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流”的历史性

在本书中，我的目的不是要穷尽探索20世纪思想文化中反映的所有与“交流”相关的问题，而主要是想要说明“交流”怎么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麻烦。在策略上，我追随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方法。他认为存在两种历史叙事模式。第一种是历史主义的方法（historicism）。该方法认为，历史是预先构成和事先给定的，它存在于同质的时空连续体中，是一根延绵不断的因果关系链条；它矜持端庄，等待历史学者变戏法般地召唤；只要历史学者以足够的耐心和力度召唤，历史就会作出回应并按照其本来面目一一道来。

另一种方法——这是本雅明和我都喜欢的方法——认为，历史学家每一次的历史叙事都包含着一种建构原则。历史学家不是等待历史自己把话完整地说出来，而是积极地将不同的时代对接起来。对本雅明来说，时间不是一以贯之的线性连续体，而是充满裂缝和捷径的“虫洞”。本雅明心中所想的时间观念是中世纪的时间观念nunc stans，也即“永恒的现在”。但是，一如他一直令人信服的其他研究所展示的，本雅明认为，历史学家发掘出各种神秘的历史信源，并非仅仅是为了激发他们的奇思异想，而是与具体的关切有着巧妙的联系。“现在”与过去的某个时刻之间总是存在暗合。如果能将两者对接起来，“现在”的意义就清晰易懂了。“共时性”固然常常发生在横向的空间中，但也可以发生在纵向的时间中。例如，罗马共和国和法国革命，虽彼此相隔几乎两千年，可是两者之间的联系之密切，超过了1788年和1789年的联系，虽然这两个时刻只相隔一年。时尚也显示出这样的纵向共时性：有的时候，过去的风格（如强劲爵士乐、连鬓胡子和喇叭裤）渐渐消亡以至无处可寻；另一些时候，它们又突然流行起来。过去的现象不时会选择性地在当下复活。历史并非总是以单线展开，而是以星罗棋布、群星灿烂的方式呈现。

以上思考对本书的意义是：在试图说明“当下”时，我会索隐钩沉地去发掘那些我认为与现在有着暗合之处的“过去”。尽管本书的内容很少直接涉及电视、电影或因特网，所涉时间范围也都在20世纪中叶之前。然而，我认为，19世纪后期的灵异研究（第二章和第五章）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无线电研究——当时人们正操心该如何给冰冷的无线电讯号披上一层人性温情的外衣——能相当准确地帮助我们理解现在千年之交所面对的新问题，包括虚拟现实、克隆技术、生物机器人（cyborg）、全球以太网（ethernets）等等。同样，苏格拉底和基督（第一章）或奥古斯丁和洛克（第二章）这样的人物，尽管他们在“交流”的历史语义学中担负了何种重要的角色，现在也许不能清楚地证明之，但是借用他们的思想来思考问题倒是不无裨益的。他们很早就以机敏清晰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论点和议题，可是在当代的思想中，这些问题却常常被后人搞得模糊不清。今天，重回如他们这样的思想家，能使我们的思想更加流畅。当然，各个时期的一切历史著述，包括那些明确号称是对过去的忠实记述的历史著述，其实不过是其作者对特定时代的一种评述。本雅明的前述方法，只不过是更加明确地突出了历史学家应该扮演的角色——“将不同的时代对接起来”。

也许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要纠缠于“交流”的历史性？交流这个观念不是到处都使人感到神秘莫测吗？我认为，交流的麻烦被写进了人类的境况之中，这一判断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一定道理。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说得很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把字宙分为两半。几乎每一个人的兴趣都附着在这两半之一上。只不过，不同的人把这个分界线划在不同的地方。但尽管如此，我们大家给这两半各自的命名却是一样的，都叫“我”和“非我”。我这样说的时候，言下之意立刻就清楚明白了。在上帝创造的万物之中，每个人的心灵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可以称为“我”或“我的”东西——可能是一个道德谜团，然而这是一个根本的心理事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去分割宇宙。

从心理学上来说，我们的感觉（sensations）和感情（feelings），都是我们每个人独特的东西。我的神经末梢只在我的心灵——而不是在你的心灵——中延伸并终止；并不存在什么中央交换器，所以我不能把我的感觉发送到你的感知里去。你我之间也没有什么“无线”联系，所以我不能将我对这个世界的直接经验发射给你。詹姆斯认为，个体意识的相互隔绝，是人类生存的既定特征。詹姆斯谈到人与人之间在不同的思想流（streams of thought）上的隔绝。他写道：“这样的思想之间的割裂，是自然界中最绝对的割裂。”根据他的这个观点，个人经验的私密性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像通过电线那样相互连接。交流的问题由此而生。

詹姆斯很可能是对的：任何人都自然而然地与他自己有特殊的关系，所以他不能直接和其他人共享意识。不同心灵之间的直接交流是不可能的，而且这可能是一个基本的心理事实（至少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基本事实）。

虽然如此，但仍然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在谈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却并非一直都这样看问题。虽然千百年来，人们的眼睛和耳朵都在接受“私密”的材料，因此“私密”对人类之间的交流并非什么大不了的障碍，但是在詹姆斯所生活的世界里，不同个体大脑之间的割裂具有更加重大的社会、政治意义。换句话说，詹姆斯所发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障碍”问题，既是超历史性的和先天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和偶然的。尽管从穴居人到后现代人，我们今天所谓“交流”问题在人类社会中一直挥之不去，然而只有等到进入詹姆斯所处的时代（1842—1910），交流这个观念才获得了宏大而打动人心的属性。19世纪末创造的两个词，很好地表明了他的思想视域：1874年的新词“唯我论”（solipsim）和1882年的新词“传心术”（telepathy）[后者是詹姆斯的同事迈尔斯（Frederic W.H.Myers）的发明]。两个词都反映了一种个体本位的文化，在这一文化中，环绕着个体心灵竖起的围墙是问题所在，无论这些围墙是令人高兴地一捅就穿（传心术），还是令人生畏地无法逾越（唯我论）。自那时起，“交流”这个问题就呈现出一体两面：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瞬间可达”的交流美梦，另一方面是个体茕茕孑立，迷宫般难以穿越的交流噩梦。

“交流”具有的这一二元属性——既是桥梁又是沟壑——来自新技术的出现及招魂术（spiritualism）对新技术的接受。在后者的笼罩下，出现了一个悠久的传统——幻想人与人之间能实现“不在场的精神接触”（第二章）。简言之，电报和广播之类技术的出现更新了“交流”这个词的词义。“交流”的原意是指“所有形式的物质迁移或传输”，现在则指“跨越时空的准物质连接”。由于有了电，交流可以克服距离或肉体的障碍而实现。现在，“交流”像魔术一样使一连串悠久的梦想重新浮出水面。这一梦想幻想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能像天使间的交流一样顺畅，能让别离的恋人心心相印。“交流”似乎比古老的面对面的，通过语言守望相助的生活不知要强多少倍。它犹如闪电一样迅捷，以太一样细腻，灵犀一样神奇。因此，人们在描述人际关系时，换上了一套新的词汇，这些词汇都来源于“通过技术实现的远距离传输”，如“进行接触”、“调幅收听”、“换频道”、“在或不在同一波段上”、“获得好氛围或坏氛围”，或“地球呼叫赫伯特，请讲！”等等。这时，人的关系问题就被转化成一个正确地调频或减少噪音的问题。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将考察邮局、电话、照相机、唱机和广播之类的媒介，重点不再是它们如何影响面对面的交流——这样的交流已经是人类活动的一个既定领域——而是首先看这些媒介，在那么多的误传、误配和效果扭曲的情况下，如何使“交流”这个观念成为可能。在远距离“交流”中，可能出现混乱——丢失的信件、错误的号码、仿佛从死者那里发来的可疑信号、短路时的模糊信号、错误的投递——所有这些可能导致交流出现混乱的情形现在都已被人当作比喻，用来描绘面对面交流中发生的烦恼。作为人际活动的“交流”，现在只有将其放在各种中介传播的阴影之下，我们才可以思考之。这些中介性传播，最先出现的是大众传播。然而在此之前，柏拉图对“交流的理想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这一观点作了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而且肯定是最雄辩的论述。在《斐德罗篇》中，他给理想的交流形式下的定义是通过将其与各种扭曲的交流形式（思想操纵、修辞和书写）进行对比而给出的。交流是一种顺势疗法：使用何种疗法要看是何种疾病，因此，疾病类型和治疗方法如影随形。交流是一种补偿性的理想，其力量源于它与交流失败和交流故障之间的对照和反差。交流失败固然令人羞愧，但它正是推动交流观念形成的第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