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人民反帝革命斗争的新阶段

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中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和国际关系变化的全局相联系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世界革命运动迅速地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资本主义国家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亚非拉持续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国内外敌人、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激烈斗争，汇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世界革命潮流。它标志着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世界革命时期的结束和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期的开始。从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已经不再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伟大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德、俄等帝国主义由于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无产阶级也随之成长和壮大起来，人民群众的民族民主意识和政治觉悟也在逐步提高，这就为中国反帝斗争的蓬勃兴起奠定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极大地提高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觉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反帝斗争的新发展准备了思想条件。这就预示着，在中国大地上一场革命风暴不可避免地即将到来，揭开这场斗争序幕的正是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四运动。

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巴黎和会名义上是协约国对战败的德、奥等国制订和约的会议，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的一次分赃会议。中国是站在协约国方面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也是战胜国之一。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派了一个以外交总长陆徵祥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和会。中国代表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要求归还在大战时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利，以结束德国在华的政治经济权益，并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一切特权和利益的要求。

围绕着中国收回山东权利等问题，帝国主义列强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美国为了和日本争夺中国，起初反对将山东移交日本，提出“国际共管”山东的主张，以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势力。英国、法国虽然和日本有矛盾，但在山东问题上它们却狼狈为奸，互有默契。日本代表借口占领山东已成事实，坚持不肯交还山东，并对和会一再施加压力。美国为了缓和战胜国列强的内部矛盾，决定牺牲中国，同日本妥协。

1919年4月30日，操纵和会的英、美、法等帝国主义最后决定，接受日本的要求，通过了《凡尔赛条约》第156、157、158条款，其中明确规定：“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名义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条约还规定，“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均为日本获得，而且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地契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条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注：《国际条约集》（1919—1923），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37页。）。至此，中国代表向巴黎和会提出的废除帝国主义在华各项特权的要求不仅完全被无理否决，而且经过巴黎和会反而正式把德国在山东占有的权利送给日本了。

巴黎和会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首先起来反对，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同时，全国舆论沸腾，广大人民群众长期积压的愤怒烈火变成了革命的熊熊之焰。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多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拒绝和约签字”、“誓死争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示威学生要求惩办亲日派交通总长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币制局总裁陆宗舆（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和现任驻日公使章宗祥（曾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协定）三人，并愤怒地火烧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藏在曹宅的章宗祥。北京军阀政府对示威学生进行残酷镇压和逮捕，更加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

从6月3日起，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海、天津、广州、成都等地到处掀起了抵制日货和反对分赃的巴黎和会的运动。上海六、七万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和示威游行，接着，唐山、长辛店、长沙、武汉、天津、济南、九江等地的工人也相继投入战斗。天津和上海的商人曾一度罢市。各地学生联合会相继组成，并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他们同工商界组织一起共同推动反帝爱国运动。工人阶级在这次反帝斗争中站在最前列，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在工人阶级的带领下，运动迅速扩展到二十多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当时，在美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也都以不同形式参加了运动。

爱国群众运动表现得如此勇猛壮大，使帝国主义和美国政府惊慌失措。北京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1919年6月28日，即《凡尔赛条约》签字之日，巴黎的华侨工人和留法学生包围了中国代表的寓所，在代表们未表示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之前，不准他们外出。同时，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还收到国内数十封呼吁不能在和约上签字的来电。由于舆论和民众的压力，中国代表“不敢拂逆众意”，拒绝了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给予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直接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独占殖民地的野心，同时也是对凡尔赛体系第一次有力的冲击。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的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这支突起的大军，一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就表现了自己崭新的战斗姿态，充分显示了它具有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历史任务的能力。从此，中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展开了新的局面。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五四运动后两年，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从此，具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性质的人民爱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揭开了新的一页。

华盛顿会议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正值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觉醒与斗争蓬勃开展之际。五四运动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为直接斗争对象，但它也动摇了整个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根基。帝国主义为了勾结起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需要协调它们之间的在华利益。

会议召开前，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在华的原有均势遭到破坏，这主要表现在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在华的政治经济势力迅速膨胀，美英势力受到排挤。巴黎和会后，日本有进一步独占中国的趋势。对日本在中国所占有的这种特殊地位，美国日益不能容忍，美日矛盾趋向尖锐。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原是侵略中国的主角，在华拥有最大的帝国主义利益，日本在中国独占性的扩张，也损害了它的利益。这样，美英就有可能联合起来，共同限制日本。

在华盛顿会议上，美英迫使日本作了某些让步，通过了以美国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和“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原则为基础的《九国公约》，取消了日本在大战时对中国取得的垄断权，使中国又恢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然而，华盛顿会议并不能真正缓和美英同日本之间的矛盾，更不能使中国人民上当。会后，帝国主义假手它们各自豢养的军阀，加紧进行争夺地盘的战争，同时中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也更向前发展了。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鲜明特点是高举反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大会的宣言正确分析了中国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的状况，特别指明，华盛顿会议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协同侵略”使中国处于“生死关头”，这是中国人民不得不起来奋斗的时期。大会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其核心内容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从此，“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就成了中国人民明确的斗争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继续领导全国的罢工斗争。1923年2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政治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声势最大的一次罢工。然而，这次罢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这就向党和工人阶级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工人阶级不能只靠自己一个阶级去同敌人拼搏，而应该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革命阶级，共同反对国内外强大的敌人。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正确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合作，以便联合一切革命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会后，共产党积极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这时，孙中山经过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终于找到了新的道路，他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并积极着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参加下，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的宣言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相同，这是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大会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从此，国民党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加速了革命的步伐。1924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广州沙面数千工人的大罢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不准中国人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取得了胜利。8月，广东农民运动也有了发展。10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推动下，孙中山依靠黄埔学生军联合工农武装和其他军队镇压了广州商团的反革命叛乱。

1925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岛日本纱厂1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的日籍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并打伤十余人，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人民的极大愤怒。5月30日，上海群众万余人举行反帝游行，遭到英国巡捕的残酷镇压，死11人，伤数十人，酿成“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向帝国主义反击。6月1日，上海工商学界举行总罢工、总罢市、总罢课斗争，帝国主义继续疯狂进行屠杀。但是，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强，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革命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

在这次反帝浪潮中，影响最大的是香港和广州爆发的省港大罢工。1925年6月19日，香港十余万工人举行大罢工，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香港当局用紧急戒严和封锁来对付罢工，引起罢工群众的无比愤怒，纷纷离港回到广州。6月23日，一部分回到广州的香港工人和广州群众共1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经过沙基时，遭到英法军队的血腥镇压，这就是“沙基惨案”。这一血案更加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反帝怒火。香港罢工工人迅速达到25万，并有13万人回到广州。7月初，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建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对香港实行封锁，使香港变成了“死港”，严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统治，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北伐战争与中外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北伐战争直接打击的对象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军阀。当时，主要的军阀势力有三个派系：一是直系吴佩孚，占据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陕西、河北一部分，并直接控制着具有重大意义的京汉铁路；二是从直系分裂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占有重要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五省；三是奉系张作霖，盘踞在东北各省和京津地区，并控制着津浦路北段。

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从广东分三路进军。西路取湖南、湖北，这是主攻方向，以消灭吴佩孚势力为目标；中路取江西，以消灭孙传芳势力为主要目标；东路进军福建、浙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北伐军中的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骨干作用，以及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不到半年的时间，国民革命军就打垮了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把革命从广东推进到长江流域，占领了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北伐战争的凯歌行进和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猛烈地震撼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帝国主义各国惊恐万状，它们不仅支持军阀负隅顽抗，而且亲自出马，妄图以武装挑衅来威吓和镇压中国革命运动。

1927年1月3日，武汉群众举行庆祝北伐胜利的大会，英国水兵竟然开枪杀害正在进行和平讲演的中国居民，这一新的血腥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中国共产党在为这一事件发表的宣言中指出，我们“要求撤退英国驻华海军，取消治外法权，收回英国租界，撤退一切帝国主义驻华的军队”（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9页。）。1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汉口数十万群众集会示威。会后，革命群众英勇地驱逐了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占领了英租界。1月6日，英帝国主义又寻机挑衅残杀我九江工人，怒不可遏的九江人民也夺回了九江英租界。迫于革命民众的强大威力，英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2月19日与武汉政府正式签订协定，交出了汉口、九江英租界。

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胜利，使一切帝国主义者都感到更加惊慌。它们一方面虚假地表示“对于中国之内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另一方面却在长江一带进行武力威胁。英、美、法、日达成了四国出兵协定，增派海、陆军集中上海。英国从本国派遣了第一舰队及水兵1000、陆军8个大队到上海；法国不仅增派舰队而且从印度支那抽调兵力到上海；美国则命令其在亚洲海域的舰队全部动员集中到上海；日本从佐世保派遣驱逐舰4艘，巡洋舰1艘载陆战队到达上海。1927年3月间，帝国主义各国调集到上海的军舰多达近百艘，兵力增至3万多人，英国外相奥斯汀·张伯伦赤裸裸地叫嚷：“军队必有充分力量，乃能应付有余。”（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9页。）列强杀气腾腾，准备对中国革命实行武装干涉。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时，英、美、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下令军舰炮击南京，打死打伤我军民二千余人，制造了“南京惨案”。4月11日，这些帝国主义强盗反而向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及声明书，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蛮横地提出所谓惩凶、道歉、赔偿等要求，并且威胁说，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就“不得不采取认为适当之手段”（注：同上书，第130页。）。

“南京惨案”是帝国主义公开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开始。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看到北洋军阀即将覆灭，就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寻找新的代理人，策动资产阶级右派叛变，以充当它们统治中国的工具。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蒋介石就是它们选中的对象。蒋介石同帝国主义早有勾结。1926年11月，北伐军占领南昌后，他就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血腥镇压工农群众。从1927年3月6日起，先后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制造一系列反革命惨案。3月26日，蒋介石到上海后，就和帝国主义密切配合，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在帝国主义就南京事件发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即4月12日，他趁机向革命人民反扑过来，反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帝国主义立即出面为其撑腰打气，扬言对于“在华共产党之活动，……不能置之不顾”（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页。）。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从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以百折不挠的英勇气概，高举革命大旗继续斗争。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北伐部队3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