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创意型城市的主要研究路径

一、对创意型城市的认识

就可获得的文献来看，“创意型城市”（the creative city）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由墨尔本的一次研讨会最先提出。1988年9月5日—7日，由澳大利亚议会、维多利亚州规划与环境部、墨尔本市等联合举办了一个题为“创意型城市”的研讨会。与会者大多是艺术从业者，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艺术和文化问题怎样更好地融入城市的发展规划之中。研讨会的情况在Meanjin上做了报道。其中，维多利亚州规划与环境部前部长大卫·彦肯（David Yencken）在会上的主旨发言也刊登在这一期杂志上。他称，创意型城市应该保证市民的物质丰裕和精神满足，应该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做得更好，应该激发市民的创意和创造力。他认为，从联系的、整体的和历史的眼光看，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必然能够引发这一系列的结果。这样一个生态学视角预示了“创意型城市”的关键内涵，以及它在开发城市潜力方面的无限可能性。

1990年，Comedia在一篇报告里第一次详细研究了“创意型城市”概念。这份报告名为《充分利用格拉斯哥的文化资产：创意型城市和它的文化经济》，其背景是格拉斯哥文化年的举办。开始于1985年的“欧洲文化之都”冠名活动每年举办一次，在雅典、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西柏林和巴黎之后，格拉斯哥迎来了1990年的庆典活动。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文化事件的潜能和影响，以带动格拉斯哥的经济，完成城市更新运动，便成为这份研究的主题。报告指出，不能简单把艺术与文化看作可供消费的事件、秀或节庆活动，诸如设计、戏剧、电影、舞台艺术、音乐等，每一个文化部类都是一个产业。这些文化与艺术产业的关键就是创意和技艺，这二者的结合促成了“从创意到产品”的转化，并带来了价值增值。

目前，对创意和创意型城市还没有统一的解释，正如厉无畏所说，创意城市不是严格的学术概念，而是一种推动城市复兴和重生的模式。它强调消费引导经济，以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双轮驱动经济发展。在全球性竞争日趋激烈、资源环境的约束日渐增强的形势下，它使地方城市从主要依赖自然客体资源的发展转向着重开发人类主体资源，努力解放文化生产力，重塑城市形象，再获生机，实现持续发展的战略转型。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其巨著《城市文明》（Cities in Civilization）中将创意型城市分为四种类型：技术创新型城市（Technological-Innovative cities）、文化智力型城市（Cultural-Intellectual Cities）、文化技术型城市（Cultural-Technological Cities）、技术组织型城市（Technological-Organisational Cities）。兰德利认为创意的概念出现了混乱，需要重新定义。真正的创意涉及实验过程、原创性、打破规则、跳出传统与习惯、从一个新的视角思考问题、从基本原则（first principles）出发思考问题、设想问题的未来场景与方案、在多样性中发现相同的思路、灵活地横向看待问题等方面。上述的思考方式会催生创意与发展，并能在任何情况下挖掘潜力，最大化人类劳动的产出。另外，创意（creativity）还需要与技艺（skill）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有所改变、有所帮助。技艺关乎理解性的知识和实践性的知识，它能够把创意转化成产品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让创意区别于空想和乌托邦的重要工具。在重新定义了“创意”之后，他指出，既然城市是社会、经济、政治的三位一体，那么“创意型城市”就应该把创意融入社会、经济、政治三个方面。

在创意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方面，各研究者有着相对一致的看法。在经济全球化的框架下，城市作为越来越重要的竞争主体，体现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城市发展的严峻问题，经济繁荣和可持续的重大问题，以及市民生活水准的切实问题都在“创意型城市”中隐含有解决之道。学者和政府对创意型城市的呼吁和关切方兴未艾。

而对于创意型城市的构成要素、产生条件、政策要求等问题，现有研究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正如兰德利所说，随着“创意型城市”成为一个热门概念，越来越多的研究一方面丰富了创意型城市的内涵；一方面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其中，霍斯珀斯（Hospers）指出，集中性（concentration）、多样性（diversity）、非稳定状态（instability）和一个正面的形象（a positive image）是创意型城市真正需要的先决条件，有了这些元素，城市创意才能够不断地涌现；查尔斯·兰德利则认为，人员品质、意志与领导素质、人力的多样性与各种人才的发展机会、组织文化、地方认同、都市空间与设施、网络动力关系七大要素是构建创意型城市所不可或缺的；佛罗里达提出3T理论，他认为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度（tolerance）是一个城市成其为创意型城市的必要条件；但Glaeser却坚持认为真正有效的因素是3S——“技能、阳光和城市蔓延”（skills, sun and sprawl）。

现有的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给出了创意型城市的内涵和要件，概括起来就是：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复杂性和流变性，个人、企业以及因各种原因汇聚在一起的组织和团体能够在城市里获得很好的相互交流、融合；城市的经济能够供养这个庞大的人群，给予他们以满意的、合适的发展机会；城市的生存环境、文化氛围和精神气质能够吸引富有创意的阶层搬来居住，能够对市内的居民以不断的教化和熏陶。

二、城市文化经济学

以艾伦·斯科特（Allen Scott）为代表的城市文化经济学研究者们，对创意型城市有着独到的认识。他们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关注城市文化产业，探讨这些产业的空间集聚形式以及集聚点的特有属性，他们还从本土化和全球化两个角度关注现代社会中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渗透。

经济与文化的相互渗透即表现为涉及图像、符号、信息生产的文化经济。这种文化经济有着独特的空间逻辑，它的区位集中的属性提高了竞争效率和创造潜力，这也正是创意型城市的特性首先彰显在文化产业的主要原因。斯科特在其专著《城市文化经济学》中，首先强调了文化产品部门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产品部门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的焦点，“资本主义自身进入一个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其产品的文化形式和意义正成为生产策略的，即使不是主导性的也是关键性的要素，而且整个人类文化领域日益屈从于商品化”。这表现在生产和消费两个层面，现代的消费文化所追求的产品和服务以各种方式渗透着审美属性和符号属性；商品自身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象征价值的同时，文化生产也越来越趋向于商品化。随着这种双向运动的出现，文化经济便成为当代经济社会领域最活跃的前沿阵地之一，也成为当代城市竞争的主要焦点。在当下，创意型城市便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文化产业、文化产品部门、文化政策等方面的考量。

斯科特指出，日益差异化、碎片化的消费文化，要求生产方式日益远离通过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与培育大众市场来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的福特式，要求设计密集和信息密集的产品带有审美化、符号化的属性，要求企业既能挖掘本土的文化资源又能在全球市场销售产品，要求城市的劳动市场、城市语境和发展政策都能够与生产和消费的新趋势暗合。一系列的要求，在文化产业最先得到了满足和彰显，也首先在文化产业极大地满足了企业追逐收益的动机。消费和生产的双向要求又对生产关系产生一种约束：生产模式由企业内的扩张转向企业间的集聚，大量的中小企业和充满生机和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外部经济的自然激发（创造不是个体的孤独沉思而是更多刺激的产物，创新可能是相关参照群体规模的几何函数）；政策任务的配合，如提供技术研究服务、劳动力培训、产业间网络的社会管理等都是文化经济得以发展和兴盛的必要条件。

斯科特认为，代表创意型城市发展最前沿的文化经济部门有着独特的活动倾向。在特定条件下，这些活动特别地倾向于形成地方密集的经济综合体，并作为繁荣城市和区域的基本经济支柱发挥作用。这种倾向是由于文化产品部门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所致，它能提升城市和区域的竞争性领先地位，强化城市区域的专业化模式。同时，它能产生三种主要的好处：减少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提升产业体系内资本流动和信息流溢的速度，增强以交易活动为基础的社会凝聚模式。此外，它在许多细微的方面巩固了产业综合体的机能（其中包括激发创意和创新）。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效应往往是自我增强的。从长期来看，它可以改变地方经济运行效率，并显著提升其竞争力。而“区域发展是——日益地——以社会上和政治上创造的，而不仅仅是自然给予的竞争优势为基础的”，因此需要城市，而非企业，来打造创意经济的氛围和文化产业集聚的经济综合体。

三、创意产业理论

创意产业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叫法，文化产业（文化工业）、内容产业、版权产业等某种程度上都是创意产业的别名。许多不同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不尽相同，但实质内容都大抵相似。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Horkeimer）和阿多诺（Adorno）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最早提出“文化工业”概念。他们以批判的态度称文化的产业化使得文化由高雅而堕落为媚俗，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程式化扼杀了文化的价值和生命。随后经济学家罗默（Romer）提出了创意和创新的重要性，他指出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新的创造财富的机会，创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随后，澳大利亚和英国率先提出“创意之国”的发展战略，积极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他们把创意产业定义为“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在这个定义之下，设计、工艺、艺术、广告、电影、音乐、出版、广播、建筑、软件等就构成了创意产业的庞大外延。之后，理查德·凯夫斯（Richard Caves）从另外的角度给出了定义：创意产业提供我们宽泛地与文化的、艺术的或仅仅是娱乐的价值相联系的产品和服务。它们包括书刊出版，视觉艺术（绘画与雕刻），表演艺术（戏剧、歌剧、音乐会、舞蹈），录音制品，电影电视，甚至时尚、玩具和游戏。然而定义的外延与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给出的基本一致。被称为“创意产业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John Howkins）从更加经济学的视角对创意产业进行了定义。他指出，在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之内的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四大部门内的产业才能够称其为创意产业，其外延包括广告、建筑、艺术、设计、工艺品、时尚、电影、音乐、表演艺术、出版、研发、软件、玩具、电视广播、电子游戏15类核心内容。霍金斯的定义在文化的基础上又纳入了高科技的成分和经济产权的考量。2004年上海举办“中国创意产业论坛”，随后创意产业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国家和各地政府也积极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经济的考虑结合“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政策大大地促进了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以凯夫斯和霍金斯为代表，学者们对创意产业的研究思路和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经济生产模式，随着其扩大化和深入发展，我们的社会将受到深刻的影响。因而，理论的研究、现实的实践、政策的抉择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而经济个体、社会群体要在这一项挑战面前克服危机，抓住机遇，则需要对创意经济原则的把握，需要学习和实践。② 在创意产业之中，参与生产的主导要素由资本、土地、技术等逐渐转移到人和人的创意（想象力、创造力）。在创意产业内，人的劳动不再如传统产业内可以轻易地被资本和机器所替代。③创意的利益分配方面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一方面需要维护产权保护等古典经济理论所提供的解决之道的顺畅通达；另一方面还要营造生物学隐喻的混沌状态以促进交流与合作。

创意产业的集聚特点，创意产业对地点的选择，创意产业与创意阶层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的研究为创意产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文化政策提供了一系列的思考参照。

四、创意阶层理论

回顾近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劳动者队伍的构成也不断地发生着转变。19世纪的蓝领劳动大军投身轰轰烈烈的生产，20世纪美国的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如今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又提出创意阶层的崛起。之前，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曾提出过后工业社会的服务阶层，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提出过知识工作者的兴起。深究他们所提的阶层关注的都是个人的“才能”和“创意”。

许多人说我们生活在“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中，而佛罗里达指出，“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我们现在的经济是一个由人类创意提供动力的经济。创造力已经成为获得竞争优势的决定性来源，几乎在所有行业，包括汽车、时尚、食品、信息技术等，从长远看，竞争的获胜者都是能够提出创意并保持创意的企业”。他认为，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前进和变革都是以人的创意和创造力为基石的，只是直到近几十年，人们才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系统化地按照这一原则去做。对创意的经济性需求催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创意阶层。佛罗里达区分了“劳工阶层”“服务阶层”和“创意阶层”，认为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获得酬劳的方式不同，前两者主要通过执行规定来获得酬劳，而创意阶层主要通过创造来获得酬劳，并且比其他两个阶层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他称，创意阶层的核心成员包括科技、建筑和设计、教育、艺术、音乐以及娱乐等领域的工作者，他们的经济职能是创造新理念、新技术或新的创意内容。

佛罗里达认为创意阶层由两种类型的成员构成：一种是“超级创意核心”群体，包括科学家与工程师、大学教授、诗人与小说家、艺术家、演员、设计师与建筑师；另一种群体是现代社会的思想先锋，比如非小说作家、编辑、文化人士、智囊机构成员、分析家及其他“舆论制造者”。除了这类核心群体之外，创意阶层还包括“创新专家”，他们广泛分布在知识密集型行业，如高科技行业、金融服务业、法律与卫生保健业及工商管理领域。他对创意阶层的界定“并非通过财产、资本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是经济性的。他认为这一经济阶层的经济职能是通过创意来创造经济价值的。这决定并表明了该阶层成员对社会、文化及生活方式的选择，他们拥有非常相近的品位、愿望和偏好，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这样一个特定的、对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社会群体对城市的生活和环境有着特殊的要求。他们反感机械式的严苛管理，厌倦单调乏味的、只为换取工资的工作，更喜欢“无领”“无工作场”、弹性管理的办公方式；他们渴望体验式的生活，他们对休闲和娱乐有着较高的要求，对社区景观上的、人际的、市政的环境有着十分个性化的追求；他们追求疏离的人际关系，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追求参与体验与创造的劳动模式。这一阶层对经济举足轻重，对生活、工作和休闲有着个性化的追求。于是，佛罗里达进而提出，城市和区域要在现代经济中获取一席之地，要在竞争中取胜必须要在创意阶层的争夺中占得先机。为了能够吸引这一有着特殊偏好的阶层，城市需要具备相当的宽容度。他在文章举了同性恋人数的指标，以衡量城市的宽容度。

最后，在对创意阶层研究的基础上，佛罗里达指出创意型城市的发展需要三个要素（3T）：技术、人才、宽容度，并认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吸引创意人才”的能力。佛罗里达深刻地指出了人的创意对城市的重要性，也分析了城市对这一财富应该抱持的态度和吸引它们的方法。他鼓励城市积极地争夺这一稀缺的资源，并教给它们争夺的方法。他虽然在有些地方提及创意是每个人先天的潜力，却又把创意阶层定义得十分明确，仅限于“创意产业”的少数从业者。他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领域，而其他产业所有人的创意潜能被弃之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