态、举止和风度都显出那种对自己地位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是生来地位低下的那些人从来不曾有过的。这些都是他打算用来更轻易地使人们服从他的权势，并按照他的愿望去支配他们意志的伎俩，并且他很少受到挫折。这些靠地位权势推行的伎俩，在一般情况下足以左右世人。”

由于没有像今天这样 发达的媒介来传递宫廷和贵族的身份地位，他们的身份地位更多借助于对自己身体和生活方式的有意识的展示来传递出去，因此，“在一个财产靠视觉手段得以维护和强化的社会……礼仪设计得极其张扬，当事人举止必须符合其身份地位，而且昭然若揭，这不仅在于他有何作为，而在于他的衣着打扮、配饰以及饮食”。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文化》中论及宫廷礼仪时说道：“宫廷礼仪的实质是，企图用一种戏剧性的场面来强化和巩固其所谓的上帝赐予的权力。”对于宫廷和贵族而言，这种奢侈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必须，是一种政治统治的手段，如前所说的是一种欲望政治学。

很明显，虽然生活上的宏大气派主要是为了政治的目的，但同时也为了审美的需要。我们今天视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在当时无一不是对权力的表达和对生活的美化。所以当时的艺术家实际上就是为表现和装饰宫廷排场的臣仆，他们建筑城堡宫殿，创造个人绘画，给手稿做插图，同时还设计和制作家具，装饰马车、船舰，为王公贵族的盾牌和旗帜画各类的纹徽，设计服装等。比如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利的宫廷画师凡·艾克（Jan van Eyck,1395—1441），从1425年就因为他优异的技艺而被任命为王室成员，并被赐予一笔丰厚的年金，直到1441年去世，但人们没有找到一幅这位油画技巧的发明者为好人腓利所画的一幅肖像画。很显然，作为宫廷艺术家的艾克不是因某一作品而被赋予年金，这年金是作为他可以随叫随到服务于公爵宫廷中任何装饰方面的需求，像制作挂毯、金银饰品、马鞍、旗帜，以及各种庆典仪式所用之物，当然也包括服饰的设计与制作等。总之，宫廷艺术家的任务在于竭尽全力为宫廷提供一种富丽堂皇的生活环境。有了这样的生活环境，当然需要有与这种环境相适合的生活形式，在这种环境之下就发展出来各种礼仪化的生活形式，形成了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华丽的宫廷文化。

凡·艾克《自画像》1433

三、宫廷礼仪与时尚

宫廷文化受严格的礼仪约束，这些礼仪是“精心制定的，必须非常准确地遵守，不能发生任何意外。禁止混乱、蔑视无秩序，禁止在跳舞、餐饮和做游戏的时候放纵”。这种礼仪化的生活方式，不仅表达宫廷的排场和气势，作为社会统治的工具，而且也是宫廷社会内部次序的表达和控制的手段。正如埃利亚斯所说：“在宫廷机制之中，一个人对于地位的渴望使得其他的人保持着警惕。而一旦权力的某种平衡产生了，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这些作为个人和社会存在基础的权力，他就不可能脱颖而出。”“因此，陷入这一机制中的人也将其他人牢牢地置于这种境况之中。来自于较低地位或较少权力之人的压力逼使更受宠的人要维持自己的有利地位；相反，来自于上面的压力又逼使它所压迫的人要借助于效仿来逃避，这样就使得这些人也被迫加入地位的竞争中。……一种态度会产生另一种态度，通过压力和反压力，这种社会机制就获得了一定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正是在人人可见的礼仪中得以表达的。这对于每一个陷入其中的人来说都是对其被细心划分的社会存在的一种确认，尽管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确认。因为考虑到这种社会机制既得以形成又得以维持的冲突，社会机制之中的每一种联系都在不断地受到低层甚至同级竞争者的攻击，这些攻击者或者通过提供服务获得国王的宠爱，或者借助聪明的策略，试图在礼仪上因而也在等级的次序上造成某些改变。”所以，“在激烈的宫廷竞争中，要想确保一个人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避免受到别人的嘲笑，避免当众出丑，避免名誉扫地，他就必须使他的外表和举止，使他整个的人都符合宫廷社会变动不已的衡量标准，这个标准日益注重宫廷社会人士的相互区别和彼此的差异。一个人必须穿一定质料的衣服，一定款式的鞋子，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符合宫廷社会人士的身份，甚至他的笑容也必须按照宫廷的礼节来绽放”。宫廷内部的这种竞争在客观上就成为文明形式进步的动力，因此也就是时尚形成和发展的动力。

对于埃利亚斯而言：“等级制的改变如果不体现在礼仪的变化上就不可能发生，反之，人们在礼仪的位置上的微小改变都意味着宫廷或宫廷社会内部地位次序的变化。因此，每一个人都对于这种机制中微小变化特别的敏感，都在注视着现存的次序，留心于其中最细小的毫厘的差别，除非他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努力做出改变的人。这样，宫廷机制就在永恒的运动中运转着，这种永恒的运动是被对声望的需求以及不断为竞争的过程更新的冲突（如果其存在的话）所培养起来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的视觉就会变得特别的敏感，美感也会变得特别的细腻。变化因此被赋予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并且得以在外观上表现出来。时尚在这种境况之中就不是纯粹外在的、肤浅的、无意义的，而是获取地位和权力的重要手段。埃利亚斯把这种对于外在行为细节的关注称为“宫廷理性”:“在宫廷社会中，进餐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种礼仪性的举止，甚至连说话的姿态都是精心培养的，因为所有这些举措都是有别于下层、显示自己高贵的手段，都是在竞争中取得国王恩宠的手段。房舍或公园的优雅的设施，按当时的时髦，房间华美或舒适的装潢，充满智趣的聊天或恋爱，所有这一切在宫廷阶段不仅仅是一些人乐意为之的享受，也是社会地位生死攸关的要求。它们是取得他人尊重的前提，取得社会成功的前提，这种成功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职业成功具有同等价值。”就如资产阶级的算计的理性把利益的得失看得很重一样，生活在宫廷之中，他们存在的意义、价值就在于他们在宫廷中的地位、声望，以及如何被其他的人对待。一个不合礼仪的行为会导致声望的衰落，在这样的环境中时尚的意义就如金钱对于资产阶级的意义一样了。我们把宫廷礼仪时尚视为可笑荒谬和无意义的，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种社会结构。

但宫廷时尚在社会变迁中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权力的表达和荣誉的展现，更在于它的出现标志着感觉方式开始朝着个性化方面的发展。很显然，宫廷贵族对于生活美化形式的追求不但是要给别人看，而且是要给自己提供感性的享受和欲望的满足。这种“欲望的政治学”中暗含着欲望的个性化，而且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这可以说是中世纪以来文化的世俗化的滥觞，这种文化不是那种被巴赫金所注意到的偶然为之的狂欢的文化，而是一种有规律的，并且在社会上长久地持续地发挥主导性影响的文化，如果说它是现代性的渊源，也不是特别过分。因为在这种向外展示的过程中，这种需要慢慢地内在化，而变成宫廷中男人和女人的习惯，进而成为性格了。这种美化的生活形式的政治功能转变为一种个体的生活需要，一种奢侈的社会形式转变成个体的基本需求。当人的内心开始对于变化敏感，开始寻求变化，并且在变化中获得满足的时候，个体意识实际上已经开始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当然，这种欲望的个性化的形成更突出地体现在宫廷社会培养出的一种特别的两性关系中。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社会中，贵族之间在礼仪方面的竞争不仅仅是要获得君主的宠爱，同侪的艳羡，在社交场合中拥有一种优越性，而且这种竞争的目的还在于争取到异性的爱情。在某种意义上，女性在宫廷中的出现和地位的提升对于宫廷礼仪时尚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使得一种新的情爱观念成为兴奋的源泉，加剧了欲望的个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