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历山大·温特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

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成形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90年代中后期成为强劲的理论学派。温特的论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1987）、《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992）以及他的理论专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1999）分别代表了这三个发展阶段。另外，克拉托奇维尔（Freidrich Kratochwil）的《规则、规范和决策》、奥努弗（Nicholas Onuf）的《我们造就的世界》、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卡曾斯坦（Peter Katzenstein）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等都是建构主义的重要著作。在建构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最具影响的理论学者是亚历山大·温特，他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全面提出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温特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Macalester学院完成本科学业，主修政治学、副修哲学，并对国际关系学和哲学的联系深感兴趣。他认真研读了马克思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本科毕业论文就是论述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并以这一理论为基本框架讨论了南北关系。他于1982年进入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院，主修政治学，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1989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1989—1997）、达特茅斯学院（1997—1999），现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

温特引起国际关系学界注意的是他1987年博士研究生时期在国际关系学重要杂志《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上发表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这篇论文提出了施动者和结构互相建构的基本论断，为从社会互动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做了铺垫，开始系统地提出国际政治社会特性的具体研究问题，也为温特本人的博士论文打下了基础。1992年，温特在《国际组织》杂志上又发表题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致认可并作为研究起点的核心概念——无政府状态——提出了质疑，强调了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建构特征，否定了国际社会存在单一无政府逻辑的假说。这篇论文的题目点明社会建构的概念，在国际关系学界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开始引发学理辩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建构主义学派的正式宣言。因此，这篇论文成为90年代国际关系学界引用次数最多的一篇论文。对于温特本人来说，这篇论文不但奠定了这位年轻学者作为国际关系社会建构学派领军人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他认识到符号互动理论对他自己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1994年，温特在美国政治学最权威的刊物《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上发表了《集体身份形成和国际性国家》（“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深入阐述了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也使国际关系的社会建构理论进一步趋于成熟。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是一部全面提出和阐述温特社会建构理论的著作。据作者自己说，这部著作的最初构思是1987年他在《国际组织》上发表的论文，原型和一些思想是他1989年的博士论文，1992年的论文则是撰写这部著作的关键环节。1993年温特正式开始写这部著作，经过六年的思考与创作，该书于1999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列入该社学理色彩极其厚重的国际政治学丛书出版。手稿的一些部分在著作出版之前早已广为引用。当然，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问世之前，已经出现以建构主义为理论框架的著作，并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是，这些著作主要是经验层面的研究，没有对建构主义进行全面的理论阐述。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里，温特借鉴了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全面提出了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理论。温特尤其重视建立理论体系，所以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学理论和哲学理论，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第二部分则集中讨论了国际政治中的社会建构，尤其强调了国家施动性、无政府文化和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如果说温特1992年的论文是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宣言的话，这部著作的出版则标志着社会建构主义在理论体系上趋于成熟。这部著作还是在手稿阶段就已经被广泛引用，出版后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和极大反响，主流学派反应强烈，温特本人也做出了一系列的回应，建构主义作为一个重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地位和学理意义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温特学术思想的发展与他的学问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这个学校的政治学系有一批重视社会理论研究、质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学生，他们认真思考、互相切磋，推动了社会建构学派的发展，启发了温特本人的学术思维。温特在谢辞中所说的“明尼苏达社会建构主义学派”实际上就是指这些20世纪80年代末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系的年轻学者，包括迈克·巴尼特（Michael Barnett）、贾塔·韦尔兹（Jutta Weldes）、马克·拉菲（Mark Laffey）、希马迪普·穆皮蒂（Himadeep Muppidi）等人。他们都是明尼苏达政治学教授巴德·杜瓦尔（Bud Duvall）的学生，也受到这位主要是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教授影响。明尼苏达学派的年轻学者有着不同的学术观点，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满足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建构主义”，即重视观念的作用；认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不是预先给定的因素，而是在国家之间的互动中得以建构的；主权、无政府状态等国际制度同样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进而，他们年轻，学术思想活跃，较少受权威理论的约束，敢于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新知识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中来。其中，温特的同学巴尼特的《制度、角色和无序状态》（“Institutions, Roles, and Disorder”）、《主权、民族主义和阿拉伯国家体系中的区域秩序》（“Sovereignty,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 Order in the Arab States System”）；韦尔兹的《建构国家利益》（“Constructing National Interests”）、《不安全的文化：国家、共同体和危险的造就》（Cultures of Insecurity:States, Communit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Danger）等已经成为建构主义的重要研究成果。建构主义能够成为国际关系学的重要理论，明尼苏达学派的年轻学者齐心协力、不惟权威、执著认真、相互启迪的精神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温特之所以成为社会建构主义的领袖人物，也得益于这个活跃的学术群体。

当然，建构主义兴起更重要的还是受到国际关系学界大环境的影响，这个大环境的主要标志是80年代国际关系的理论发展和论战，它构成了温特学术思想发展的学理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