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外师造化:书法与自然
写生,就是写出自然之生命(齐白石《虾》)
书法在中国向来自成艺术,对于中国人来说,书法可列于艺术,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书法的艺术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唐代画家张璪(约735—785)说过一句话,“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八个字,作为中国绘画不刊之鸿教,一千多年来,几乎成了指导中国绘画发展的总纲领。实际上,这一原则早已不局限在绘画领域,而成为指导整个中国艺术最根本的美学命题。它启发艺术家要以心源为洪炉,去妙悟自然,用人的心性去观照和照亮自然。
“外师造化”,不是简单地观察和描摹自然,仅得自然之“形”,而是要得自然之“真”。何谓“真”?荆浩说得好,“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笔法记》)。“中得心源”,就是要在逻辑和理性之外,建立以体验和亲证为核心的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中国艺术家必须以心来统领造化,才能表现自然造化的无限生机和不绝活力。
我们知道,绘画学习离不开写生。写生,就是写出自然之生命和活趣。无论是写丘壑林泉,还是花鸟虫鱼,都是如此。在西方绘画中,有画家逼真地描摹死鱼、死鸟、死野鸡,这在中国画家是不可想象的。“类同死物”(荆浩语),是中国人对于画作最严苛的批评。
然而,书法与绘画不同,它所面对的仅仅是汉字。它既不描摹山水花鸟,也不对人物进行写真。书法的学习,似乎永远是在前人的碑帖之中翻来滚去。那么,它又如何能与自然发生艺术的关联呢?
唐代书法家孙过庭的“同自然之妙有”,可谓一语中的。在书法家的眼里,大自然就变成了点画线条交互往来的运动,整个造化也就是气韵流荡往复回环的过程。耸立的高山,壁立千仞,就是一竖;盘结的藤蔓,蜿蜒流转,就是草书绵延的线条;危崖巨石的奔落,就是一点;江水浩荡的奔流,恣肆激荡,就是一捺的宕漾走笔。书法家眼见为山川草木、花鸟虫鱼、日月星辰,笔下却迹化为线条的回环往复、跌宕起伏。
喜爱草书的朋友,见到壶口瀑布和钱塘江的潮水,不免心中激动,为之狂喜。甚至在一片普通的树林里,都能寻觅到书法点线交织的生命乐章:枣树的筋骨,柿树的枝干,松树的自然盘曲,柏树的蓊郁蓬勃,这些就是写在天地之间的大篆、隶书和狂草。哪怕截取一根藤蔓,衬在洁白的宣纸上,都能让人获得对书法的启迪。当我们以崭新的目光,重新观照自然万物时,情景遂为之一变:壁立千仞的意象,昭示着人们以高远和森挺;阴晴不定的峰峦,便是若隐若现的笔墨舞蹈;烟波浩渺、杳无涯涘的海岸线,仿佛是写在远空中的书势;山与海的景象,进入书法家的心里,成就了人世间最奇伟的书法。
“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孙过庭《书谱》局部)
书法要效法自然,但并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外在形式(比如写一点,像枣核或瓜子;写一撇,像柳叶或一把刀等等),而是要探究到自然内在的生命。所以,书法家笔下虽然没有一笔物象之形,却同样可以去向自然寻觅书法的生命精神。我甚至认为,在这方面,书法还更具有优越性和独特性。因为书法家要对自然物象进行提炼和概括,并简化为极富有动感的线条。书法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涵摄力,就在于它以抽象简净的线条,来概括天地万物的变化,将活泼的生命精神迹化,并流泻于字里行间。林语堂曾说:“在我看来,书法代表了韵律和构造最为抽象的原则,它与绘画的关系,恰如纯数学与工程学或天文学的关系。”此言良是。
自然盘曲的枝干与吴昌硕的篆书线条,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人李阳冰曾有一段名言,他说:
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咀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而成。可谓通三才之气象,备万物之情状者矣。
韩愈在论述张旭的草书时也说:
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送高闲上人序》)
这些论述,都是对书法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最好说明。
那么,书法家究竟是如何实现从自然物象到书法形象的创造性转化的呢?这就涉及到书法最基本的载体——线条。我们常说,书法是线条的艺术,这是不错的。点,也是浓缩的线。一幅书法,可以看作是书法家随着一根线条在散步,也可以视为牵着一根黑色丝带在舞蹈。
唐李阳冰篆书《三坟记》(局部)
书法是最抽象的,它无色可类,无音可寻,象而不像,无象可循,但它最大限度地提取了自然造化的生命形式,并把它们扣留下来,迹化为书法的世界。换句话说,书法最大的目的,就是凭着书法家内心的精神,去把握和表现自然的生命活力,去把握那瞬息变化、起灭无常的自然美的生机活态,并借着柔软的毛笔和洇染的宣纸,把那种活力迹化出来,使得人人能欣赏,时时能欣赏。
我们注意到,从汉末魏晋一直到唐代,中国书法理论著述中,普遍流行着一种描述性和比拟性的语言。比如,成公绥《隶书体》云:“或若虬龙盘游,蜿蜒轩翥;鸾凤翱翔,矫翼欲去。或若鸷鸟将击,并体抑怒;良马腾骧,奔放向路。”崔瑗《草势》云:“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卫恒《字势》云:“虫跂跂其若动,鸟飞飞而未扬。”索靖《草书势》云:“婉若银钩,飘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
所有这些比喻和描绘,都指明了书法家的笔触中所展现的无限生机和活态。也正因为如此,“象”和“势”成为了这一时期书法理论最重要的语汇。观自然之象,写自然之势,体万物之形,写造化之真,书法家在对自然的体悟中,表现出自然的生命精神,从而使得书法的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的祈望。
“兽鸟,志在飞移”,石刻中所展现的生机和活态,正与书法点画结构同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