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从早期新诗的“自由散漫”，到20年代中期的“格律化”运动和象征诗派的出现，新诗第一个十年的历史，似乎包含了特定的展开逻辑：先是“诗体的大解放”带来了充分的可能，既而是从形式层面建立一种美学规范，其后是来自异域的“象征”诗风，又从语言质地、表达方式、意象组织等方面，更新了内在的感性。因而，在一些批评家眼里，在所谓“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之间，应该存在某种“演进”的线索。这样一来，从写实到抒情、再到象征，从诗体解放到“诗形”的建构，再到“诗质”的经营，新诗不断的“进步”轨迹也清晰可见。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区分了“三派”，但并未突出其间的逻辑关联。对于这种“按而不断”的作法，有一位朋友不以为然，“他说这三派一派比一派强，是在进步着的，《导言》里该指出来”。这位朋友似乎比朱自清更具文学史意识，他的说法的确吻合于历史的实际，也传达出对新诗“演进”动力的理解。然而，当这样的论断固化为文学史的结论，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却可能带来某种封闭性，妨碍对历史复杂性、多样性的认识。换言之，“自由”、“格律”、“象征”三派的区分，或许只是一种文学史的抽象，更多的错杂、缠绕与变异，并不能完全由此说明。当一种目的论的叙述取得了支配地位，新诗内部交织的多重张力是否会被随之消解，对于新诗可能性的思考是否也会受到限制，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实际上，对于新诗的历史线索，朱自清并非没有自己的看法。1941年，他在《抗战与诗》中，也曾有过一个经典的概括：“抗战以前新诗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散文化逐渐走向纯诗化的路。”自由诗派的散文成分很多，“从格律诗以后，诗以抒情为主，回到了它的老家。从象征诗以后，诗只是抒情，纯粹的抒情，可以说钻进了它的老家”。表面上看，这段文字是对他以往论断的一种引申，在“自由”、“格律”、“象征”三派之间，他也明确地建立起了一种“线索”。然而，朱自清并不只是陈说这一“线索”，在他的话里同时包含了历史的检讨：“诗钻进了老家，访问的就少了。”当散文化的新诗变成了“纯诗”，这是一种“进步”吗？抑或是一种“封闭”？或许在朱自清看来，在“散文化”的时代语境中，新诗的前途，不是回到所谓的“老家”，而是能够敞开自身，获得处理历史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格律、象征三派的“交替”，不能仅仅看做是一种“进步”，它同时也可看做是新诗内在活力与张力释放的过程。他当年进行了划分、但“按而不断”的做法，比起简单地凸显“进步”、强调“演化”，更能体现一种审慎而开放的文学史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