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发展的一般过程

（一）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

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是最早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这里所说的“西方”，主要是指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把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当作一个特定类型专门加以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在制度层面，资本主义国家和奴隶制、封建制国家一样，同属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类型。但是，由于它破除君主专制和世袭等级特权，推行以议会制、普选制等等为特征的政治民主，因而可以说代表了这一国家类型所能达到的高发展水平。其二，在体制层面，资本主义的起源、发育和成长，大致属于一种内生的现代化模式。通过几百年的发展，这种模式不仅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在结构体系和功能输出等纯技术的意义上显得相当规范与成熟，而且作为历史上的先行者，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对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是惟一可供示范的比较成熟的模式，尽管这种示范效应的实质内容并不在于提供了可以直接照抄的绝对样板。

具体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时代：一是国家建设阶段，即通过君主专制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与统一的任务；二是民主化阶段，即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渐进式改革建立并逐步完善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扩大民众政治参与的范围；三是福利化阶段，即建立了现代意义的福利国家。虽然不同的国家在这三个时代所采取的革命与改革的途径不同，所经历的时间长短不同，每一时代特征的表现程度也各不相同，但总的来说，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三个时代的基本任务。因此，这三个阶段可视为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一般历史进程。

一般认为，现代化发轫于一千五百年前后。就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旧社会的母体内孕育的一样，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初始政治条件，也是在旧制度的框架内取得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秩序，需要统一的国内市场，需要结束封建贵族割据的混乱局面。于是西欧国家政治发展的第一步就是要消灭封建贵族势力，完成建设民族国家的任务。而专制王权几乎成了承担此项重任的惟一现实力量。作为现成的专政机器，王权以压倒一切的强硬手段克服分裂、创建统一的民族国家，从而也就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重大障碍。这也就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在近代欧洲一度成为普遍政治形式的主要原因。

然而，王权在完成了建设民族国家的任务之后，就逐渐丧失了其积极意义，变成了一种消极的力量。在“君权神授”和“朕即国家”的口号下，国王拥有无限的权力，而无限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而且，资产阶级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也必然要求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力，而王权专制总是倾向于个人权力的无限扩大，总是喜欢把自己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在一个君主政体之中，如果推动改革的权力业已充分集中，那么这种权力就可能变得更加集中，以致无法吸收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各种社会势力。”这样，在完成了民族国家统一的任务之后，君主专制政体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而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也首先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

最先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是英国。1640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划时代标志，而且开创了人类政治发展的新纪元。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议会主权”的观念开始形成。尽管后来经历了克伦威尔军事独裁和查理二世复辟的曲折，但议会主权非但未被扼杀，反而日益深入人心，最后经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初创了君主立宪体制，国家权力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手中，为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场更为激进和彻底的革命，它推翻了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通过了《人权宣言》和宪法，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反动势力。同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相比，1789年法国大革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它的暴力特征。它不是以相对缓和的渐进变革方式，而是以空前激烈的暴力革命方式向封建制度开战。这与法国的国情有关。较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18世纪末的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获得了更为充分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十分强大，在政治上也已逐步成熟；启蒙思想的传播，为资产阶级革命树立了理论旗帜，同时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完成了对广大民众的政治动员；加上法国的封建等级制和专制势力极其僵化和反动，遂使法国大革命具有了毫不妥协的激进性质。尽管整个革命进程异常的曲折和严酷，但是通过暴力铁锤的打击，长期统治法国的封建制度终于被彻底摧垮了。恩格斯评价说，法国大革命“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这也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彻底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在英国，革命以前的制度和革命以后的制度因袭相承，地主和资本家互相妥协，这表现在诉讼上仍然按前例行事，还虔诚地保留着一些封建的法律形式。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除了英国和法国，欧美其他主要国家也于18、19世纪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尽管西方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但都先后面临并最终完成了国家建设和民主化的任务。

在经历了民族国家建设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之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就面临其最后一个历史任务，即实现福利化。民主政治扩大了政治参与，无产阶级后来也争取到了选举权，但这并未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相反，贫富分化日益加剧，阶级斗争日趋尖锐。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政治发展日益需要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使更广泛的社会阶层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在这一发展趋势下，到20世纪，福利国家被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首先，从理论上讲，福利国家和干预主义的思潮开始兴起并形成理论体系，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尤其是“凯恩斯主义”就是较早的典型。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则标志着国家干预开始成为被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政治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进一步创建了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使“福利国家”更为完善，福利国家制度在欧洲特别是北欧深入人心。德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艾哈德所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虽然不同于北欧的“福利国家”，但实际上也包含了“福利国家”的一些内容。可以说福利国家在二战后成为西方国家普遍的制度形式。西方国家的福利化进程使工人阶级及一般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缓解了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维持了政治社会的稳定，成为西方国家继民主化之后政治发展的重大成就。

总之，经过数个世纪的演变，西方国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文明成就。它克服了封建主义的政治分散，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为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它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排除了君主专制和个人独裁，不仅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使一般公民也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利；它使国家职能不断合理化，政府能够有效地调控社会和经济，不仅促进了经济社会的稳定，而且也使更多的社会阶层分享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这些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贡献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其历史局限性。由于建立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只不过意味着国家政权从旧的剥削阶级手中转移到新的剥削阶级手中罢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只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个暂时的、必然会被新政治制度取代的阶段，它既不是人类所有民族均必须经过的政治发展阶段，更不是今天一切发展中国家必须仿效的政治发展典范，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样，亦面临着政治发展问题。

（二）后现代化国家的政治发展

后现代化国家，主要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一批发展中国家。后现代化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总体特征即“后发性”，这一特征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从不利的一面来看，首先，发展中国家面临时间和问题的巨大压力。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轫于16世纪，到目前已有四五百年，经历了王权专制、民主化和福利时代的嬗变。这一过程主要由社会自发力量驱动而自然生长，在这一过程中，问题和挑战个别地出现，并一个一个分别得到解决，且每解决一个问题均有充裕的时间，很少受其他国家的“示范效应”的压力。而后发国家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面对西方国家强大的“示范效应”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压力，它们必须同时面对在西方历史上依次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并需要同时解决上述所有的问题。

其次，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被动型政治发展问题，即由于在现代化历史上属于晚发的后来者而不得不具有某些特殊的发展逻辑。被动发展意味着缺乏自主的发展。早发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在历史上先行一步，故其在发展目标、方向、途径等诸方面均存在一种示范效应，而因为早发国家的成功，发展中国家多少自觉或不自觉地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进行自己的发展历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仿效西方民主制建立议会制、多党制，扩大政治参与，实行普选等。被动发展的另一含义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国际社会的背景之下，处于整个国际依附或依存体系中。这种依附、依存关系的存在使发展中国家政治体系的结构和功能脆弱、不稳定，往往易受国际、地区性政治局势及经济因素变动的影响，缺乏自主性。

此外，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等也不可忽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一般都经历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统治的历史，在国家地位、主权独立等方面曾受到巨大的冲击，这对独立后的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因素如缺乏民主、国家的非整合性、法治匮乏等也应引起注意。所有后现代化国家的民主都是外塑型的、衍生型的、继发型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没有民主传统，至少民主的传统很微弱。神权政治、绝对君权、家长制以及部落组织，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在西方已经形成的公共权力和抽象权力的观念对这些地区还是非常陌生的，人们只知道神的权力，家族、部落或部族首领的权力，也就是各种私人化的权力。作为民主制度心理基础的公民意识和个人主义精神在这里还不存在，人们不是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而是以消极、懈怠的态度对待公共事务。个人还没有挣脱社会自然联系的脐带而产生自我意识，形成独立的人格，获得平等的地位。在这里，现代民主不能从传统中得到支持，传统反而构成建设现代民主的文化重负。

当然，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中，也存在一些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条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整合度低、利益分化与利益整合不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弱，国家可以大规模地进行民众动员，调动经济建设和政治体系建设所需的资源，从而较快地推动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发展中国家最明显的所谓后发优势，体现在其借鉴性的特点上。在政治发展的目标、方向上，后发国家可以参考早发国家，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体系。尤其能体现后发优势的是，早发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套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机制、治理技术，成为后发国家迅速建立稳定有效的政治体系，发挥应有的功能的有利条件，例如西方政治结构中的文官科层制、各类权力机构之间的有效制约与监督、法律对公民政治权利的赋予等。这些政治制度、技术的可借鉴性，使后发国家大大减少了政治发展的创新成本和统治成本，从而使有限的政治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分布与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一方面呈现较快的速度，另一方面却暴露出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和问题：种族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社会动乱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军事政变接连不断，领导人物推行强权专断政策，政府官员肆无忌惮地贪污腐化，公民权利和自由毫无保障，政治团体和政党互相对立，立法、司法机关缺乏权威等等。如果综合起来看，可以把后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都会充满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冲突。可以说，现代化过程也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过程。美国著名现代化理论家布莱克在其《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一书的第一章中，就有专门的“传统与现代”一节，从知识、政治、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详细论述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他写道：“传统社会大多数成员相对稳定的生活如同一个保护屏……几乎没有人知道山外或河对岸的更大的世界……当社会进行现代化的时候，人类的本性及其关系的基本问题没有改变，但处理这些问题的环境已经不同了。根本的差别是，在现代条件下，传统社会的稳定受到了破坏。”可以想见，在一个社会的变革时期，传统社会的习俗、信仰、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作为社会文化长期的积淀，有着相当深厚而广泛的基础，它们所形成的传统势力是极其顽固的，在政治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而这正是实现现代化的阻力。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或者说有着强大的“国粹主义”的国家，现代因素每前进一步，都得与这些传统进行艰苦、长期、尖锐的斗争。

从根本上说，现代化的基本过程是将现代性因素引入到传统社会之中，以促使传统的制度、社会结构、价值系统和行为方式的解体和新的制度、社会结构、价值系统和行为方式的生成。这里的问题是，传统社会的解体与新因素的生成和建设并不可能同步，即传统的解体快于新因素的生成和建设，这就是一个“速度差”。因为对旧的、传统因素的维护与新的、现代因素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条件。但是，在支撑旧的、传统因素的诸种条件之中，往往只要有一个方面的必备条件消失，那么这种传统因素的解体过程便随之开始。而对于新的、现代因素的形成过程来说，即使许多条件都已具备，但只要缺少某一必备条件，这种因素也难以真正确立。

由于这种传统因素解体与现代因素生成的“速度差”，会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一系列的“真空状态”。它可见之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政治领域，它可形成一种“权威真空”；在经济领域，它可形成一种“体制真空”；在思想文化领域，它可形成一种“价值真空”。而“真空状态”意味着假如不能或者没有进行妥善的处置，就会出现失范和混乱状态。这就是传统与现代化冲突所引起的消极性后果。

传统与现代化的对立和冲突，一般可以归结为：传统的大一统观念与现代网络型社会结构的冲突；贵贱等级制度与平等原则的冲突；人治传统与法治原则的冲突；家长宗法观念与现代民主的冲突；共性至上的群体原则与个性全面发展的冲突；保守心理与创造要求的冲突；封闭与开放的冲突；安于现状与竞争向上的冲突；伦理中心原则与物质利益原则的冲突；崇俭反奢的文化传统与社会消费需要的冲突。

这些冲突的存在给现代化带来了不少难题。但对于旧传统群体与现代因素之间出现的“速度差”所引起的混乱，人们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社会变革期间，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减少这种速度差，即加速现代因素的形成。由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条件是无法复原的，所以，那种力图放慢陈旧因素的解体速度，或者恢复陈旧传统以缩小两者之间的速度差距，是绝对不可取的方法。陈旧传统的解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同时，由于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带来多重利益的分化与改组，因此，为避免爆炸性的社会震荡，后现代化国家又必须借助传统的惯性和影响力，来保持和增强国民的认同感，以便将各种利益整合进一个弹性的结构框架。艾森斯塔德认为：“在政治领域，这种弹性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政治制度的革新与保守这两个方面的某种结合。”这是一个比较切合发展中国家具体实际的看法。

2．稳定与变革的矛盾

从20世纪中期开始，现代化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进程，差不多所有的传统社会都在进行现代化的变革。“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也不乏对发展中国家的警惕意义。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由于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的大变动，社会不仅使原来的各种矛盾暴露而集中，同时也滋生着崭新的矛盾与冲突。这就给社会稳定和政治体系提出了无法逃避的挑战。如何处理社会变革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微妙平衡，是后现代化国家社会发展的又一重大主题。

很显然，政治动荡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冲突不断、暴力频仍、政变迭起的局势下，不要说促成经济的起飞，就是维持最起码的安定生活都是不可能的。尤其令人困惑的是，那些特别不稳定的国家，并非最落后的国家，而恰恰是已经启动现代化进程或者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期的国家。这是一个难解的矛盾，就矛盾的前一方面说，社会动荡所产生的严重的负面影响，使政治发展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显得特别突出。不解决政治发展问题，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便缺乏最基本的保障条件。但是就矛盾的后一方面说，政治发展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历史表明，经济现代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启动和推进，常常成为社会动荡的滋生地。这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经济的不平等，社会暂时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缓和这种不平等，同时，社会动员的加快又使经济不平等的现象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这两方面的结合就会导致政治动荡。而动荡一起，最紧迫的任务就不是扩大政治参与而首先是谋求政治稳定了。面对这样一种矛盾现实，一些西方现代化学者不得不重新进行理论反思。他们降低从前把民主化视为政治发展的首要指标的高调，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政治秩序的建设上来。例如，亨廷顿就认为，从道理上讲，经济的发展可以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从而缓解他们对既有社会秩序的不满。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现代化进程不仅破坏传统结构、拉开贫富差距、加剧社会分化，而且往往会唤醒民众的自我意识，使之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被动员起来。这种社会动员通常是都市化、扫盲、教育以及与现代传播媒介频繁接触的结果。它不断地提高着民众的期望值和需求水准，以致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所能给予满足的现实能力和基本限度。而当期望和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社会挫折感也就随之产生了。

诚然，如果一个社会较为开放，能提供足够的流动机会，那么社会挫折感便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排释。但是在现代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一来由于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的限制，二来由于传统的封闭结构、等级秩序和价值观念的惯性影响，无论是区域流动还是地位的升迁，都不可能有一个十分畅通的渠道。而在其他渠道被堵塞的情况下，各种社会集团为表达和追求自己的切身利益，便会向政治竞技场蜂拥而入。这自然对政治体系产生巨大的压力。要能够承受这种压力，并对各种利益要求进行合理的调节和有效的控制，政府就必须有足够强大的权威，同时还要不断地提高和改善其处理诸多复杂关系的领导艺术。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统治者又不容易一下子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技能，这样一来，脆弱的政治体系在强大的压力下就很难维持稳定的局面了。

3．自主与依赖的矛盾

前面已经提到，发展中国家“后发性”特征有着不利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被动型政治发展问题。被动发展意味着缺乏自主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发展模式上的依赖。不可否认，早发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由于在历史上先行一步，故其在发展目标、方向、途径等诸方面均存在一种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因为早发国家的成功先例正在对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当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型稍加分析后，不难发现，这些模型都是扎根于西方现代社会，可以说是从西方现代化历史经验中抽象而成的某种发展图式，并且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处的环境不同，掌握科学技术的水平不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也不同，因而它们的政治发展道路绝不可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重复，也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地引进西方模型的过程。

当代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时所遇到过的问题有根本的差异。与当时的西方国家不一样，大多数亚、非、拉国家在自己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正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障碍：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之间的差异、现代上层与传统群众之间的差异、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差异，并且由于旧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后发展国家往往受到发达国家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待遇，其发展空间已不像先发展国家那样广阔了。所以，西方国家政治发展模型的内容与方式，并没有样板的意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亚、非、拉一些国家的不少人以及一些美国人正大声叫嚷应该仿效美国的榜样以实现今日的政治现代化时，美国的有些政治学家却做了客观的分析，他们认为，对于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美国政体几乎毫无用处。

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总会有某种类型的政治制度符合当时时代的需要和要求。一个社会，除非它的主体被全部毁灭，否则，这个社会要进入现代，是不可能脱离其自身的传统和具体国情的。一个社会与其传统的关系，只能是既有否定也有肯定的关系，一种推陈出新的关系。一个国家要现代化，绝不意味着它只能走“西化”、“资本主义化”这一惟一的模式，而应该根据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特点，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与教训，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这才是发展中国家选择政治发展模式的出发点。选择政治发展的模式，首先必须使该模式达到权威合理化、结构区分化和参政扩大化的目标，并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构造适合某个国家国情的政治体制。

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很多，而且这些问题往往是相互关联、盘根错节的。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关于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研究的主要课题。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可以说就是上述问题的解决过程。

（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又叫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它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在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通过共产党）、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权，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新的国家类型，把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所依据的客观实际，是当时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欧美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历史前提的。问题在于，比较落后的国家即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能否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说，比较落后的国家是否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以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和仍然存在着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由资本主义不发达社会经过一定的过渡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的。因此，当20世纪末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运动中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后，重温这个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普遍性规律并不表现为发展的简单线性运动，相反总是以多样性发展而表现出来的。当他们晚年对俄国、印度、中国等“东方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之后，进一步阐述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并回答了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认为西欧国家已经或正在经历的剥夺农民的资本原始积累运动，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一切国家或民族；其他国家是否必须走与西欧相同的原始积累的道路，关键在于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1881年，马克思在给俄国民粹运动的妇女活动家查苏利奇的回信中，进一步指出，他对剥夺农民的资本原始运动之“历史必然性”的分析“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且这种运动的特点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成另一种私有制形式”。至于俄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尚存的农村公社，由于它以土地公社所有制为基础，同时各个家庭又单独占有房屋、园地和产品等，因此，它不一定重走西欧国家私有制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就俄国农村中的公社来说，其情况特殊，“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后来，恩格斯在1883年给丹尼尔逊的信里也表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思想：“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从对俄国和其他东方比较落后的国家农业公社的具体研究中，认为比较落后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并不一定要走西欧国家使农民彻底破产、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老路，而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向社会主义过渡。但他们明确指出，这种跨越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吸收西欧资本主义文明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这些成果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

在俄国社会能否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上，普列汉诺夫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超越的。他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形式的‘俄国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它确信俄国不可能越过在俄国已经成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但他在1917年5月，也即十月革命的前夕，却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第二国际流行的庸俗“生产力”论。他说：“并不是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能按照社会原则来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列宁反对俄国民粹派企图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论，他从未讲过俄国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且对这种跳跃论做过严厉的批判。另一方面，他又批判庸俗“生产力”论，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三大矛盾尖锐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更加突出地起作用，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取得突破。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针对布尔什维克反对者们的主要依据：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列宁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他还说：“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

为了在俄国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强调过渡时期应当相对的长些，特别是他制定了新经济政策，不仅要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而且要利用资本主义（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建设社会主义。具体到中国，毛泽东虽然从“大跃进”的教训中看到了问题，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可以分为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两个阶段，但由于他的着重点很快从经济建设转到阶级斗争，结果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此，必须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谈到中国生产力和经济的现状时，邓小平曾表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21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四）政治发展的未来趋势

尽管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往往有着不同的特点，但从总体上看，人类历史或世界历史的演进，受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所支配，表现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有序的前进上升过程。如果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几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构成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基本顺序，那么，就政治发展而言，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并且在此基础上，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改造，最终促成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实现从有阶级向无阶级、有国家向无国家社会的转变与过渡，则从总体上代表了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的进步方向与发展趋势。无论道路多么曲折，都不能使这一方向和趋势发生逆转。

1．社会主义革命是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制度层面，资本主义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形态，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同奴隶主阶级专政和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相比，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与合理性，并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但是，资本主义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度过它的上升期，这一矛盾逐步外露并日益尖锐化。尽管借助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这一矛盾似乎可以得到暂时的缓和，但是从根本上说，它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范围内获得彻底的解决。要解决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只有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

但是，这一社会变革并不会自发地完成，它必须以无产阶级自觉的革命斗争为动力。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社会化大生产，而且也使这场革命的主体承担者、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逐渐地成长了起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断地酿成经济与政治危机，无产阶级作为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新兴政治力量，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断地壮大和成长，社会主义革命就从革命的理论变成了客观的革命实践。

1917年，列宁率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劳动群众，成功地进行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使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

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彻底的一场社会革命。它不是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而是要在根本上消灭一切私有制，消灭任何形式的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因此，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步胜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就具有了区别于以往一切旧制度的崭新特征。这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得以确立；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作为国家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利被剥夺；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运用国家政权进行社会改造和管理；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各个方面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2．民主政治是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

虽然民主或准民主的政治形式曾星星点点地存在于世界其他文化区域，民主思想的一些要素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民族传统的政治思想之中，但现代民主观念和制度都起源于西方世界。民主观念在19世纪也开始传入非西方世界，并在20世纪前半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至少在这些地区的政治精英中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到战后，民主价值在理论上已经取得不容争议的统治地位，从正面否定民主的声音已经非常微弱，即民主在当代成了大家一致追求的目标，至少在口头上，大家都成了民主派。即使是那些人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很低的政权，也仍然会以民意的代表者自居，在其宪法上赫然写着最动听的民主信条。

民主政治是相对专制政治而言的，与后者相比，它有三点基本差别：一是多数人统治取代一个或少数人掌握国家权力；二是全体社会成员在形式上构成国家权力的主体；三是全体社会成员有广泛的自由和自主权，对社会事务实行自治管理。民主政治的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

社会主义民主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高级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属性，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无论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上看，还是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上看，政治民主都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目标。

社会主义民主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民主发展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由于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并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为依据，因而为建设高度完善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同以往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民主类型相比，社会主义民主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民主虽说是多数人的统治，但从民主的历史演变来看，从古希腊奴隶制民主到当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都属于少数剥削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无产阶级民主“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赋予了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平等权利，但在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归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人在经济上依然处于被剥削地位，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法真正行使已获得的政治权利，也无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真正成为主人。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成与发展，使广大劳动者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同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人，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

第二，社会主义民主是能够真正实现的民主。无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在于，确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归广大劳动者掌握，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与国家管理，……能够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只有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人民才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第三，这种民主是同消灭阶级和国家的最终消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具有伟大的意义”。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也是最后类型的民主，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它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这种趋向性决定了它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相比具有历史的先进性。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它的基本特征之一。社会主义致力于对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自觉的追求和维护，因此就本质而言必然具有政治上的民主属性。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在各自的政治实践中做出了积极的和富有成效的努力。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建立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然，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和复杂的过程，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上有许多弊端，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想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法制仍不健全。这个过程需要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有步骤、有层次、有秩序，由浅入深、从低级到高级持续而稳步地推进。中共十五大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就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3．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我国和世界上出现的历史虽然并不长，它的优越性却已初步显示出来了，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它的优越性显示得还很不够，它的吸引力远远没有像理论上已经阐明的那样大，并且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和挫折，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从对这两个方面的事实的反复思考中，人们终于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优越的，但作为其体现的某些具体制度迄今尚很不完善；作为一个制度体系，它同样需要在一个长期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和完善。根据实践经验的启示，这种成熟和完善是要通过一系列符合实际、相互衔接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的。

恩格斯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作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列宁根据实践的需要，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他指出，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下定决心”改善和完善自己的国家机关，甚至“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因为，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无产阶级政权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等人鉴于斯大林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严重弊端，也曾经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的缺陷即为其具体表现。

由于多种原因，列宁、毛泽东等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未能认真实现，苏、中两国分别出现了斯大林严重违反法制及“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等事件，给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从本质上讲，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健全的结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总结了上述经验教训，系统而全面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这一理论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内部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首先从性质上看，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体制内以合法的方式进行，具有非对抗性特征。邓小平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非对抗性特征是由下列几方面决定的，即：（1）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而是为了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等人始终认为，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历尽曲折，在具体制度上多有弊端，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依然是合理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惟一政治选择，因此，“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中国改革是在敌对阶级已经消失、阶级矛盾不再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改革的情况下进行的。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人民是一致拥护各项改革的，中国不存在阶级性、阶层性的改革反对派。改革“是一场革命”，但它“是对体制的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因而不具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内涵。根本无需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等非程序化的手段。

其次从进程看，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完成，具有渐进性特征。从体制结构上看，只有渐进改革，才能保证新旧两种体制在非对抗状态下的有效替代。因为近现代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政治发展的改革阶段，传统因素和旧体制的消解，现代性因素和新体制的增长，都只能是逐渐的，都需假以时日。在这一过程中，两种体制同时并存，交互发生作用：新体制的因素在政治运行中日益增多，但不能立即全部替代旧体制；旧体制逐渐削弱，但仍然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如果这一过程过于急遽，往往造成两种体制的正面对抗，使社会政治过程陷入长期动荡。

第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根本任务。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社会结构全面转型所提出的各类政治要求，归根到底都与民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脱离民主化建设这一根本目标，要对社会结构大幅度调整所带来的利益分化与冲突给予合理的满足与恰当的调和，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复杂矛盾做出及时的反应和正确的处理，从而适度平衡各个方面的关系，保持社会的总体稳定，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无论就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来说，还是就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需要来说，民主化建设都在政治发展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项长期的和复杂的任务。过分强调民主化进程中的困难而放慢民主建设的步伐，或者夸大民主化进程中的有利因素而盲目地追求一步到位，都是片面的和有害的。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建立民主政治应该面向未来，立足现实，注重成效。在当今条件下，至为关键的一点是将政治体制改革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全面推进紧密结合，把社会主义民主纳入法律化、制度化轨道，“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管理经济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其主要内容是：

（1）推进国家权力横向配置体制的改革，解决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而且“这是关键”。早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提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权力横向配置体制着重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革：一是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二是为加强政府系统的权威与职能，在中央政府体制中新设国家军事委员会，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强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的权威；在地方政府体制中，增设省、市、县级人大常委会，强化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健全地方各级政府机构。

（2）推进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体制的改革，实行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我国权力配置体制中中央权力过大，严重抑制地方积极性的问题历来比较受到重视。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思想贡献在于，他不仅将权力下放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而且将其与政治上发扬民主联系了起来。邓小平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下放权力问题”。他认为，真正的权力下放并不单纯是权力从高层级政府部门向低层级政府部门的简单转移，而首先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正是由于一系列放权于基层、放权于人民群众的体制性改革，近十多年来我国较好地解决了地方和人民群众积极性难以发挥的历史难题，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和政治发展的进程。

（3）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中的人治传统，健全法制，为我国政治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晚年失误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时说道：“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一番论述，是其后我国一切体制性变革与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之一。联系中国的具体状况，我国政治生活制度化的关键就是党必须在法制范围内活动，从而为全社会树立榜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多次修改《宪法》并努力提高其普适性与权威性，并且制定各级政府组织法、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以及一系列新闻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方面的法律规章，使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制度化水平大大提高。同时，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等，也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用以调节内部关系或指导社会行为的规章制度，整个社会性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水平也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第三，面对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复杂矛盾，必须坚持稳定与改革并重的政治发展战略，以稳定保障改革，以改革深化稳定。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在一个相当落后的基础上启动和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特殊而又复杂的国情，使中国在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主要表现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冲击了原有的利益格局，造成了社会成员的利益分化，拉开了贫富之间的差距；新旧体制转轨之际存在着某些缝隙和漏洞，致使一部分人得以运用不平等竞争或不公正手段攫取私利，加剧了社会摩擦；社会结构转型促成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地位的急速变化，并不断扩展着区域流动，增加了社会控制的难度；现代化浪潮在文化层面引发出复杂多样的价值追求，不同层次、不同地位、不同群体的人们形成较为明显的观念反差，直接影响着他们对社会变革的承受力和适应性。上述问题和矛盾需要审慎、适当地加以协调和处理，否则就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而动荡一旦发生，改革和发展也就无从谈起了。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秩序，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讲究稳妥。但是，从本质上说，稳定的政治秩序作为协调器和助推器，又必须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相适应，为了不至于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需要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立足现实、放眼未来，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化建设才能使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运作保持活力，并对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这一中心目标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一个关乎全局的问题，必须精心谋划，正确地加以处理。“要把加快改革和发展的紧迫性同科学求实的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4．政治消亡是政治发展的最终归宿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伴随阶级分裂、国家产生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随着私有制被彻底消灭，社会生产力获得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到那时候，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也就从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最终消失了。

从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的总体趋势看，政治消亡同国家的消亡紧密联系，因此它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家必然要走向消亡，但是，国家的消亡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当然不是仅仅要消灭剥削阶级，而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彻底铲除阶级产生和存在的一切根源，使阶级及其差别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国家才会消亡。而具备这种条件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已经消除了，政治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和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列宁称为“非政治国家”）也都不存在了。因此，只有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才是国家消亡的条件。

人类从无阶级、无国家到有阶级、有国家，再到无阶级、无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这个过程意味着，政治发展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对政治本身的彻底否定，即走向政治消亡。虽然国家消亡和政治消亡在今天远非直接实践的问题，但是讨论这个问题绝非没有意义。列宁指出，促成国家消亡是一切社会主义者的最终目标，不达到这个目标，“真正的民主即平等和自由就无法实现”。

为了使共产主义理想最终变成现实，社会主义者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去积极地创造条件。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是国家消亡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才能真正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阶级对立以及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才能得以彻底消除。

第二，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文化水平。促成国家消亡，仅有发达的物质文明是不够的，还必须全力进行思想和文化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最后归结为对人的培育。要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必须造就一代又一代的共产主义新人。

第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要为国家消亡创造条件，必须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作用。这是实现国家消亡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建立各种形式的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组织与机构，并使它们的水平不断提升，作为国家形态的政治性质的民主才能逐渐消退，而作为社会生活的民主才能越来越健全、越来越完善。当所有社会成员都学会管理社会生活的时候，人们对公共规则就从必须遵守变成自愿遵守和习惯遵守，强制性的权力机构再无存在的必要，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将达到自由创造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