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探讨梅洛-庞蒂发展出了什么样的自我意识概念，以使得朝向世界的原初开放得以可能。在文章开始处，我们已经指出梅洛-庞蒂的自我意识理论依赖于其特殊的极端反思概念，即“对未反思经验的反思”。很明显，他与笛卡尔传统的根本不同在于他对反思和未被反思之间持续性差别的强调。

这样，我们就有必要来解释这一差别的含义。由此，我们最终可以解释梅洛-庞蒂的先验现象学概念。在对观念论所持的反思概念的批评中，梅洛-庞蒂论证道：

在分析知觉的我与知觉着的我之间，总是存在着距离。但是，在具体的反思活动中，我跨越了这个距离；根据这个事实，我证明了我有能力认识我所感知到的内容；我以实践性的方式掌控着两个我之间的不连续性，而且我思的意义最终不在于揭示一个普遍的构造者，或是把知觉归结为理智，而在于指出以下这个关于反思的事实：它同时既掌控着也维持着知觉的不透明性。（《知觉现象学》，第53页；第43页）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论证，梅洛-庞蒂对于笛卡尔式“我思”概念的批评：后者通过绝对的自我对象化，彻底克服了反思着的我和被反思的我之间的差别。通过对反思实践性的强调，梅洛-庞蒂无疑要用一种持续的进程来克服这一差别，并建立我们的自我意识。对于他来说，自我意识的统一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而总是经历着一个不断构成的进程。正是这个构成性的进程，被梅洛-庞蒂称为“反思的具体活动”。

然而，由自我意识的具体性所引入的哲学含义又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下面这个关于意识的平庸命题：意识在本质上是关于对象的意识，而对象在形式上是与主体相对立的。既然自我意识仍然是一种意识，那么它就必须包含主体和对象之间的这种差别。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对于两个自我之间差别的强调，梅洛-庞蒂实际上将自我意识统一结构中的意识形式这个要素主题化了。

尽管如此，这个意识的形式特征不应该必然地产生绝对的自我对象化，就像在笛卡尔式“我思”概念所包含的自我意识那样。事实上，梅洛-庞蒂的具体自我意识意味着，将反思着的我和被反思的我之间的同一和差异综合起来。对他来说，自我意识的悖论性内在结构只能通过一种内时间意识的现象学概念而得到解释。在此，我们并不具体探讨这个解释。相反，我们所关注的，是探究梅洛-庞蒂对于我们的知觉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关系的解释。在上述引文中，他将反思着和被反思的我之间的综合统一与关于原初知觉的特殊意识等同起来。此外，原初（知觉）意识与对象性的意识相反，因而是前对象性的。因此，我们这里所关涉的，就是具体自我意识与原初知觉/前对象性意识之间的关系。

由于处于前对象性意识的层面，我们所寻求的自我意识的统一结构也只能是前对象性的。与笛卡尔式的“我思”即绝对的自我对象化相对立，梅洛-庞蒂将他的具体自我意识命名为“沉默的我思”（cogito tacite）。由于其前对象性的特征，在沉默的自我意识中的差异的环节，就不能被曲解为任何形式的自我对象化。因此，前对象性的自我意识所意识到的内容，就不能再是固定的和确定的——像笛卡尔式的“我思”概念所把握的内容那样。

但是，在前对象性的自我意识中，什么得以进入意识呢？在“我思（Cogito）”一章中，梅洛-庞蒂认为：“这[我通过我思而发现和认识到的——笔者]是深邃的（profound）超越性的运动，它是我的存在本身，是与我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的同时接触。”（《知觉现象学》，第432页；第377页）以这样的方式，他用“超越性的运动”替代了笛卡尔式“我思”概念中被绝对对象化了的自我。显然，超越性的运动既不能是固定的，也不能是确定的。这样，作为“沉默的我思”中前对象性自我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超越性的运动”不再可能是笛卡尔“我思”概念所彻底把握到的心灵实体。

在上述引文中，梅洛-庞蒂将超越性的运动既看成是“与我的存在的接触”，又是“与世界的存在的接触”。既然具体的自我意识是前对象性的，这个特殊的自我意识所意识到的内容就必然蕴涵着世界的超越性。否则，所必需的超越性运动就永远不可能实现。这样看来，意识朝向世界的原初开放最终就奠基于梅洛-庞蒂特殊的沉默的自我意识概念之上。因此，他借用海德格尔的命题总结道：“原初的真理的确是‘我思’，但前提是，我们将其理解为：我在属于世界时，‘属于我自己’。”（《知觉现象学》，第466页；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