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子

早期研究中国人脸面观的学者一直把它归属为中国人国民性的一个重要特征，甚至为首要特征。但随着国民性研究的衰落，本土化研究的兴起，这种认识逐步得到纠正，也就是说，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切入这一课题，在实践上要比国民性研究更合理、更深入、更准确。本书正是从这一角度着手的。

文化接触的一大发现

中国人用脸面（颜）来标识一种特定的心理与行为是在《诗经》写作的那个时代，但将这一心理与行为作为一个问题来加以认识和讨论，不仅是近代的事，而且是中西文化接触的直接产物。许多文化人类学家发现，一个社会文化区域里的民众心理与行为特征并非他们自己所能发觉，由于他们从一出生就浸淫在自己的文化中，耳濡目染，极可能造成对自己行为方式的熟视无睹，远没有一个有异于这一文化的观察者观察得清楚。作为该文化的局外人，他们处处会有一种格格不入感，那些被局内人认为习以为常的信仰、价值、态度、生活方式及生活器具，对他们而言都是好奇而陌生的，这就增强了认知的敏感性与动机。因此，这里面出现了文化比较的方法，即为了能够理解异国风土人情之差异，任何一个使节、商人、旅行者、外交官、传教士、入侵者及关心这一问题的哲人，都会有意无意地在同自己的文化比较中获得对不同文化的了解。这一点可以在《马可·波罗游记》、《利玛窦中国札记》、Sirr的《中国和中国人》（1849）、Cooke的《中国〈通信集〉》（1858）以及欧洲一些哲学家的著作中略见一斑，比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1748）及莱布尼兹及伏尔泰等人的著作。

可以说，中国人的脸面观正是在西方人踏入中华国土并在了解中国人的过程中逐步发现的。起初，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认识程度不够，不太可能立即将有关心理与行为归属为中国人的脸面观。他们一开始只注意到一个威严的东方大国，一个彬彬有礼的民族，一个目空一切的皇帝，一群温文尔雅且自大的士大夫及成千上万的重视道德修养的平民百姓。然而，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国人的脸面观终于被来华的西方人所发现。他们强烈地意识到，理解中国人的脸面观是理解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关键。通过对这一心理与行为的研究，他们不但可以解释中国人的所作所为，而且可以预测中国人对一定社会情境的心理反应（如外交事务）。

第一个用生动笔墨形象地记录下中国人的脸面观的，是在中国生活了长达50多个春秋的美国传教士Smith（中国名为明恩溥）。他通过自己在中国22年的生活感受，用英文在纽约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中国人的性格》（1894）（Chinese Characteristics，又译成《支那人气质》、《中国人气质》、《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人的特征》、《中国人的陋习》等，在近些年有数种中文版发行）。该书一经出版，就被列为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在华外国人熟悉中国的必读书，同时也成为中国学人反观自身脸面观的起因。

文化交流进入20世纪，文化人类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西方学者分别从进化论、传播论、功能论等角度来研究其他社会的文化。其中也出现了一种文化与人格的理论，该理论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国民性格的特征及其形成问题。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在其自身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一些具有代表性和稳定性的性格特征。国民性研究一般处于文化与人格的交叉边缘，进而也同时受到文化人类学家、心理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关注。也许是因为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对性格理解上的视角差异，抑或是两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不同，造成了他们不但在总体上对国民性的认识不一，而且在细节上对器物、习俗、价值、信仰、语言以及对人的自我和群体心理等方面都有各自的认知偏向。一般来说，早期文化人类学家强调，国民性的形成是个体对现存文化的顺应而塑造起来的，即把文化带入人格的研究中，如Boas（波亚士）的心理学派就是一例；而心理学家把国民性看作人格的放大，其中以Freud（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影响最大，使得研究者们很注重人格本身和儿童成长的研究。当然这种区别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稳定以后已不怎么明显。只要是对国民性的研究，文化和人格这两个因素都是最基本的。但是，西方学者在使用术语上的差异，似乎将上面问题有所暴露，比如Benedict（本尼迪克特）用的是文化性格（Culture Character）, Lipset和Fromm用了社会性格（social char-acter）, Corer和Erikson用了基本性格（basic character）一词，Honig-mann则用社会人格（social personality）, Kardiner用基本人格（basic personality），而Merphry还有集团人格（group personality）的说法。最常见的用法要数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和众数人格（modal personality），前者在Corer、Riesman、Benedict、Mandelbaum、M.Mead、Inkeles、Levinson和Bell那里都出现过，后者自Dubois提出后，为Linton、Fromm、Hollowell、Inkeles、Leninson等所采纳。从术语上的细微变化，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们的倾向性，正如Singer所归纳的那样：以Bene-dict和Kardiner为代表的取向是将国民性看成一种文化性格，即将文化的统一性看作国民性研究的前提；以Fromm和Riesman为代表的取向是一种社会学的取向，这时，社会的心理结构、功能和变迁进入了他们的研究领域，并用以说明社会性格的形成与意义。另外，以Dubois为代表的研究方向是将现代统计学用于人格类型的划分，以在众趋中寻求某一民族的人格特征（周晓虹，1990）。从今天的眼光来看，Smith（明恩溥，下同）的《中国人的性格》无疑属于一种国民性的研究。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结晶，虽然它曾获得过极大的成功，但在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却没有什么地位。

国民性研究发展到60年代开始走下坡路。考察这一发展直至衰落的过程，其因素之一就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在文化—心理的研究中过分拘泥于人格之类的概念所导致的方法上的困惑。因此，如果我们不再受文化与人格理论的束缚，就有理由认为Benedict在1934年出版的《文化模式》一书已算不上国民性研究的开山之作。而Smith的书则应属于国民性研究之作。如果要问该书为什么不能被学界看成国民性研究的肇始之作，那么更多的原因在于Smith毕竟是个神父，不是个训练有素的学者，或许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他的观察和思考也缺乏人类学的方法。但就Smith的书本身和后来的国民性著作相比，我们很难说前者研究方法不科学而后者的科学。其实，它在很大程度上做的就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fieldwork），这样一种不拘泥于一地一处的研究在后来的人类学著作中也是常见的。

可以说，许烺光（Hsu, Francis L.K.），对于中国人的研究是继Smith以后的一次重大突破。处在国民性研究十字路口的许烺光，在对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心理比较研究中放弃了文化与人格理论的思路，从而使其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与体系化。因为从Smith开始，对中国人心理特征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粗线条地速写或白描，他们只有认识上的深浅，没有研究范式上的改观。唯有从许烺光起，他才以其新颖的科学方法，丰富的原始资料，深切的生活体验，逻辑地展现了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以及同西方民族性格（主要是美国人）的本质区别。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许烺光的研究对于分析脸面的心理与行为所起的重要作用。

华人的国民性自省与批判

中国学者对国民性的研究，比较而言有三个特点，一是内向型，也就是说，美国的国民性研究秉承英国文化人类学的传统，是向外开展的。无论是早期那些轮椅上的学究，还是后来深入实地考察的学者，其共同之处都是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去探索一种同自身文化大相径庭的民族，甚至在西方一些文化人类学的教科书上，也把这一认识看成一个文化研究者必须具备的条件和经历。即使对于那些欲图研究自己国民性的学者，也应该在认识了其他文化的基础上回头思考自己的文化特色（即成为边际人）。在此，我们不去讨论这一观点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只是将其作为西方人研究国民性的一种特点同东方人的有关研究相比照，就会发现两者间的主要区别。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包括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对其他民族性格发生兴趣的学者寥寥无几，但热衷于自己国民性的人却有增无减。二是被动型，即中国学者开始对国民性的关注并非出于主动，而是和中国近代史上的西洋人入侵、国力衰竭、奋发图强思想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和日本人在对待自己国民性问题的态度上并不相同。中国人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出来的自身文明，使中国人对自己的国民性从一开始就以自大为主，后转为比较复杂的感情；而日本人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多少有一种自卑感，后又像钟摆一样，时而自卑时而自傲。因此，日本人在了解自身的国民性上一直较为主动，他们为此不遗余力地翻译所有关于自己国民性的书籍，并一会儿自己大骂自己的劣根性，一会儿又为本民族唱赞歌。这点也为日本在世界上创造经济奇迹提供了心理动力源。不过，他们的国民性研究也同中国国民性研究一样，显得不很成熟。而中国人面对西方文明而生的那种复杂情感，使中国国民性始终是个热门话题，后历经无数次的讨论和论战。三是以批判为主。由前述的历史原因，如鸦片战争造成的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失败而显示出的科学技术上的落后，以及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和守旧自大心理等，使国民性研究的觉醒先要经历从科技发展到制度变革再转到国民性改造上来。这点导致中国学者一说起中国国民性总是很情绪化，尤其喜欢嘲讽、谩骂或批判。直至上世纪80年代，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依然席卷了整个华人世界。此外，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国民性研究并没有一条专门的学术性线索，它主要包含于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论战之中。特别是从五四运动以来，每发生一次中西文化论战，就涉及一次国民性的研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又一次兴起的“文化热”以及最近兴起的“国学热”。这种时冷时热的文化讨论及其此类研究没有学理上的独立思考，造成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性格的认识还停留在笼统的、缺乏学科性认识的水平上。出于上述原因，要想清楚地勾勒中国国民性研究历史是比较困难的。我们不妨先大致划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觉醒时期（1840～1900）。这一时期首先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后又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等。这时的中国有识之士开始寻求富国强兵救民的道路。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分别出现。这些运动萌发了人们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初步意识到了国民性问题，有关言论散见在当时发表的各种文章书籍中。代表人物有魏源、薛福成、张之洞、康有为、严复等。

（二）反省时期（1900～1919）。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包括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此时，一些学者已清楚地意识到国民性问题，先后出现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其中《新民说》可视为探讨中国国民性的开创之作。另外，许多知识界人士在刊物上发表了有关国民性的短文。代表人物除上述之外，还有李大钊、鲁迅、王国维、林纾、章太炎、邹容等。

（三）高潮时期（1919～1937）。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东西文化论战进入高潮，并持续到抗战前夕。论战的主题已经以中国人国民性为核心。其中，鲁迅成为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主将。他的杂文和小说基本围绕着这一主题，其代表作《阿Q正传》成为国民劣根性的象征。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梁漱溟则发表了轰动海内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举成为捍卫中华民族性的代言人。此外，胡适、周作人、吴虞、蔡元培、林语堂、张君俊、陶行知等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褒贬国民性的知名人士。更可喜的是一些较系统的观点也在这时开始产生，如傅绍曾有《中国民族性之研究》（1929），王桐龄的《中国史》第一编有“汉民族性论”（1926）。林语堂这一时期（1935）已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吾国与吾民》（因是英文版，故影响主要在国外）。

（四）研究时期（1937～1949）。抗战爆发后，很多学者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使这一主题的讨论减弱，但却让中国人意识到了研究自己性格特征的重大意义。这点和西方的国民性研究有点相似，多少受到战争激发的学者们承接前一时期的讨论，开始从比较学术的角度较完整地探讨中国民族性的整体轮廓，直至1949年。主要著作有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1939年修订版在书中增加了“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庄则宣的《民族性教育》（1938年）、冯友兰的《新事论》和《新世训》（1940）、贺麟的《文化与人生》（1946）、费孝通的《乡土中国》（1947）、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1949）等。

（五）停滞时期（1950～1981）。这一时期的国民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外（这点将在下一节说明），大陆学术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六）复兴时期（1982～至今）。从1978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又一次使人们注意到国民性的问题。自1982年以来，一场“文化热”的浪潮开始兴起，各种刊物、丛书、译著纷至沓来，各种思想观点令人目不暇接。在这次热潮中，除了相当一部分讨论同中国现代化联系起来，或将原来的“西化”变成“现代化”外，其研究质量和深度并没有超过前几个时期，随之便冷却下来。也许“中华本土文化丛书”（1990）在编前话中说得比较中肯：

中国的“文化热”持续几年后逐渐冷却了，一些人把目光只集中于上层经典文化，发出大而空的议论，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建设无补。中华传统文化，它不仅留存于思想家的书本与峨煌斑斓的文物上，更主要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市井乡间的风俗习惯中……

造成上述空谈上层经典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大多从事哲学、文学、史学的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时，一般不易把目光投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去，而在学科上能够涉及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又不关心这类领域，只是一味地把中国人的生活作为个案来验证西方的理论之正确，从而造成热议中国文化—社会—心理的主力军不是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学者，而是文、史、哲等学科的学者。

从上述国民性研究的阶段划分中，我们发现脸面在第一、二阶段并没有被意识到。从第三阶段开始，脸面开始受到注意。当时，鲁迅发表了《面子与门钱》（1923）、《马上支日记》（1926）和《说“面子”》（1934）三篇杂文及小说《阿Q正传》，提出面子是中国国民性的复合关键及精神纲领。在第四阶段，脸面出现在更多的学者的著作中，如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1935）、庄则宣的《民族性教育》（1938）、潘光旦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1937）、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1949）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脸面的研究已无人问津，只有姚文元（1959）曾撰文提出共产党要彻底铲除面子主义。其实，姚文元的这一思路来自延安时期的思想传统与实践，因为其彻底性似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有过淋漓尽致地表现，进而又再次在反右、“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被加以运用。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从学者到普通百姓都曾以实际行动来克服脸面习性，诸如中共中央在1958年3月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开展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的运动，中科院有学者响应这一运动，于同年3月1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决心、面子和其它》一文。北京大学教授的行动在《人民日报》同年3月20日的《破除情面 开诚相见》一文中作了报道，乃至于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家人之间可以反目成仇，单位同事互相迫害，到处显现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态势。但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人的脸面观不但没有破除，而且有些运动本身（如“大跃进”中的“放卫星”、“文化大革命”中的“造神运动”等）就包含了强烈的脸面意识。直至80年代开始，脸面再一次成为学者在文化范畴内涉猎的话题。

回顾海内外研究中国民族性格的历史，我们可以认为，Smith是第一个提出中国人脸面特征的人，而鲁迅则是第一个郑重地转达并给予批判的中国人。鲁迅不但自己为此写过两篇重要杂文，而且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希望有人能翻译Smith的书（鲁迅，1991，第12卷，第246页）。就在他逝世前第十四天，他还写道：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Smith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1991，第6卷，第626页）

从潘光旦的《民族性格与民族卫生》中看出，Smith的中国人脸面观及其他主要特征已被选入。在林语堂、庄泽宣及梁漱溟等人的书中，脸面已成为剖析中国人国民性的主要方面。尽管从总体上看，脸面作为中国人的重要心理现象仍不为大多数研究者所重视，但它毕竟在中国国民性的研究过程中被挖掘出来，大凡在中国社会生活过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一发现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研究取向与方法的问题

当我们发现脸面一开始是作为中国人的心理（性格）特征提出来时，便自然会想到用什么方法来加以研究。中国学者的国民性研究历程并没有提供答案，而在西方国民性研究历史中，却有取向和方法上的争议。一提及不同的取向与方法，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文化与人格领域的影响和Boas在文化人类学中强调的心理学原则，而和他们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人物却被大多数人忘却了。这种遗忘和国民性研究的衰落似乎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当人们在国民性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时，那个被忽视的学者早已遇到过类似的难题。他就是心理学之父、德国的心理学家Wundt（冯特）。冯特这个名字一般和普通心理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不是他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可能发展不到现在这个水平。他所创立的内省法和实验法仍然是今天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但实际上，他一生中的最后20年却是为建立一门崭新的心理学科——民族心理学而费尽了心血。他深感，无论是内省法还是实验法，要想揭示民族心理的规律都是无能为力的，对于这种大型群体的心理活动，只能通过分析文化产品来加以认识。语言、神话、风俗、艺术、宗教等社会产物成了他认为应该分析的对象。他在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表述：

在实验法无能为力的地方，幸而还有另外一种对心理学具有客观价值的辅助手段可资利用。这种辅助手段就是精神的集体生活的某些产物，这些产物可以使我们推断出一定的心理学动机。属于这些产物的，主要地是语言、神话和风俗。由于它们不仅依存于一定的历史条件，而且也依存于普遍的心理学规律，所以那些返导出普遍心理学规律的现象，就成为一个特殊心理部门——民族心理学的对象……（转引自杨清，1982，第83页）

冯特似乎很相信这种方法，认为它是现代科学心理学的特征之一，有助于对普遍有效的精神产物及其发展进行因果分析。不幸的是，后来的心理学家对这种方法基本持否定态度。他的想法只在文化人类学中有所留存，因为恰恰是人类学家所进行的田野工作是不可能在实验室里加以控制和观察的。结果，冯特在民族心理学中面临的难题又一次在后人的国民性研究中出现了，其根本问题集中于我们怎样来得出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无论是对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研究，还是对一个或若干个个体进行观察、实验，它们能不能反映民族心理或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群体，Karpf（1932）批评冯特心理学中的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的神秘综合，令人一无所知。同样，Corer（1950）对俄国人众数人格特征的概括也受到人们的诘难。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在一种共同的文化模式内，是否存在相同的文化性格，国民性研究者们是否在寻找一个本来不存在的东西。众数人格概念的出现意味着统计分析进入了文化与人格的研究，也曾给这一领域带来过一定的生机，但其研究上的方法论、研究设计、问卷、抽样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讨。这些困惑加上社会形势的改变终于使国民性研究从60年代起开始退潮。一些研究者的兴趣也转移到其他方面，就连这一领域本身也分别划入了心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等新学科中去。就在西方国民性研究开始衰落之际，一种以本民族社会文化及心理与行为为主体的学科运动正处在酝酿之中。这就是所谓的本土化。

本土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西方（主要是美国）的行为科学从创立至今一直独霸世界学术舞台，这种情况使许多国家与地区的社会及行为科学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而“独霸”本身既面临学科危机，又难以解释不同国家和民族自有的社会文化和社会问题。因此当欧美的学术在许多国家统治了一段时期后，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是系统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留洋学者回国后开始励志图强，欲图摆脱西方的控制，建立自己的学科框架，从而引起了本土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另一方面是西方一些社会及行为科学家对自己建立起来的理论和方法越来越产生怀疑，他们发现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对其他民族社会文化及心理与行为的解释，并不切合当地的生活实情，这点对区域性研究者和人类学研究者而言，体会尤深。因此他们采用了“本土”（indigenous）策略来改变这一局面，也就是去认识了解当地人对他们文化的解释（包括假设、观念、分类、概念、说明等）是什么，例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Geertz（1987）就认为以往的西方文化人类学家在其他民族的人种志上建立起来的概念体系和理论，实际上是在研究一个本身不存在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只能说是学者们根据自己文化的知识虚构出来的，至少是在自说自话。因此他说：

对于一门诞生于印第安部落、太平洋群岛以及非洲家族，继而不可避免地与更大的计划连结在一起的学科来说，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实际上，人类学家们自己制造出来用以论证他们从地域性实情向一般性图景发展的那些模式一直是在暗地里破坏这种努力；在这点上这些模式与那些批评者们——满脑袋样板尺寸的社会学家们，满脑袋心理尺度的心理学家们，以及满脑袋统计数字的经济学家们——想方设法设计出来反对它们的玩意儿负有同样不可推卸的责任。

Geertz的观点是用“深描”的方法来解释某一文化现象，其前提是要能站在被深描的行动者的立场上来理解，把行动者放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加以阐释。尽管以这种观点来提倡本土化的西方学者并不承认当地民族的假设，观念、概念、方法及行为取向等能成为一门学科的基质，但这种研究取向上的根本性转变，无疑为一些国家的学者从事的本土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学者对于学科中国化的意识产生得较早。还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刚进入中国不久的20世纪30年代，就有一批学者提出了“中国化”的口号。例如第一代社会学家吴文藻就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从事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学家，而心理学家潘淑则也为学术中国化摇旗呐喊过。另外，当文化人类学传到中国后，它一方面使一大批著名学者开始注意本国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发展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派和中国民俗学，另一方面也使一些坚持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学者开始借鉴西方人类学的观点，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和社区形态。但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上述种种努力基本上停滞下来，直至80年代前期，“中国化”的运动一直没有得以延续。

就在大陆社会科学停滞的这一段时间里，海外华人和港台学者似乎一直没有放弃这一努力。早在40年代，一些在海外留学的学者，主要是人类学家，比如胡先晋、杨懋春、林耀华、费孝通、许烺光、张光直等，开始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50年代以后，有些颇有中国化倾向的论文在海外出现，如在美国哈佛任教的历史与语言学家杨联陞发表的《报：作为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1957），就是一篇具有浓厚的本土社会学倾向的论文。到了60年代，台港地区开始出现了一些具有中国化倾向的研究论文。进入70年代后，中国化已进入考虑成熟的阶段，这一时期，台港学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越来越感觉到西方的理论、方法、概念、成果等有很多并不适于中国社会及中国人，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及行为科学应该有自己的个性与特征，甚至能在理论与方法等方面有所创新与突破。经过近20年的努力，他们已形成了相当的气候，有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出版物，也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

在这一系列学术活动中，脸面的研究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和金耀基的《从传统到现代》两本书里，脸面还处在附带讨论的地位，到了70年代末期，脸面研究开始进入专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阶段，这时的成果有Bond和Lee的《中国文化中有关面子的保全：一项关于香港学生的经验研究与讨论》（1978）、台湾陈之昭的硕士论文《面子心理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1982）、朱瑞玲的博士论文《有关“面子”的心理及行为现象之实证研究》（1983）及《中国人的社会互动：论面子问题》（1987）、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1983）、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金耀基的《“面”、“耻”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1986年）及台湾的余德慧通过走访近30人写出的《中国人的面具性格——人情与面子》（1987年）一书等。

就在这场社会及行为科学向本土化的迈进中，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1988）对此提出了具体的层次与方向：“（1）重新验证国外的研究发现，（2）研究国人特有而重要的现象，（3）修改旧理论与创立新理论，（4）改变旧方法与设计新方法。”在这四项当中，第二项已卓见成效，而“脸面”研究则是取得成果最多的一部分。可以说，它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土化究竟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