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老师”的语义演变

“老师”起初是单音节字“老”和“师”的连用，“老”即长者，“师”最早为古代军队的编制，如“二千五百人为师”（许慎，1963:127），后又逐渐引申为地方行政长官、专掌一职之官和乐师。“师”的教师之义则大概起源于春秋战国末期，社会动荡导致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兴起，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开始出现，如《国语·晋语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和《国语·晋语四》:“文王在母不忧，在傅弗勤，处师弗烦，事王不怒”。此时的“师”虽然开始具有“老师”的语义，但只是单独使用，并不与“老”连用。

秦汉时期，“老”和“师”开始连用，用来描述传道授业的人。例如《史记·荀卿传》:“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和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穷通第七》:“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至齐襄王时，而孙卿最为老师”。“最为老师”的用法表明了此时的“老师”并非面称用语，也不能单独使用。

“老师”作为一个特定和固定的称谓语开始于唐代，指宗教传授者或对僧侣的尊称，如王建《寻李山人不遇》:“从头石上留名句，独向南峰问老师”。其随后泛指传授文化、技艺的人，韩愈《昌黎集·施先生墓铭》:“自贤士大夫、老师宿儒、新进小生，闻先生之死，哭泣相吊”；元好问《遗山集·示侄孙伯安》:“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儿，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这两处“老师”均是对传授知识之人即教师的尊称。而在《新五代史·崔棁》:“其乐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贾、州县避役之人，又无老师良工教习”，此处“老师”则指传授手工技艺之人。此外，在明清时期，“老师”也是“生员和举子对主试的座主和学官的称呼”，如王世贞《瓢不瓢录》:“至分宜当国，而谀者称老翁，其厚之甚者称夫子。此后门生称座主俱曰老师”。

“老师”在专指教师方面也经历了一定的波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老师”作为对教育工作者的尊称开始在中小学使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老师”取代阶级色彩浓厚的“先生”，在高等院校流行开来。“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事业遭受空前破坏，教师成为“人人喊打”的“臭老九”，其社会地位被严重践踏；“文化大革命”后，随着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不断提高。如今，“老师”已成为一个社会泛尊称，从只称呼“从事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的人”泛化到对学校行政人员和工作人员的称呼，由以前的教师专称泛化为对有知识、有文化的非教师领域人士的尊称，在出版界、文艺界、新闻界和广播电视界等众多领域深受欢迎。其中，“老师”在文艺界的使用频率仅次于教育界，这可能与文艺界人士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并缺乏比“老师”更贴切的称谓有关，因为文艺界并没有“某作家”“某演员”这种称谓（黄南松，1988:111），也从侧面反映了全社会尊师重教的风尚。

此外，“老师”在山东尤其济南地区的泛化程度更高，成为一个对陌生人普遍使用的尊称，但这种情形下其发音与普通话稍有不同，类似“老师儿”。在济南，无论对方是何种身份、职业或地位，喊一声“老师儿”，对方就会热心帮助你。反之，如果不能入乡随俗，则会被人视为不懂礼貌，如“他连声‘老师儿’都不叫，我告诉他路干么？”这种现象可能与济南人深受“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儒家思想有关；或者，“老师儿”是一个文化符号，体现了“济南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固守着齐鲁儒家文化的道德底线，汲取了作为职业的‘老师’中的道德因素，嫁接到现代生活的习惯中去，实现了‘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老师”的解释为：对教师的尊称，泛指传授文化、技术或在某方面值得学习的人。纵观“老师”的语义演变之路可知，“老师”早期的“宗教传授者”或“僧侣”之义消失，而“传授手工技艺”之义也被后起的“师傅”所取代，如今只保留下“教师的尊称”，并进一步泛化为对有知识、有文化的非教师领域人士的尊称。“老师”的泛化之路可谓理所当然，从年老资深的学者→对传教者/僧侣的尊称→传授文化、技艺的人→教师的专称→泛尊称（某方面值得学习的人），语义的泛化过程表现出较强的继承性，既与知识、文化相联系，又包含尊重与亲切的感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