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谢文指出：“‘不允许’义究竟始见于何时及何书，这个问题尚需作进一步的探讨。”笔者拟考察先秦至南北朝包括“不允许”义在内的“不听”诸义位的产生演变过程，以为响应。

2.1 先秦时期的“不听”

整个先秦时期，“不听”的主要义位是“不听从”，以不带宾语为主。未见“不允许”用例。

2.1.1 “十三经”中“不听”共出现43例：《尚书》4例，《周礼》2例，《礼记》5例，《左传》22例，《公羊传》2例，《穀梁传》3例，《孟子》5例，其余著作未见用例。

2.1.2 调查《国语》等六部典籍，有关“不听”的结果是：《国语》19例，《战国策》101例，《荀子》12例，《韩非子》61例，《晏子春秋》9例，《吕氏春秋》33例。

2.1.3 “听”从听从到答应、同意，又从而引申出允许，大约始于战国后期：《吕氏春秋·知士》：“静郭君辞，不得已而受。十日，谢病，强辞，三日而听。”高诱注：“听，许。”

“听”有“允许”义，则“不听”有“不允许”义，自是水到渠成。从理论上看，既然从战国后期开始，“听”单用就有“允许”义，则“不听”连用指“不许”，也不应该太晚。

2.1.4 值得注意的是，“不听”由“不听从”到“不允许”，应当经过一个中间阶段——即由原先对具体的劝谏、意见的否定性回应变为对某一事件、行为的否定性态度，犹言“不同意”“不答应”，是“不听从”的义位变体，这一阶段出现在战国后期。

（25）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韩非子·奸劫弑臣》）

本例虽然“不听”和“不许”相对，但从性质上看，“不听”还是对齐庄公“请”（求）的回应，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不允许”。而“不允许”正是在这类表示“不同意”“不答应”用例的基础上萌芽而出的。

2.2 秦汉时期的“不听”

秦代很短，在两汉有代表性的典籍中，“不听从”继续占优势，同时“不同意”“不答应”的用例增多。两个新义位“不允许”及“不听任”都已产生。

2.2.1西汉典籍

对五部西汉典籍做了调查，“不听”共出现：《淮南子》12例，《韩诗外传》4例，《史记》177例，《说苑》35例，《盐铁论》3例，凡231例。“不听”单用181例，带宾语50例。多数为“不听从”“不听取”义，还有“不聆听”3例，“不听任”义也已初见用例。

和战国时期一样，在西汉典籍的“不听”用例中，也见到了表明对某个事件或行为的否定性态度的用法，犹言不同意，不答应，表示拒绝。

（26）泰王亶父处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币珠玉而不听，乃谢耆老而徙岐周。（《淮南子·诠言》）“不听”的对象不是言语、劝谏，而是“事之以皮币珠玉”，“不听”指不同意、不答应。

（27）乃相与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恤顾怨萌，方正公平。”（《说苑·至公》）是说子文的亲戚触犯了国家法律，法官赦免了他，但子文不答应，所以有“遂致其族人于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将死’”的举动。“不听”已经不是对要求的回应了，而是表明对某件具体事件的态度非常接近“不允许”义了。

叶爱国先生所举的《史记·楚世家》的用例，“吴请入自索之，随不听，吴亦罢去。”“不听”是对吴国请求的拒绝，犹言“不同意”“不答应”，还不是真正的“不允许”，谢文的意见对。

由“不听从具体的劝谏或意见”到“不同意、不答应某一事件或行为”，再到“禁止他人的行为”，是“不允许”义位产生的三步曲。

2.2.2 和西汉相比，东汉的“不听”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不允许”义位开始产生。

2.2.2.1 中土典籍方面，调查的数据为：《潜夫论》3例、《吴越春秋》15例，《越绝书》14例、《汉书》115例、《论衡》23例、《风俗通义》2例、《太平经》8例、《全后汉文》19例，凡199例;其中单用154例，带宾语45例。在《全后汉文》（卷1）中，有“不允许”1例：

在所调查的典籍中，出现了几例有作“不允许”解可能的用例，都见于《全后汉文》：

（28）后数日，车驾至临淄自劳军，群臣大会。帝谓弇曰：“……又田横亨郦生，及田横降，高帝诏卫尉不听为仇。”（刘秀《劳耿弇》）

本例是刘秀说的一席话（见《后汉书·耿弇传》），用了《汉书·田儋传》刘邦警告卫尉郦商不得挟私报仇的典故。“不听为仇”就是不许（和田横）结仇。严可均因其像口语而载入《全后汉文》，但究竟算不算东汉语料，还是一个问题。

2.2.2.2 东汉佛典方面，在安世高、支谶等译的早期翻译佛经中，“不听”的使用并不普遍。多数“不听”用例仍为“不听闻”或“不听从”义。个别的“不听”似可理解为“不允许”：

（29）须达辞还，载辈送钱。园监不听，走白大家:“须达送钱，不审内不?”（《中本起经》，4/156/c）

须达送钱的目的是买园，“园监不听”，是说园监不答应，不准许。应该指出的是，本例虽然没有具体的对话、要求，但园监“不听”还是针对须达的买园要求而表明的态度，仍可视作对他人要求的回应，故还不是确凿无疑的“不允许”用例。

此外，在失译附“后汉录”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分别功德论》中出现了表“不允许”义的“不听”，除了例（3）、（23）外，又如:

（30）大王，当立制限，不听施诸比丘衣被饮食。（《大方便佛报恩经》,3/147/b）

（31）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分别功德论》,25/34/a）

这些算是比较确切的“不允许”用例。但据我们的初步研究，《大方便佛报恩经》《分别功德论》的翻译年代可能不早于三国，故不能把它们当作东汉时已见此义的证据。

客观地说，两汉时期作不允许义用的“不听”很少，有的还有疑问。如果说汉代“不听”已经产生“不允许”义，充其量也就是处于萌芽阶段。

2.3 魏晋南北朝的“不听”

调查的魏晋南北朝语料包括中土典籍和佛典两类。“不听”作“不允许”用的书证明显增加，其带宾语的比例也大大提高，这在佛典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2.3.1 对《三国志》《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中土典籍的统计情况

显然，“不听”作“不允许”讲的用例有所增加，带宾语的句子也大大增加了。尤其是《全后魏文》，总共33例，带宾语的有32例，占了97%;作“不允许”用的有28例，占了85%。

魏晋史书中，也可见到作“不允许”讲的“不听”，如:

（32）燕王拥兵南面，不听臣等入，此即竖刁、赵高也。（《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不听”就是不许，不准。

《后汉书》以来的六朝史书，这方面的用例尤多:

（33）将终，告其故吏朱示氏、萧建等，使薄敛素棺，籍以黄壤，欲令速朽，早归后土，不听子孙改之。（《后汉书·赵咨传》）

（34）并敕缘边州镇，自今已后，不听境外寇盗，犯者罪同境内。（《魏书·世宗宣武帝纪》）

2.3.2 魏晋南北朝佛典中，我们调查了《大方便佛报恩经》《六度集经》等12种佛经，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这一时期佛典中“不听”带宾语的用例明显增多，大大超过了单用；与此同时，表“不允许”的用例也大大超过了表“不听从”的用例，见下表：

三国佛典中，“不听”作“不允许”用例渐多，除了例（12）（13）外，又如：

（35）尔时世尊，将诸比丘，入城乞食。至一巷中，逢一婆罗门，以指画地，遮不听去。（《撰集百缘经》，4/220/b）

西晋以下的佛典中，“不允许”用例比比皆是，例（9）（14）（15）（16）（22）（23）均其例。

2.4 各时期语料抽样调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