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译风及影响

鲁迅在其一生的翻译活动中，形成了自己具有个性的独树一帜的译风。鲁迅的译风，在我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重要的地位。鲁迅的译风既是他翻译思想、理念及其人格文化修养的体现，又是现代中国历史、文化和翻译文学历史发展的产物。鲁迅译风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其影响也极为深远。综观他全部的翻译活动，从译风上看，具有鲜明的、突出的特色。主要表现为目的性、革命性、严肃性、责任心，等等。正是由这些特色构成了他独具一格的“鲁迅式的译风”。

第一，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非常严肃、认真。在我国翻译文学史上，清末民初的翻译，以林纾为代表，属于随意增删原著的“达旨式”的翻译。对此，鲁迅持有不同的看法，曾评之为“削鼻剜眼”。鲁迅主张“直译”，译文要尽量忠于原作，提倡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翻译。《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中国第一本外国短篇小说集。体现了鲁迅先生严肃、认真的译风。

鲁迅留学日本期间，由于现实的启发，深感革命最重要的是在改变人们的精神，又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此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件事。当时中国译界流行用古文意译欧美小说之风。针对这种偏向，鲁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着重翻译介绍被压迫民族和揭露社会黑暗的新文学流派的作家作品，表现了自己独特的译风，为当时翻译界开创了新局面。《域外小说集》所计划收录的作品，从时间历史上看，以近代的短篇小说为主；从国别上看，包括北欧、南欧乃至泰东诸邦的作家作品。鲁迅为了有利于“转移性情”和“改造社会”，翻译时对作品进行了选择。鲁迅选择了俄国安特莱夫和迦尔洵的作品，翻译了安特莱夫的《默》和《谩》，迦尔洵的《四日》。

“安特莱夫生于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初作《默》一篇，遂有名；为俄国当世文人之著者。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所作小品甚多，长篇有《赤咲》一卷，记俄日战争事，列国竞传译之。”安特莱夫，通译安德列耶夫，主要作品有《红笑》（即《赤咲》）、《七个被绞死的人》；剧本《萨瓦》、《到星球去》（即《往星中》）、《人的一生》等。鲁迅所翻译的安特莱夫的《默》，写一个高傲而坚强的老爹，与包围在他四周，要把他湮灭的一片沉默搏斗的故事，反映了沙皇专制统治下的暗淡生活。神秘幽深的安特莱夫的作品，自成一家，包含有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这些特点，为鲁迅所欣赏和称赞。鲁迅早期创作曾受他的影响。《狂人日记》、《药》等作品中分明留下了安特莱夫影响的痕印。

鲁迅介绍迦尔洵说：“迦尔洵生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俄土之役，尝投军为兵，负伤而返，作《四日》及《走卒伊凡诺夫日记》。氏悲世至深，遂狂易，久之始愈，有《绛华》（今译《红花》）一篇，即自记其状。晚岁为文，尤哀而伤。今译其一，文情皆异，迥殊凡作也。八十五年忽自投阁下，遂死，年止三十。”

参加过1877—1878年俄国和土耳其战争的迦尔洵，主要作品有《四日》、《艺术家》、《红花》等。作品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描写了知识分子由于看不到社会出路而悲观失望的心理。鲁迅所译的《四日》，即写俄土战争中一个受伤士兵如何在战场上度过苦难的四日，表达作者反对战争的思想。鲁迅曾指出：“《四日》者，俄与突厥之战，迦尔洵在军，负伤而返，此即记当时情状者也。氏深恶战争而不能救，则以身赴之。观所作《孱头》一篇，可见其意。”迦尔洵的作品翻译到中国以后，由于作品中的人物和所描写的事物在当时不易被人理解，鲁迅甚感遗憾。但他相信，像安特莱夫、迦尔洵的作品，“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

第二，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有着明确的目的：一是给中国人民输送精神食粮。二是给中国文学提供改革的新范本。因此，特别重视和注意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他开始翻译的时候，注重“反抗和叫喊”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后期则积极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革命文艺。除了自己翻译外，还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约别人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他把这种工作的意义，比作希腊神话传说中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间。例如：1930年，鲁迅译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就是给中国人民输送精神食粮和为中国文学提供改革的新的范本。

法捷耶夫是苏联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长篇小说《毁灭》是法捷耶夫早期创作的重要成就，小说生动再现了1919年远东南乌苏里边区游击战争的壮丽画面；共产党员莱奋生率领红军游击队同日本干涉军和白匪高尔察克展开了浴血奋战，因寡不敌众，在面临全军毁灭的情况下，由于幸存的19名红军战士临危不惧，继续战斗，终于杀出了重围。小说精心刻画了共产党员莱奋生的光辉形象，比较成功地表现了党的领导作用，而且反面人物如美契克等也都写得个性鲜明且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鲁迅翻译《毁灭》，忠实于原作，得到了当时精通俄文的著名翻译家瞿秋白的赞赏。1931年，《毁灭》出版不久，瞿秋白即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信的开头就说：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因为它们能够把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划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经过艺术的照耀，而供献给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个人和Z同志的努力；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

瞿秋白不单肯定了翻译《毁灭》的重大意义和贡献，同时还指出了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例如，他在信中指出：“《毁灭》的主题是新的人的产生。这里，茀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个普通的‘人’字的单数。不但不是人类，而且不是‘人’字的复数。这意思是指着革命，国内战争……的过程之中产生着一种新式的人，一种新的‘路数’（Type）——文雅的译法叫做典型，这是在全部《毁灭》里面看得出来的。现在，你的译文，写着‘人类’。莱奋生渴望着一种新的……人类。这可以误会到另外一个主题。仿佛是一般的渴望着整个的社会主义的社会。”

鲁迅非常重视瞿秋白的来信和信中的意见。在回信中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今年总算将这部纪念碑的小说，送在这里的读者们的面前了。译的时候和印的时候，颇经过了不少艰难，现在倒也退出了记忆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还有《铁流》，我也很喜欢。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至少在后三年内，有关于内战时代和建设时代的纪念碑的文学书八种至十种，此外更译几种虽然往往被称为无产者文学，然而还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如巴比塞）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偏见（如辛克莱）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哪里，坏在哪里，以备对比参考之用，那么，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到了正确的师范了。”

鲁迅和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是因翻译出版《毁灭》而引起的，它本身就说明了《毁灭》翻译出版后的巨大作用和影响。但是鲁迅与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不能看作是私人之间的一般通信，也不能把这次通信仅仅看作是讨论《毁灭》的问题，而应该看作是现代翻译文学史上一次重大的思想理论和译风的建设。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两位杰出翻译家的对话。他们信中研究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关于翻译《毁灭》的范围。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毁灭》的出版，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为发展革命文艺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三，鲁迅对待翻译文学事业，具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他翻译每部作品时都非常认真和细致，对读者负责。比如翻译童话，为了使小读者看懂和忠实地传达原作的精神，鲁迅惟恐译的不够贴切，惟恐译文中出现难字难句，总是再三推敲。据有关资料记载，为了找出一个恰当的词汇，他总要在房间里来回踱上老半天，直到找出合适的词汇才动笔，决不敷衍马虎。

鲁迅从1903年在日本翻译出版《月界旅行》，到1936年在上海出版《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对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一直坚持了30多年。在这30多年的时间中，他为中国人民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百折不挠、坚持不懈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许广平回忆鲁迅翻译《死魂灵》时写道：“当《死魂灵》第2部第3章译完了时，正是1936年5月15日，其始先生熬住了身体的虚弱，一直支撑着做工，等到翻译完一段落的晚上，他抱着做下了一件如心的事之后似的，轻松地叹了一口气说：休息一下吧！不过觉得人不大好。我就劝他早些医治，后来竟病倒了。那译稿一直压置着。到了病有些转机之后，他仍不忘记那一份未完的工作，总想动笔。我是晓得这翻译的艰苦，是不宜病体的，再三的劝告。到了10月间，先生自以为他的身体可担当起了，毅然把压置着的稿子清理出来，这就是发表于10月16日的《译文》第2卷第2期上的。”鲁迅就是这样带病翻译。为了翻译事业，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第2部未译完，鲁迅就离开了人间。

1935年2月15日，鲁迅开始翻译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死魂灵》第一部，于同年10月6日译毕。先陆续刊于《世界文库》，同年1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列为“译文丛书”之一。1936年，鲁迅又开始继续翻译《死魂灵》第二部（残稿）。鲁迅翻译《死魂灵》，成为他一生翻译工作中最后的也是最高的成就。

果戈理是俄国著名作家，也是鲁迅喜爱的作家之一，长篇小说《死魂灵》是他的代表作。

鲁迅翻译《死魂灵》是在他晚年带病工作的情况下进行的。他那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从他给友人的信及所写“后记”中，也可以看出来。1935年3月13日致肖军、肖红信说：“《死魂灵》很难译……真好像做苦工，日子不好过。”1935年6月28日致胡风信说：“译果戈理，颇为苦，每译两章，好像生过一场病。”鲁迅为了把它准确地介绍过来，翻译时，“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当他译完《死魂灵》第二部残稿时，已是1936年5月15日，这时他已身在病中，但他还是想着“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

我国著名翻译家戈宝权说，《死魂灵》的翻译，成为鲁迅“一生翻译工作中最后的也是最高的成就”。这一评价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还应该指出，《死魂灵》的翻译，不仅是鲁迅翻译工作中的最高成就，而且正如茅盾、巴金认为的那样，鲁迅翻译的《死魂灵》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是翻译文学的典范。

综上所述，鲁迅终其一生的全部翻译文学活动，表现了认真、严肃、负责的态度，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目的性，为中国翻译文学历史开创了新的“鲁迅式的译风”，扭转了晚清以来译界随译、乱译之风，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树立了严肃、认真、负责翻译的榜样，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