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文化概观

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1.奉行辩证逻辑

已故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道：“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

形式逻辑将思维对象乃至思维本身独立出来成为可供观测的对象。它划定明确的范畴，准确界定事物的实体及性质，并使之形式化和数量化。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特别是其中的《范畴篇》就是对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论述。亚氏建立的形式逻辑体系源于对希腊语语言形式的思考。语言与思维的表里关系使得形式逻辑在操形式语言的民族里发展发达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形式逻辑主要用演绎的推理方法，亦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三段推理，在数学上，欧几里得几何就是运用此类思维的典范。

辩证逻辑不要求将思维对象乃至思维本身独立出来成为可供观测的对象，它注重人的主体能动性，始终让人参与其中，在正反两个方面，或者若干不同的类别中间进行反复比较、鉴别、综合，从而得出结论。辩证逻辑主要用归纳的推理方法，从许多个别事物中发现一般性的原理。在西方，辩证逻辑争得它应有的地位晚至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论》，但并不等于此前的西方人不用辩证逻辑思考问题，只是没有在理论上揭示出来而已。辩证逻辑的另一特点是重视经验的价值，但中国传统文化有将经验神秘化的倾向。西方自古就有“知识都能用语言表达”的信条，但中国上古思想界普遍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道可道，非常道”之类的说法。

2.注重观象取类

《易传》有言：“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认为认识外界事物的方法只需靠引申、归类或类比。难怪《易传》把许多今天看来不相干的东西归为一类，比如“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诸如此类。汉字六书中的“形声”一法是这种思维方式在语言文字上的集中表现：“声符”往往用隐喻的方法指称某一事物，“形符”表示该事物所属的类别。如“巅”，人们把山的最高处隐喻为人的头顶，即“颠”；因为此“颠”不是人体的一部分，而是山体的一部分，所以加一“山”字以示区别。传统文字学所用的“声训”以同音字或近音字来解释字义，可看作是形声法原理的反向运作，诸如“巅，颠也”，“颠，天也”，等等。

中国古代的科技以天文、物候、医学为成就最高，在这些领域内，观象取类大有用武之地，而且非常有效。通过长期观察，中国上古就画出了太阳周年视运动的轨道（黄道），并把黄道分成24等分确定节气。《大戴礼记·夏小正》对一年十二个月的物候、气象和天象作了观察描写，并分列了各个月的农事活动。在中医学方面，经络不是靠解剖可发现的，也是对行气镇痛观象取类的结果。民间通常认为赤豆、红枣能补血，因为红的食物跟血归为一类。

3.善于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的对立面是分析思维。亚里士多德《工具论·范畴篇》分析出思维规律的十大范畴，其中，第一范畴实体是主词，其余九大范畴属述词；跟思维对应的语言，也就是句子，可分析为主语和述语两部分。在语音方面，西方拼音文字把音素从完整的音节中分析出来，字母基本上是音素的记录。在绘画上，西洋画讲究人体各部分的比例，而中国画讲究形似和神似的统一，神似胜于形似。前者为分析认识，后者为整体把握。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类是天地交合的产物，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所谓“天人合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类是地球上生物发展进化到相当的程度所产生的物种。人体的摄入与排出参与了自然界的大循环，所以中医研究人的生理病理总是联系季节、气候、环境等整体因素。就个体的人本身而言，中医不把脏器作结构或成分的分析，而是注重系统。望、问、闻、切，得到的是人体的总体信息，治疗也从总体入手，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像农作物的丰欠要看天气和地力一样，整体思维对于生命科学还是有点儿道理的。

4.推人及物，推己及人

中国传统思维于演绎推理有所短缺，而跟归纳推理起互补作用的还有类比推理，其中突出表现为推人及物，推己及人。《易传》把天地看成是具有性别的活体，就是“近取诸身”，用人自身的标准隐喻出来的结果。正如《礼记·中庸》说破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原来他们是用夫妇之道那一套去认识自然界的！其实，西方人的祖先也有过类似天真烂漫的想法，遗留在一些语言的名词有阴阳性上，如德、法、俄等语言。不过，西方的哲学，特别是认识论，没有朝神话的方向发展，而是脱颖出形式思维体系。西方人把人化自然的神话思维方式称为前逻辑思维，是史前存在过的，一去不复返的思维化石，不像中国的《周易》那样主宰中国思想数千年，而且至今还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儒家的整套推理都建筑在推己及人，推人及物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王有怜悯之心，推广到子民身上，就能施行王道之治；号称“新儒家”的陆王心学宣称求诸内心就可认知外物。

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

1.血缘关系至上

血缘关系是自然的社会关系，父母兄弟姊妹，无可选择。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就是在血缘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西方建立奴隶制国家后，就制订出超越家族制的国家法律，如古希腊的奴隶主民主制，古罗马法律对家父权力的限制。但是中国自夏商周起直至清代，“国”一直是“家”的扩大翻版。

自然的血缘关系这么牢固地占据社会关系的首位，是跟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这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传统观念中生命的泛化引出生殖的泛化，天地生万物，老子的道据称是“先天地生”，宇宙间生生不已。这样，生命的给予者就拥有天生的受尊重权，“孝”的概念由此而生。在家国同构的古代，忠是孝的引申。生命的给予者甚至拥有生命的剥夺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原因之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规则意识，这与所操语言的非形态化互为表里。规则是人制定的，是人的需要的对象化，又反过来约束人的行为。中国人往往用主体参与的柔性的经验代替刚性的规则，具有社会契约性质的法律不易产生，柔性的血缘感情、情感化的忠，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准则。

在父权社会里，父系亲属高于母系亲属，因此二者有着不同的称呼以示区别。汉语亲属称呼的繁多为西方语言所无法比拟。

2.经验崇拜

经验崇拜是跟生命崇拜、年龄崇拜一致的。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已经有占卜的习俗流行了，到了商朝，王室基本上每日必占。占卜是向龟询问未来的吉凶，而周人兴起的筮占用的工具由龟改为蓍草。刘向说：“龟千岁而灵，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茎。”《太平御览》卷九九七引《洪范五行传》说：“蓍百年一本，生百茎，同本以老，此草木之寿知吉凶者也，圣人以间鬼神焉。”龟和蓍草都有长寿的特点，所以知道的事多；同时二者多子多孙，引得古人的敬重。近代的严复概括说：“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倚老卖老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

由此又发展为崇古。儒家推尧舜为圣人，据说他们身处夏代以前，老子主张回到结绳纪事的时代去，法家虽然有向前看的气魄，但还是把自己的主张依托在黄老身上。适应于崇古的心理，历史上不断有人伪造古代的文章。《尚书》里的“虞书”、“夏书”，以及“商书”的一部分经发现是后人的伪作。

3.“顺应自然”的生存原则

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在人们头脑里形成顺应自然的思想观念。农耕一定要按照农时来做，所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如果不误农时，老天和大地就会给人以丰硕的回报。在中国传统眼光里，自然是善的，可以靠天吃饭。这一点不同于上古的西亚、埃及、希腊等地中海沿岸的民族。像西方文明起源地的希腊，多是山地，雅典的粮食依靠进口。海上贸易要冒极大的风浪危险，自然界的风云说变就变，诡谲莫测，因此在西方传统眼光里，自然是恶的，是人要努力征服的对象。犹太民族的《圣经》在“创世记”中叙述上帝造天，造地，造海，造日月，造人，体现一种“创造”的认识哲学，跟中国传统“生”的认识哲学不同；前者注重人为，后者注重自然。“造”的哲学跟当时他们的生产活动——造船不无关系。

于是，中国人把顺应自然又发展为效法自然。上古的衣着效法天玄地黄，来个衣玄裳黄；盖房子效法天圆地方，来个顶圆基方；认为跟自然界协调同步有利于生长繁衍，吉祥如意。

4.实用理性，实践理性

西方在上古就确立了以求知为最终目的的认识价值观，“哲学”一词在西方是“爱”、“智慧”的复合。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纷纷讨论世界的“本原”（一译“始基”），中国只有道家的老庄对此类问题略有关心，其余各家各派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治天下、救乱世的实际问题上。对宇宙，对语言，对逻辑，对宗教，即使有所触及，也未能成为一时的中心话题，未能作充分的展开。孔子对语言的态度是“辞达而已矣”，没有人想到要对语言的结构进行研究；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中国的原始宗教未能发展出一个成熟的彼岸世界来。

中国没有体系神话，也没有人为宗教；实际上，体系神话是人类早期对世界同一性的一种隐喻式思考，而人为宗教是本体论解释的对象化，借神的名义用外力提供一个精神寄托，并规范信徒。宗教神话在创设时是不含功利性的，中国人倾向于考虑日用伦常。我们的宗教情绪倾注在血缘方面：我们不祭祀某个至上神，而祭祀家族的祖先；我们不为自身赎罪而修行，但为子孙后代的幸福奉献自己的一切。

关于实践理性，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提出一些概念，如“仁”、“义”、“虚”、“静”，目的一般不仅仅停留在解释上，而是要付诸实践的。宗教方面的情况也同样如此，道教和中国佛教对世界对人生的解释比较简单，把关心的重点落到崇拜的礼仪或伦理的约束等可实践的问题上。

5.主观参验的内省修养

“人”的宇宙主体地位，在上古，中国比西方确立较早。《易传》提出天、地、人“三才”的观点，对于人类可能自觉地顺应自然抱乐观态度。相比之下，西方人更多地感受到外在势力对人的制约以及命运的不可抗拒，对自然抱有一种敌对的有待征服的态度。人和物相对立的泛化，最终变成人的自身修养也得依赖外在的规则。“法律所未加禁止的事都能做”，西方人奉行的这个信条甚至抹杀了自我修养的必要。儒家推崇的远古首领尧与舜是如何成为圣人的？按孟子的说法，圣人的相貌跟常人相比并没有特殊之处，只是他们保存并发扬了人与生俱来的“善心”而已。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其途径应如孔门弟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后来中国化的佛教宣扬不必参经拜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出于同样的道理，道教原先认丹砂（硫化汞）为神奇之物，因为经烧炼可把汞分离出来，变成黑色，再使汞和硫磺化合升华为红色的硫化汞结晶，所谓的炼金丹就是上述化学反应过程；道教认为服用后会产生返老还童的奇迹。结果不少人服后汞中毒而死。道教又运用“人人皆有佛性”的原理，说金丹也不必外求，人身上就有“丹田”，变炼外丹为炼内丹，气功因此而发明。

中国文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语言文字上就有体现：解读非形式化的语言需要接受者作一定的“意合”，句子主语位置上的名词在动词不变的情况下可能是动作的施事者，也可能是动作的受事者，相信听者或读者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加以正确辨别。中文书写时词与词之间没有空格，也相信读者能自觉解读，古文甚至连标点也没有，“句读”成为阅读的一项基本功。

三、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中国人的智慧创造了无数独具特色的文明成果，其中四大发明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是中国曾经对世界作出的伟大贡献。

1.指南针

早在战国时，名叫“司南”的指南工具已被普遍使用。人们把天然磁铁打造为长柄勺，起指针的作用。把勺放在底盘的中心，底盘边沿360度分为24等分，相当于现代指南针的刻度盘。勺底底突是长柄勺的支点，勺子可以以此为圆心进行转动。转停时长柄所指的方向为南。相传为战国时王诩在他写的《鬼谷子》中记载道：“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大约西汉时，人们在战车上设立一个木人，其下安装着磁石，使得木人的手臂始终指向南方，称为指南车，据说黄帝在战蚩尤时就用它指方向了。唐代为了测风水的需要，司南加工完善为罗盘，11世纪末用于船只航行。大约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指南针由海路传入阿拉伯，然后由阿拉伯传入欧洲。

2.造纸术

在纸发明之前，各古老民族就地取材使用各种书写材料：古埃及人把字写在当地生长的一种草上，我们管它叫“纸草”；西亚两河流域把字写在湿的河泥块上，泥干后文字就凝固了，人们按这种字的形状称之为“楔形文字”，这种文辞就成为“泥板文书”。此法传入埃及、希腊，写有希腊语线形文字的泥板文书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派罗斯，中部希腊的忒拜等地的王宫遗址中都有发现。在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此后有文字刻在石上和铸在铜器上的做法，但毕竟不属日常书写行为。春秋战国时普遍用竹木当纸，竹为“简”（或称“策”），木为“牍”。另外，丝织品的帛也可作书写用，不过价格昂贵，较少使用。

西汉人在剥茧制丝绵时受到启发，把锤打湿蚕茧后留在席箔上的丝絮晒干揭下，上面可以写字。东汉宦官蔡伦在总结前人制纸经验的基础上，对造纸原料作了重大改进，用树皮、麻头、破布、鱼网等捣烂做纸浆，由于改用植物纤维，成本大大降低，纸就不再是奢侈品，给它从宫廷走向民间铺平了道路。当时人们称那种新型的纸为“蔡伦纸”。东汉末年的左伯，字子邑，他又进一步改进了工艺技术，造出的纸富有光泽，人称“左伯纸”、“子邑纸”。

公元4世纪，造纸术传入中国的近邻朝鲜、日本，8世纪传入阿拉伯，后来传入欧洲，欧洲人方才不再在兽皮上写字了。纸的发明开创了知识积累和传播的新纪元，加速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3.火药

发明火药的功劳应该算在道教的头上。道教兴起于东汉末年，当时连年天灾，瘟疫流行，道教声称能画符念咒替人治病祛灾，从而收罗信徒。道士在纸上写一种似字非字的东西，叫做符箓；把画有符箓的纸烧了以后留下的灰烬冲水喝下，辅之以道士在旁念诵咒语，据说能驱赶病魔。为了真能奏效，道教徒对中草药有特别的关注和研究。中药材除了植物外，还包括动物、矿物等，特别是炼丹术的研究，大大促进了中国古代化学实验的发展。道教信仰的核心是神仙思想，认为肉体可以不死，所以他们重视医学，而医学和化学的密切关系为人所共知的事；火药，就是道教烧炼长生不老之丹时偶尔发现的副产品。

隋唐时的道士孙思邈是一位医药学家，他也是第一位记载火药制造法的人。他的“丹经内伏硫磺法”用硝、硫磺和木炭相混合而成。唐中期的道教炼丹书《真元妙道要略》记载，把硫磺、雄黄、硝石，拌蜜，点燃，其火焰会烧灼人的手、脸，会将屋舍化为灰烬。

火药发明出来后，首先用于军事，给予武器以革命性的升级。火药武器成倍扩大了杀伤的距离和力度。宋代，火箭、火球、火蒺藜、火炮、霹雳炮、火枪等武器被一一制造出来。宋元之际造出的火药箭，利用尾部燃烧喷射气体产生的反作用力做推进动能，跟现代火箭的发射原理差不多；说火箭是由中国发明的并不为过。元代开始制造铜质或铁质的筒形火炮，当时取名“火铳”，因威力巨大，又称为“铜将军”。

大约在公元13世纪左右，火药传入阿拉伯地区。然后欧洲人学会了火药和火器的制作方法。中世纪骑士的装备：长矛、剑，盔甲、盾牌，在火器面前灰飞烟灭，封建的精神风度为之动摇，为资本主义的登台轰响了开山炮。

4.印刷术

印刷的技术经历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阶段。

雕版印刷受先秦时就有的印玺的启发而来。在竹木简牍的时代，印章盖在封口处的泥层上，留下凹凸印记，作为封存行为人的证据并防止他人私拆。东汉纸张发明后，印章才沾上颜色盖用。受此启发，如要复制较多的文字，也可刻写大“印章”。东晋道教学者葛洪在他的著作《抱朴子》里记载当时有道教徒把120个符号的符咒刻在一枚印章上。此外，石碑拓印的做法也开创了雕版印刷的先河。拓，这里念tà，通“搨”，“捶打”的意思，把纸铺平在石碑上轻轻捶打，就能把碑面上的墨汁印到纸上。

在石碑上刻字要把字的笔画刻掉，因此字呈凹的状态，称为“阴文”，字为正常的正写，拓印出来的碑文黑底白字；刻印章则把不是字的地方去掉，因此字呈凸的状态，称为“阳文”，而且字为反写，盖在纸上的样子是白底黑字。雕版印刷的刻字法取后者，印的时候把纸铺上，用干净的刷子刷一遍，涂在凸字上的墨就会均匀地印到白纸上。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雕版印刷的《金刚经》，卷尾注有“咸通九年”的字样，属晚唐时期，时为公元868年。

北宋一名平头百姓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用胶泥刻字，一字一模，排列在涂有松脂、蜡和纸灰之类的铁板上，用铁质方框围起来制版，稍稍烤得涂物熔化后，再用一块平板把排好的字模正面按平，凝固后就能又快又好又多地印书了。毕升的创造约在11世纪中叶，直至电脑排版开始使用之前，活字印刷沿用了将近千年之久。

雕版印刷术问世不久，就随着中日、中朝文化的交流传入中国的这两个近邻，后又传到越南、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地区，13世纪末经由土耳其、伊朗传到埃及和欧洲。活字印刷术也是先被朝鲜和日本所学得，大约在15世纪传到欧洲。纸张和印刷给知识添上翅膀，促进全球文化的交流，使人类的文明得以飞跃发展。

四、中国人的处世

1.尊老爱幼

儒家倡导的孝，就含有对长辈的顺从和尊敬，尽管这种尊老是有层次的。中国人亲近血缘人群，所以习惯上用亲属称谓来称呼别人，以表示友好，诸如叔叔、阿姨、兄、妹等等。在非正式场合直呼姓名被认为不够礼貌，把亲属称谓用在社交称谓中被普遍接受，并认为是礼貌的。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近现代形成行为规范，从家庭扩大到社区、工作单位以至整个社会。

2.情面观点

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参照亲属关系处理，而不是参照法律意义的契约关系。亲属间有先天血缘的关系，感情占重要地位；把它推广到朋友、同事等其他方面，待人处世同样不会靠相互承诺的约束，而是靠各人内心的把握。内心的尺度构成“情面”。如果得到熟人的帮助或收受礼物，就欠了别人的情，俗称“人情债”，就应该“投桃报李”，给予回报。所以社会上存在林林总总人情织成的关系网，往往对制度内的明文规定起负面的抵冲作用。

3.自尊与自谦

中国人的自尊心不仅表现为个人的尊严，更多的还在于对自己的家族、家乡，甚至所处的单位，有着天然的自豪感。人们在交谈时往往恭维对方，正是懂得对方的自尊心理，友好地给对方以精神上的满足。自谦也是为了相对地抬高对方以示尊重。

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满招损，谦受益”被奉为千年不移的古训，因此，谦虚的谈吐就成为一个人有修养的标志。所以，自谦不等于自卑，而是既尊重他人，又尊重自己的一种行为规范。

4.含蓄的表情达意

中国人早就注重语言解码者主体的能动作用，懂得语言的含义永远大于它的字面意，因此说话时不必直露地把意思说破，可以让听者自己去揣摩、理解；尤其遇到某些关涉面子的场合，比如表达不满、批评、想借钱、不愿出借等等意思时，双方拐点儿弯抹点儿角，可避免正面发生冲突，提供大家都体面下台的机会。

感情的传达也是这样。例如，对成年的子女，父母没有亲吻拥抱的习惯，也不直接表达“爱你”之类的话，但中国人对子女的关爱是世上少有的。他们把爱点点滴滴化在日常的照顾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