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经济学的本质：学科划分
给“国民经济学”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非常不容易注15。事实上这个概念本身有些模糊——这是一门学科形成初期常有的事。从字面上看，这个名称表示的是国家的“家务”或国家“家务”理论。然而，至少在目前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也没有共同的“家务”，而是每个人料理自己的“家务”。国家本身就形成了对一些公共事务的管理，地方管理机构也是这样；这些机构的“家务”是用公共财政的科学来管理的，尽管它被认为是国民经济学的一部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绝不是国民经济学的全部。而且，到了近代，把公共财政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已经成为习惯。
国民经济学这个词出现于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认为国家的职责之一就是对个人事务施加多方面的影响，而后者只能在国家的指导和控制下享受非常有限的自由。因此，在那个时候说国民经济学充分地代表了构成这个词的概念是适当的。它的适宜性随着重农思想、不受限制的自由观念的取胜以及自由贸易的出现而减弱了，特别是后者的观点是国家应尽可能少地干涉经济事务，除了某些明确界定的情况外，应听任个人自由地照管自己的事务。因此，根据这种观点，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它的主题国家“家务”，根本不存在。
在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有对这种极端自由主义原则的反对，但尽管如此，现实中仍是以个体所有制（完全私有）占主导地位。由于这个原因，许多现代学者都希望舍弃用于修饰的形容词“国民的”或者“国家的”，而只说经济学，或者发明了全新的名称，理论经济学（plutology）或交易经济学（catallactics）。但是在更好的名字出现之前，我们仍可以保留旧的名字注16，只要我们小心不要在经济领域引入国家个体这个现实中不存在的概念。按照现代的观点，国民经济学的主题正在越来越成为这样的理论：从总体来看，经济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说；也就是说，它们均匀地影响整个社会阶级、全国人民，或者是全体人民（德国人所说的Weltwirtschaft）。经济现象或活动指的是为满足物质需求所做的每一次系统的努力，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利用现有的条件实现最大可能的成果，或者实现某个确定的结果用尽可能少的财产。（常见的说法，“用尽可能少的财富，获得尽可能大的结果，”是不合逻辑的，因此应该避免）。
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活动对个人有利，同时增进或至少不会不利于大众的利益。只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工作和生产，通过交换也间接地使他人受益；这一代可能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实施的土壤改良和科技种植，却会使下一代受益。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和国家的经济利益相符。但同样常见甚至更常见的是一方的经济利益与另一方冲突；对一个工业部门、一个社会阶层或一代人有利的情况或活动，往往或多或少地伤害到另一个。这样的例子每一个人都熟悉，最重要的肯定是财产分配，对土地的拥有或对任何事物的独占必然将其他人从这块土地或事物上排除。于是私人利益和国民的经济利益不再一致，于是问题随之产生；换句话说，两个冲突的利益中哪一个对大众的利益贡献更大。回答这个问题是国民经济学的现实和社会的责任，可以说，作为一门实用科学，国民经济学的定义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社会整体需求方法的理论注17，既考虑当代，也考虑子孙后代。社会现有的个体组织，只要它是社会承认的，必须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
解决这个问题常常很困难，其结果当然不仅取决于技术经济上的考虑，而且还与我们的同情心有关；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对他人利益和需求的理解。当我们说一种情况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看是有益或有害时，是基于道德或哲学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基于人们生活和享受美好事物的自然权利的某些观念。我们既认为所有人具有相同的权利、把社会的每个成员作为一个整体等待，也出于某种原因承认它们之间的区别，尽管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观点是科学地建立的，必须清楚地说明原因。
众所周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早些时候，只有自由民、后来只是有产阶级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奴隶和那些无产者的状况和现在家畜的情况大致相同——仅仅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亚里士多德著名的言论：想要奴隶制度停止，梭子需要会自己飞动，弦拨要能自己拨动琴弦，就是这一观点的证据，但是我们不必回到那时，就可以遇见类似的观点。18世纪的瑞典经济学家安伯格在他的Frihetstidens politiska ekonomi（“自由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注18）中提到：我们不断发现一些言辞，它们表明，尽管我们深恶痛绝，但直到两个世纪以前，将工人视为牲口的想法仍然很普遍而且根深蒂固。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功绩，因为它在这方面已经带来公众舆论的重大改变。一旦我们开始严肃地将经济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寻求全体的福利状况，必然会考虑最下层阶级的利益，从这里到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宣言只是一小步。
国民经济学的概念本身，或者有着这样一个名字的一门科学，严格来说意味着一场彻底的革命。这个概念是模糊的，这一点不足为奇，革命性的计划常常是这样。事实上，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被清楚地理解之前，许多实践的和理论的问题有待解决。有些事情仍然可以从有利于旧式观点的角度来说，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直截了当，不推诿搪塞地来说。例如，如果我们把工人阶级视为一个较低等级，或者没有走得那么远，我们认为他们还不能分享社会产品的全部份额，那么我们就会清晰地说出来，并以此观点为基础进一步论证。只有一件事是科学的，不值得去做的——隐瞒或歪曲事实真相；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声称这些阶层已经获得所有他们合理希望或期待得到的，或者毫无根据地、乐观地相信经济发展本身可以最大可能的满足所有人。后者的错误，主要是19世纪中期所谓的“和谐”经济学家造成的，即美国的凯里和本可以令人钦佩的法国人巴斯夏，他们两人在自己的国家和我们这里都曾经有过，而且目前仍有很多信徒。
这门课程首先分为“理论”和“实践”国民经济学——狭义经济学和国家经济政策学。由于是否假设私有财产和目前情形的契约自由存在，在我们处理经济问题时的方式存在重大差异，将实践部分细分为两部分可能更恰当：一个是建立在现有条件上的理论应用，另外一个是审慎地研究基础本身。
同时，两者中的前者是后者与理论部分的纽带。一方面，它通过仔细考虑现实扩展理论上的抽象概念，而另一方面，对我们涉及现实时出现的实际问题，只有在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的基础审定之后，才能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对我们的课程形成划分如下：
（1）理论部分（纯理论，一般原理，或理论经济学），包括经济规律或经济现象之间联系的描述，为了发现或证明这些规律，我们必须作出某些简化的假设。
（2）实践部分（应用经济学，商品消费、分配和生产的具体问题），包括这些规律在实际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不同领域中的应用。
（3）社会部分（社会经济学或经济政策），包括研究如何应用这些经济规律和实际规范，以获得尽可能大的社会收益，以及为实现目标，必须对现有的经济和社会法律架构作哪些改变。
这些主要部分的第一部分有一些细分。首先是人类需求理论，定量的和定性的，即一般消费理论，因为它是所有经济活动的目的，理应放在首要位置，即使在实际生活中就时间而言它最后发生。对于这样的需求或消费，首先呈现的是定量观点，在这方面消费者的数量非常重要。因此，在上卷中，我们顺理成章地探讨人口理论、它的组成和变化。事实上，人不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然而，他在成为一个生产者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是一个消费者，无论是系统发育还是个体发育，无论是种族发展还是个体发展。而且，在生产理论中人只是生产要素之一；在消费理论中，他和他的目的构成全部。一般来说，即使是撇开上面的学科划分，也会发现永远不会从国民经济学的完整论述中省略的人口理论，无法在体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除非将它作为整体的前言。事实上，除非我们时时考虑人口及其变化，否则对经济问题的考虑不会有用，无论是实践方面还是理论方面。另一方面，一些人口问题如此复杂，以至于在尚未对经济结构理论的每一部分透彻认识之前无法解决。因此，我们几乎在深入研究每一个经济问题时又回到这些地方，并且它们的解决方法可被视为其主要结果。
我们接下来转到人类需求的定性方面：程度和强度、相对重要性等，而且我们依据相对重要性确定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这些研究的进展将把我们引向价值理论和相关的一般交换理论。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而出现的交换，以及被认为是令人向往的社会调节交换，分别属于我们课程的第二和第三个主要部分。
接下来是生产的一般理论和生产要素：土地（或自然力）、劳动和资本，它们在生产中的角色、在产品分配中的相对份额——租金、工资、利息，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些简化假设下进行研究，如完全的自由竞争或限制在一定条件下的竞争。很显然生产理论不能与分配理论截然分开，但应注意的是，这仅适用于实际发生在私有化经济体系下的分配，或者更确切地说，发生在我们简化的假设环境中。另一方面，属于第三部分的分配的社会问题，与此完全不同；除其他事项外，它还包含这个阶段尚未提出的问题，即各种生产要素的财产权。
在这两部分，我们将主要从静态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就是我们假定，社会一年一年基本保持不变，每年同样的人口，同样的领土面积，同样的资本金额，技术水平也基本相同。为了向比较动态的角度过渡，这必须结合我们课程的实际部分才能成功地实现，我们将简化处理储蓄或资本积累（即等于产量，没有相应的消耗）以及它的对应方——资本消耗。
最后，我们在一般原理或理论部分包括了交换媒介——货币以及有组织的信贷，它们密切相关而且部分重合。事实上很多货币问题，在专篇或应用部分中恰当的地方都进行了描述，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篇幅，更因为相比于生产或贸易技术的细节，实际货币技术与纯经济理论更为相关，所以我们将对其中大部分进行集中讨论。
因此，我们作品的上卷有五个小节：
（一）人口理论注19。
（二）价值和交换理论。
（三）生产和分配理论。
（四）资本理论，所有的内容都在上卷讨论。
（五）货币和信贷理论，这是第二卷理论部分的主题。
因为我可能不会发布其他两个主要部分，因此没有必要讲述我是如何构思内容或如何在讲义中处理它们的。
我需要补充的只是，第三个主要分支（或社会经济学）将包括公共财政并将此作为其最后一个部分，时下通常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研究特殊的金融立法，尽管其在本质上无疑是国民经济学的一部分，且每天都在其中变得更重要和更广泛。
这种课题划分基本与瓦尔拉斯在他的Élé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pure中所使用的一致，虽然它并非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以前遵循J.B.萨伊和J.S.穆勒的典范，通常将经济学按时间顺序划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理论，因为人们认为商品必须首先被生产出来，然后在参与生产的人之间进行分配（工人、地主、资本家等），然后再交换，在此之前他们无法享用实物形式的份额，最后是被消耗。但是这种对课题的简单划分太没有逻辑性。因为我们已经指出除非将生产和分配综合考虑，否则无法理解，而价值和交换都强调的事实，以说明的角度来看，将令人遗憾地带来持续不断的预测和迂回累赘的陈述。而且，当所有其他问题已经阐述后，关于消费已没有太多可言；因此整个这部分被穆勒全部忽略了。然而，如果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们将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引导，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引导所有经济活动的都是人类的需求。因此，需求或价值的理论无疑应放在首位；今天人们常常是这么做的，甚至包括教科书的作者们，如C.Gide教授，否则他们应该保留旧的主题结构。另一方面，很难说像菲利波维奇（Philippovich）那样推迟对价值的讨论或者仅在商业实践的理论相关联时才进行阐述是正确的。我们将看到，现代形式的价值理论或多或少地对国民经济的各个分支的转化有影响，应与人口理论一起构成整个大厦的基础。
这种对学科传统划分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各个主要章节，理论、实践以及社会问题被一起论述。在学科发展的早期阶段，这可能还站得住脚，而且毫无疑问，它有助于让穆勒的作品以及前面提到的亚当·斯密（其对学科的划分有所不同）的作品具有高度的文学魅力。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专业化，不同的方式逐渐变得必要，而且采用它更容易避免批评，老一代经济学家常常受到很多合理的质疑，因为他们结论的有效范围并非总是明确界定的。
传统学科划分的一个更显著的缺点是，货币理论只是被作为交换理论的一个部分进行讨论，而没有考虑其在经济学各个分支中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可能是尽管在关于货币和信贷技术方面有大量著作却仍没有提出货币及其作用的完整理论、它仍是国民经济理论中探索最少的领域之一的真正原因。
不考虑纯理论或理论经济学（仅就本卷所涉及的内容），我们应该指出整个这部分的论述一定是抽象的和概述的；结果和假设是对应的，也就是说，它们只是在我们简化的假设下有效。它们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与现实相符显然取决于两种情况：首先，我们的假设本身是否以现实为基础，即至少包含一些现实的元素——这是我们必须一直要求的，否则所有关于它们的分析将是无意义的。例如，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人是受自私的动机驱动的，因为这常常是真相，至少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这样。但我们不可以进一步假设他们伤害他人的愿望比纯粹利他的愿望强烈。此外，我们摒弃的情况必须是相对不重要的，至少对所讨论的问题是这样的：当我们考虑某些经济问题时，例如价格形成，我们可能会忽略人们不是完全个人主义的，而是也受社会的影响。但是，我们在其他问题上绝不能这样做，例如在政治—社会领域或在公共财政的学科方面。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到一个最初的近似情况，然后有可能通过连续逼近（即通过逐步考虑最初省略的情况）越来越近地接近实际，这与天文学家为发现行星系统的真实运动规律而做的事情相类似。
但是，不是总能够预先确定进行的摒弃重要与否。甚至有可能发生的是我们必须故意忽略最重要的条件，因为所讨论的问题的性质是如此复杂，除此无法合理地论述。因此在价值理论，我们将暂且忽略货币的功能——实际上这是重要而不是次要的功能。此外，我们会经常将一个人的经济活动视为孤立的，而在吸引我们的人群中这种隔离不常存在甚至是根本不存在，因此只有当我们将世界的经济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时，我们的假设与现实对应。同样，在一开始我们把交换与生产视为独立于对方而存在的，事实上几乎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并且在生产理论中，我们首先关注非资本化生产，虽然这与现实的生产全无相似之处，而且严格来说，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结果自然不会是近似正确的，而是理论推测；但是探索并不因为这个缘故而没有价值。即使在目前情况下，它有时被证明在包括迄今省略的因素后，无法完成推导注20，但它们构成了所讨论问题的完整的、正确的解决方案所必需的基础，因此被视为是有用的工作。
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已经习惯于将科学中的所有抽象推理贬低为毫无用处。然而，这种观点明显地无视所有人类思想（任何形式的）必然是提炼过的这一事实，看起来将会逐渐消亡。历史研究本身首先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放弃那些现有历史文献中未提及的有争议的问题开始，当把通过历史方法得到的结论应用于现代或用当代思想检验它们时——正如它必须经常做的那样——它也是从其所处时间内的所有物质和精神变化中所提炼出来的，这一过程可能是允许的，但却可能导致严重错误。如果这个学派是前后一致的，他们应该去避免超出了纯粹的机械式记录以外的所有结论和所有思想。幸运的是，它没有将其论点继续推延至逻辑结论， 相反通过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研究丰富了国民经济学，这将使其跻身于科学的瑰宝，虽然它没有也不可能构成其全部；虽然如同理论研究一样，它也无法宣称达到了近似有效以上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