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历史与性别秩序

一、重塑历史

长期以来，我们相信在父权制之前有一个母权制社会或母系社会，那时生产力低下，人们只能依靠大地，以至于是一种生殖崇拜的文化。而人类的历史主要是男权制的历史，是男人统治世界的历史。但是随着新的考古证据的发现和女权主义史学观的发展，一种新的观点产生，这一观点强调在古老的文化传承中有过一个“女神的世界”，它是以伙伴关系来维持社会秩序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和社会秩序似乎早已被父权制文化所取代，但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伙伴关系的理想依然时隐时现。

（一）女神的世界：伙伴关系社会

图3-1被称为“维林多夫的维纳斯”，它发现于奥地利的维林多夫山洞中，距今约3万年。这尊雕像以其突出的胸部突、腹部和臀部的女性特征夸张地表达了对女性生殖的崇拜。

艾斯勒通过对考古的新发展，批驳了非女权社会即男权社会的历史划分，提出了人类社会存在两种社会模式，一是男权统治的社会模式，另一个是伙伴关系的社会模式。她说：

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一些学者得出一个看来是十分重要的结论：如果史前时代不是父权制，那么它必定曾经是母权制。换言之，如果不是男人统治妇女，那么必定是妇女统治男人。

后来，在这种证据似乎并不能支持这种女性统治的结论时，许多学者便退而接受更传统的观点。他们推论，如果从来没有母权制，男性统治必定一直是人类的准则。

然而，证据并不支持这些结论中的任何一个。首先，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考古学资料表明：就其一般结论而言，前父权制社会从任何一种当代标准来看都是相当平等的。其次，虽然在这些社会中，血统似乎一直是根据母亲来追溯的，而且妇女作为女祭司和部落的首领，似乎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起过领导作用，但是，这并不能证明：男人在这种社会制度中的地位……是处于服从和压迫境遇中。

……

在新石器时代崇拜女神的社会里，似乎曾经有过一种完全不同的权力观点作为规范。这种关于权力的就是“女性”养育和奉献的权力的观点，毫无疑问并没有被始终贯彻执行。……但这种观点始终是标准的理想，而且是妇女和男人都竭力仿效的模式。这是由圣杯所象征的权力观点。……这种社会不能被称为母权制社会。……运用我们一直在发展的关于文化转换理论的观点，它更适合于对人类组织的别种选择，即一种伙伴关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妇女和男人，无论他们中的哪一半都不优于另一半，而且差别并不等于低下或优越。

这样的伙伴关系的社会在考古学中被发现，即发现了技术进步且社会复杂的克里特岛的米诺斯古代文化。克里特文明的历史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其文化的本质是对生命和自然的爱，存在着以女神崇拜为中心的宗教。在这一文明中，虽然有都市化和社会分层，但没有出现战争和妇女地位的衰落。它对待性的开放态度似乎有助于促进和平与和谐精神。直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一种以战神为主的文明逐渐替代了伙伴关系的社会。并非是金属本身，而是金属被用来发展的更有效的毁灭性技术，使女性世界历史性的败北，战争成为统治者模式取代伙伴模式的基本工具。入侵者的制度核心是使夺取生命的力量凌驾于给予生命的力量之上。这是由“男性的”剑所象征的力量，是由战神和男性统治的统治社会中最高的权力。克里特伙伴关系的社会被统治者的关系所取代。艾斯勒对这种取代的描述是：

女神和人类一半的女性的一切权力已经为暴力所剥夺，男性神祇和男人占据了统治地位。正是在这个世界里，从今以后是剑，而不是圣杯，才是至高无上的：正是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只能在久已湮灭了的神话和会话传说中发现和平与和谐。

绝大多数学者对历史研究都始于对父权制历史的讨论，认识到宗教、军队、教育等包含的性别统治关系。只有艾斯勒在这种统治关系中看到潜在女性的遗产，并对其给予了很高的期待。

（二）从过去到未来：历史系统转变的可能性

借用数学家对系统过程的动力学讨论中用的术语“吸引子”，即类似于磁体一类的东西，它控制处于平衡状态的系统的动态，艾斯勒从整体论的角度，从关于系统和系统变化的新进化观来考察历史，那么就可以阐述一种关于文化转化的新理论，阐述男性统治和男女合作的系统变化，两者可能在一种周期运动中。艾斯勒指出：

在价值方面，它反映在（从文学到社会政策的一切东西中）剑所象征的陈腐僵硬的“男性”价值和圣杯所象征的旧的温柔的或“女性”价值之间的周期斗争之中。

……在全部成文史中，特别是在社会不稳定时期，男女合作模式始终充当一种十分弱小但持久的“周期”吸引子。正如我们现在将重新加以考察的历史所表明的，就像一棵不管怎样常常被毁坏或被砍倒而拒不死亡的植物一样，男女合作始终企图重新确立它在阳光下的地位。

传统的历史学家很少看到和提及男女合作的历史。进入20世纪，一些女权主义历史学家看到了女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如比尔德（Beard, Mary）等通过证据说明，尽管男性占统治地位，但女性实际上曾经是西方社会的重要创造者；妇女地位上升的时期是文化重新恢复活力的特别时期。妇女是在帮忙男人打仗，但是她们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她们没有社会化的粗暴、侵略和适合进行征服的气质，她们在生活、行动和观念上比较温柔，有较多的同情和关心。总之，即使在男性统治时期，女性并没有被严格限制在家庭的私人领域的时代和地方——她们作为“女性精神气质”的携带者和传播者，可以更自由地进入公共领域，她们把一种更强调男女合作的世界观引入了社会的主流。由此，我们这个世纪正在经历着转化，在此，我与艾斯勒一样，倡导男女合作的、伙伴关系社会的到来。这需要我们给关怀以价值。

在男女合作的世界里，我们对正义、平等和自由的追求，我们对知识和精神启示的渴望，以及我们对爱和美的向往，最终都将获得满足。而且在走完男性统治的血腥的历史弯路之后，妇女和男人最终都将发现人类潜在的意义。

我们的目标是努力实现文化的转变，以迎来关怀的、平和的、男女合作的社会，我相信，这并不是乌托邦，而是一个人性得以自然成长的、具有创造力和共享爱的社会。

二、父权制历史及其再产生的机制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男性秩序通过男性统治世世代代延续，男性统治永久存在的因素在于教会、国家和学校等。这三个机制被客观地组织起来，共同作用于无意识的结构。

（一）宗教及教会建立起来的性别秩序

宗教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是教义的重要内容，无论东方的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还是西方的基督教皆如此。同其他领域一样，宗教组织的等级系统将女性排除在权力之外，基督教表现得更明显。

基督教通过对生命起源的解释建立性别关系秩序和性别气质。女人仅是男人的肋骨，这成为解释两性关系的经典之说。耶稣的门徒之一圣·保罗告诫女人要处处小心谨慎，女人从属于男人。基督教认为：“没有一个男人是为女人创造的，但创造女人却是为了男人。”基督教的“原罪说”将女性定义为“有罪的人”。上帝创造了男人亚当，趁亚当熟睡之时取下他的一根肋骨造成女人夏娃，亚当与夏娃快乐地生活在伊甸园里，直到有一天夏娃禁受不住蛇的诱惑，偷吃了禁果，而与亚当共享性的快乐。上帝知道后大怒，为了惩罚他们，上帝让亚当以及男性子孙永远承受繁重的劳动，让夏娃以及女性子孙永远承受生育的痛苦并受丈夫的管制。在这一原罪说中，女人是经不住诱惑的，女人是地狱之门，是人类罪恶之本。这种原罪说旨在强调女性不是完整的人，只是从属于男性的。女人应在不断的忏悔中生活，因为她给世界带来灾祸；她应为她的服饰而羞愧，因为这是她堕落的象征；她应当为她的美貌而内疚，因为这是魔鬼最有威力的武器。基督教的原罪说为维护父权制提供了“男优女劣”的文化基础，并转变为日常生活中女性的次级地位和必须顺从和柔弱的性别气质。在《圣经》中，至高无上且唯一的神就是男性。同时，《圣经》通过规范女性性行为的纯洁来约束和剥夺女性。失去贞洁的姑娘是可以被处死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婚姻革命》一书中分析了基督教的道德观。他指出：

基督教的道德由于注重性的纯洁性，所以极大地降低了妇女的地位。由于那些道德家都是男人，所以女人都成了妖妇；如果道德家都是女人，那么男人也就取代了女人的位置。既然女人都是妖妇，所以我们应当减少她们引诱男人的机会。结果，那些有地位的女人越发受到约束，而那些没有地位的女人则被视为是罪恶的，受到极大的鄙视。

基督教的种种教义深入日常生活，形成了男性第一、女性第二的等级秩序，并通过文化实现代际传递。

（二）国家通过建立公私领域实现性别统治

布迪厄认为，国家通过公共父系制来规定私人父系制的规则，其道德秩序是维持男人对女人、成人对孩子的优先权。现代国家将男性中心观念的基本原则纳入家庭权利，并由此确定公民身份。布迪厄指出，国家通过一个公共父权制度规定、认可和加强私人父权制度。公共父权制度存在于所有负责管理和调节家庭的日常生活机制中，道德秩序以男人对女人、成人对孩子优先权为基础，将道德等同于力量、勇气和对身体的支配。现代国家将男性中心观念的基本原则纳入家庭权利，尤其是确定公民身份的规定中。

女性在国家政治中被赋予了从属位置。琼·斯科特指出，性别是表现权力关系的首要方式，民族国家也被赋予了性别特征，分别被描述成“祖国”（motherland）或“故乡”（fatherland）；国家被侵略或征服亦被称作“强奸”。正是在国家的意义上战争和暴力获得了合法性。

许多学者看到宗教与国家间的内在联系，即父权制的本质。在《圣经·旧约》中“父权”表现家庭、部落或教会中的父系统治者。父权制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用以描述以血缘群体为组织的、由年长男性管理或统治的社会形态。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存在着一种早期文明的父权制。女权主义学者在分析性别不平等的历史原因时，重新解释了父权制，强调父权制是一种独特的、难以消除的社会体制，它同阶级和种族一样，从父权制家庭到父权制国家，都具有封建特征。父权制早期是存在家庭之中的，但是被国家利用，成为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的基础。同时，父权制先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主义又强化了这种父权关系。到今天，世界经济体制依然是一个父权制的系统。特别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延续父权制，把权力首先给予了男性家长。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是父权制的。父权制一词更多地具有政治策略性，当把父权制当作一种制度时，学术的想象空间扩大，它要改变那些统治的技巧，以打破一种旨在维护男性家长统治的制度。一切私人空间的制度亦同样具有公共空间的意义，看似没有关联的家庭、职业和公共政策都有了内在的联系，其本质皆是男性家长统治。

（三）现代教育塑造的两性气质

西方国家大约从18世纪末开始出现了普及性学校教育。到19世纪或20世纪，学校教育更为普及，成为民主和工业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普及性的学校教育是现代产物，亦是一种历史现象。

以普及性学校教育为基础的现代教育对性别气质建构的重要作用在于其教育功能的演变。普及性学校教育发展最早的国家是普鲁士和瑞典这样一些政治上专制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学校教育的目的与维护国家权威、宗教正统和建立具有专业技术知识又能服从命令的现代军队有关。因此，早期群众性学校教育是男人的事。大约在19世纪对女孩的教育被纳入制度建立中，女子受教育的目的很简单，因为这些女孩最终将成为母亲，承担起未来战士和选民的早期培养的责任。这样的教育显示出一种矛盾的状况，一方面，学校教育延续了传统性别角色和性别气质的知识，有关母性的各种倡导充斥教育之中；另一方面，使妇女受教育也被视为现代化和进步的标志，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教育的普及使妇女能够自主地走上要求平等权利的道路。

19世纪的欧洲国家的统治者意识到普及性的学校教育要有成本，因此寻求到一种方法：一方面将孩子受学校教育的责任交给父母，另一方面将女性作为最廉价劳动力，教会学校几乎将小学教育的责任完全交给了无需报酬的修女们。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马萨诸塞州的妇女中每五个就有一个在一生的某个时期当过老师。随着高等教育的出现，教育职位出现了明显的性别分化。传统性别气质，特别是早期脱胎于教会的初级教育，主要传播的依然是父权制思想。

布迪厄论述了学校对男性统治的再生产的过程：

在学校之间，在专业之间，在存在方式和看待事物、看待自身的方式之间，在表现才能和倾向的方式之间，一切的东西，“全都具有性别的含义”。被学校制度传输的文化，无论是哲学、文学、医学、法学，直到最近还一直不停地输送陈旧的思想方法和模式，如使男人成为积极成分、使女人成为消极因素的亚里士多德传统。在法学家、医生和伦理学家都随声附和的一种对第二性的正式说法，这种说法旨在限制妻子的自主性，尤其在工作方面的自主性，理由是她们天性幼稚、愚蠢。

学校教育通过知识的方式将男强女弱、男贵女贱的性别标签传递下去。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很多哲学家热衷于宣扬关于妇女天生低能、缺乏理性的论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用一种美化妇女内在品性的方式强化了女性顺从的特质，并对所谓的女性本质和美德大加赞赏。他主张的女性美德是她们在婚姻内表现出对男性的依附和顺从；那些独立的、追求家庭幸福之外生活的女性就丢掉了可贵的美德。他倡导的男性美德是自主的、坚强的和独立的。生于18世纪末期的叔本华专门有一篇论女人的文章，强调女人最适宜的职业是看护和教育儿童，因为她们本身实际上就很幼稚、轻佻漂浮、目光短浅，她们的毕生实际就是一个大儿童——是儿童与严格意义上的成人的中间体。在女人身上，勉强可称作理智的东西几乎没有。在女人的秉性中毫无正义感、缺乏判断力和思考力，自然之神令她们孱弱。女人一旦结了婚，就要依附于某个男人，受他的支配，为他所统治。从这个角度看，女人的天性就是服从，女人就是要求被主宰。

生于19世纪中期的尼采借查拉斯图拉之口说：男人应该被教养作战，妇人应当被教养为战士之消遣；妇人应当服从，她的灵魂是表面的，男子的灵魂是深邃的。他说：你到妇人那边去吗？别忘了带鞭子。

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的精神分析著作——弗罗姆的《对自由的恐惧》（1942年）和集体作品《权威人格》（1950年）对男性气质的产生条件做了历史分析。弗罗姆提出了几个世纪以来性别类型的历史连续性。“权威主义者”的类型是一种与维护父权制特别相关的男性气质，它的特征就是憎恨同性恋、藐视女性、服从上司和对下级的苛责。

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社会学家西美尔对女性文化及女性气质提出了具有张力的认识，他指出：“人类文化并不是没有性别的东西，绝对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的文化。……由于我们的文化是从男人的精神和劳动中产生，确实也适合于评价男人式的成功。……女人经常反对法律规范和判决，绝对不总是意味着女人对法律的疏远，而只是意味着对男性权利的疏远。”

总之学校教育在传递刻板的性别印象，女性被教育成感性的、依赖的、柔弱的；男性则相反，被教育成理性的、勇猛的、独立的、客观的、擅长抽象思维的。

三、现代男性气质的产生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社会渐渐向着世俗化社会发展，宗教作为影响性别气质的权威力量也慢慢崩溃，所谓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亦延续了父权制的性别差异，并主要通过学校、职业和大众传媒来强化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这一过程中，男性气质越来越倾向于理性和技术。

康奈尔在《男性气质》一书中论述了现代的性别秩序形成过程中男性气质的产生。他认为，大约在1450—1650年这两百年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北大西洋为核心的地带形成，而现代性别秩序也在这一地区形成，有四项发展对现代“男性气质”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第一，文化变迁导致了欧洲大城市对性和人格的新理解。当宗教随着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而陷入混乱时，宗教有关个人生活的权威观念也面临困境。禁欲制度崩溃了，控制理性世界和规范生活的宗教力量开始衰落。这种变迁强化了配偶家庭的文化，强制性的异性性行为和异性婚姻成为权威文化。新教强调的个人与上帝的直接联系导致了个人主义和自主的自我。文化变迁是形成现代男性气质的文化先决条件，男性气质被定义为体现理性的性别结构，是蒙昧世界的启蒙者，形成了父权制的合法性。

第二，殖民历史产生的男性职业是产生男性气质的重要因素。在大西洋沿岸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以及后来的俄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都建立了跨洋帝国，从军和从事贸易活动成为帝国男人的重要职业，统治新帝国的人皆是男人，他们制定的国策依赖于男性身体的力量或暴力，男人成为“征服者”。这些征服者有别于传统社会关系中的性别形象，他们经常在掠夺土地、黄金和财产时使用暴力。由此产生了对征服的伦理道德的需要。征服者的暴行成为男性气质的一部分。而前往殖民地的欧洲妇女都受到男人控制，是家庭内的妻子和佣人。

第三，作为商业资本主义中心的城市的成长创造了日常生活的新环境，与乡村形成鲜明的对比，城市生活以更富有条理，却缺少个性而著称。这种日常生活的变化产生了更加彻底的个人主义，商业信用、工厂制度、企业家文化将男性气质制度化，并将性别化的劳动和权利合法化。出现了针对身体的两分法，即那些女人气的男人被视为异常现象，两性气质相互排斥加剧。

第四，一系列的欧洲内战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权，父权制秩序被巩固，男性力量被大规模地制度化。好战成为男性气质和民族主义的特征。

到18世纪，现代男性气质的基本模式已经在欧洲大陆形成。总之，性别关系秩序是历史产物，它亦在发生变化，我们努力推进统治型的性别关系向伙伴型的性别关系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