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拓荒：从无到有的特区
吴南生 1979：经济特区的诞生[1]
中国，从人民站起来那天起，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春秋。当又一次变革席卷华夏大地，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被派往深圳特区兼第一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历史的选择，让他站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实践邓小平理论的特区舞台上，他色彩纷呈地演绎了自己投身革命、从政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中国经济特区的酝酿、提出与筹办
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说办成这个特区，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做出了开放改革的决定。没有这个决定，一切无从谈起。地利嘛，应该说，广东总是得风气之先。你看，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到孙中山和大革命时期的北伐战争，都是从广东开始的，这得益于一种地缘优势。特别是广东毗邻港澳。从办特区来说，深圳、珠海这样的地理环境太好了。人和嘛，我想是各方面：港澳同胞多、华侨多，特别要强调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共产党的内部、我们国内广大的干部群众，都迫切地希望改革。因为我们搞了多少年的那套穷社会主义，大家实在是受不了了！受不了还不好讲，因为你不知道社会主义是怎么搞的，以为社会主义就是搞阶级斗争，搞计划经济。
十年浩劫，让大家都觉悟起来，觉得我们这个国家不改革不开放就不行！每一个人脑子都要想一想了，一个国家为什么搞到这么穷，搞到这么绝对化！我想，三中全会上，小平同志他掌握住了这个脉搏，尽管还有很多不同的思想，总的说是要改要变。海外的许多爱国同胞，包括港澳同胞，也期待着我们能拨乱反正。所以我说，没有这个条件，特区是办不成的。
具体地说来，就是1979年初，省委分工我到汕头去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那里前后待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汕头是我的家乡，是一个开放比较早的城市，五口通商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不知怎么搞的，连恩格斯的著作里都写着：“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5个开放口岸。”汕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是个商业很繁荣的地方，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特别是经过“文革”，眼前的这座城市真是满目凄凉，比我们小孩子的时候都还穷呵！我当时很气愤，我说谁要拍电影，要反映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你就到汕头来，拿汕头做一个背景。
那段日子睡不好觉，闭上眼睛就想：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起枪杆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眼前这样一幅江山啊！
我当初的想法，和大家一样，觉得非变不可。不同的是我和海外的联系比较多，知道外边的情况多一点。那时，叶帅在广东住，他对广东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他跟我讲，南生呵，我们的家乡很穷呵，我们有办法没有？要多想办法！这些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启发。我问过许多人有什么办法没有？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如果敢办，那最好快。他说，你看新加坡、中国香港……它们的经济是怎样发展的！他一说，我恍然大悟。所以我最初提的意见，就是划出一定的地方，减税收，简化手续，彻底开放，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
1979年2月21日夜里，我当时正感冒发烧，可是心情很激动，迫不及待地用电话发电报给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并省委。2月28日下午，我从汕头回广州。当天晚上，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中和我交换了意见。3月3日，省委开常委会议，我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说，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作“先手”，就是先掌握主动权。要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主张广东先走一步。先走一步的那个“子”怎么下呢？我想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当时我提议可以考虑设在汕头。第一，汕头在全省来说，除了广州外，它是外贸最多的地方。第二，汕头的华侨是全国最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响的人，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如果万一办不成，那也影响不大，它偏于一隅嘛。我说如果省委同意，我去办。我的意思，要杀头就杀我啦。一说，大家都赞成。我们省委在开放这一点上，总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习仲勋同志就说，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开工作会议，赶紧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
但是，这个地方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叫“出口加工区”，和台湾一样，那就糟糕了；叫“自由贸易区”，就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了；叫作“工业贸易区”吧，又不像……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当时，叶帅在广东，我和仲勋同志去向他汇报，叶帅很高兴，说：“好呵，你们赶紧给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听说要划那么块地方老定不下个名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这句话很重要！有了这个名就好办了。
那叫什么特区好呢？弄来弄去，先定了个名字叫“出口特区”。北京有另一类声音说：“他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这话有道理。因为陕甘宁确实是政治特区。我们从这里得到启发，那就叫经济特区吧。用经济特区这个名字，应该说是摸到了一块大石头！这个名字很好，名字一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也少了些。
当年9月，谷牧同志来广东。当时，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分管特区工作。他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了，你们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本来，在省委分工中我就是分管特区工作的，由于中央强调“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建设好”，省委决定由我担任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筹划办特区，得有一个由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否则，就无法可依，无规可循。我们不能在试办特区问题上开国际玩笑。
1980年8月26日，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了经济特区。最令人意外和欣喜的是，《条例》公布后，当时深圳最严重的问题——大量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特区条例》的拟定
当时海外的朋友说，你是没有法的。无法可依，无规可循，要人家来投资，谁敢来？特区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就不能开国际玩笑！
这样，从1979年开始，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研究、探讨外面先进的东西。因为过去我们对外面的情况一点不了解，你先把人家的东西拿来抄是不行的，有很多东西你看都看不懂。他说房地产，我们根本不知道房地产是怎么一回事！外面的很多名词，我们都搞不清楚，比如说地租。我们是打倒地主的，一听到地租，都反对，可它在外面很普通。外面的东西要拿来研究、讨论，哪些我们立刻能用，哪些改进后才能用。地租不行，就换个称呼，叫土地使用费，这也算是发明，现在大家都认可了。还有像工厂管理条例，我现在连个工厂都没有，你管它什么呢？可以说《特区条例》是借助了外边的材料，不停地研究、商量，用一年多时间，写了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地改。这个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最早、最突出的例子了。
我跟谷牧同志讲，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区法、《特区条例》。这个法一定要拿到全国人大去通过。也找了叶帅，叶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说叶帅呵，这样一件大事，不能没有一个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审议批准的有权威的法规。
真的，这的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尽管有一些同志不同意把《特区条例》拿到人大讨论，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上的《条例》拿到全国人大来讨论的。我说，特区是中国的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呵！虽然叫作广东《特区条例》，但它是中国的特区嘛。社会主义搞特区也是史无前例的，如果这个《条例》没有在全国人大通过，我说我不敢办特区。
后来，叶帅亲自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江泽民同志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
“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这种尝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构想，可谓是大破大立，展示了一种智慧、胆略和冒险精神。
有人问：特区这么搞行不行？除了天上飘着的是五星红旗以外，地上搞的都是资本主义那一套！
小平同志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解放思想的实践
我刚到深圳时，要求男青年一律不准留长发。那时候深圳农民戴个太阳镜，穿着花衣服、牛仔裤在田里赶牛，许多从内地去的人都看不顺眼。我就说统统剪了。但是行不通。后来，我的儿子小南说，爸爸，这就是你不对了，人家马克思、恩格斯也是长头发呵。我一想，是呵，共产党的老祖宗也是长头发，留长发怎么能说是思想意识问题呢？你看，我也闹过这样一个笑话嘛！
我们办特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特区要闯出一条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说白了，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的、自以为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路子。从1980年下半年起，这已成为特区实际工作中一个非解决不可的问题。我们在1980年底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际市场经济为主。这是对党中央提出的“特区主要是要实行市场调节”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也非这样做不可。
1981年5月10日，我向中央汇报工作。其中说到，特区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下，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特殊经济区域。我们要利用特区的特殊条件：一、观察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二、试验各种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三、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目前，由于各种体制尚未进行改革，具体法规没有制定，特区实际上还处于打基础的阶段，碰到的困难和问题还不少。特区的一切政策措施，一定要在“特”字上做文章。
现在回过头看，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突破，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了。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特区开始的。最先从深圳开始，到珠江三角洲，到全国。我说市场经济是个没有腿的巨人，它走到哪里，谁都顶不住的。
特区改革，几乎每走一步，都遇到阻力，先是姓“社”姓“资”，继而由“反对和平演变”引发出坚持“一个中心”还是“两个中心”的争论。特区会不会成为新的“租界”和“殖民地”？
“格格不入”的特区
当时全国都在关注特区，都在议论特区。同时，全国人民都在要求允许多一点“市场调节”，希望经济体制能进一步改革。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矛盾尖锐极了。
1982年1月，冷空气大量南下了——什么“上海租界的由来”，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什么“特区不是社会主义”！没完没了，铺天盖地……这些都不去说它，只讲与计划经济有关的问题。
这年4月22日至5月5日，在北京有一次专门为广东深圳而召开的会议上，有人说：“……我认为，深圳搞这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深圳特区面积327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的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这么大的一块特区面积，全面搞起来不是简单的事情。”
有的问题说得尖锐，很离谱，像这段：“特别要指出的是，有人想要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你哪一位领导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的。你想‘脱钩’是不可能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法国都认为要搞计划经济（这就是常识问题了，他那个计划跟你这个‘计划’能是一回事吗！）。我建议省委计委，你们也建议省委，应该把特区计划管起来。不能讲特区经济市场调节为主。有这么大的外资，宏观计划更应该加强嘛，银行管理也要加强指导嘛！因此，特区建设应该纳入计划，要加强特区计划管理……”
你看，“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这一块政策，是党中央1980年在一个文件中定的，有人却说：“不能说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照此论调，我们怎么能不犯下“有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的大罪呢？
1983年底，小平同志说，特区究竟办得怎样？我要亲自去看看。于是，1984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了深圳，到了珠海。看到经济特区确实是办起来了，确实是闯出一条路子来了，老人家很高兴，为深圳、珠海题了字。回到北京后，他向中央提议，召开全国沿海14个开放城市会议。
4月，中央在北京中南海召开全国沿海开放城市会议。会议最后一天，谷牧同志说：南生，你该发言了。我说，我就不说了吧。谷牧同志和特区来的几位同志都说，你一定要发言。于是，我发了言。在讲到1979年4月小平同志说的“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一时心潮澎湃，抑制不住大声说：这，就是中国特区的由来！
关于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特区，很多人写了很多文章，我没有也不能一一拜读。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写得好的。但有一点，许多文章都说不清楚特区所以能办成是由于什么，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贡献是什么。我想，特区之所以能够办成，是由于引进了市场经济。它对全国的贡献，也在于引进了市场经济的试验、实践，证明了小平同志“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精辟理论，是小平同志一再提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改革试验。
1981年后，我不再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许多人认为我从这时起不再管特区工作了。不是的。这时，我回到省委，仍然分管特区工作，直到1985年9月，我从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转到政协工作，才不再分管特区工作。
（口述者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
方苞 深圳经济特区试水初记
恢复过境耕作和边境小额贸易
1979年1月，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工作会议和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联系广东的实际，拨乱反正，划清是非界限，破除僵化半僵化思想。
我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多次发言反映“文革”期间破坏边境经济政策，以及干部、群众对恢复边境经济政策和实行开放改革的强烈要求，分别向习仲勋、刘田夫等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反映情况，提出恢复和扩大过境耕作、边境小额贸易等建议。
仲勋、田夫同志委托常务副省长黄静波同志和我们具体研究落实。当时我找分管此项工作的李广镇副县长到广州研究并立即就地起草了报告，上报省政府。2月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边境社队自产的农副产品和海、淡水产品，在完成国家任务后作为小额贸易出口，所得外汇，40%留给社队，用于进口自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深圳市农村非边境地区社队的同类产品，也可按上述办法交由外贸公司代办出口，所得外汇，40%留给社队。省政府批复这个小额贸易政策，从内容上和地区上都比“文革”前有较大的突破和扩展。这个突破实质上是改革高度集中的外贸、外汇管理体制的一种尝试。
春节过后，深圳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联系实际破除僵化半僵化思想。整风和落实干部政策推动了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又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落实。
深圳建市与涌向香港的流民潮
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边境部分干部群众对政策有误解，不少地方传说1979年5月初要取消边防部队巡逻，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到5月6日傍晚，有2万多人听信谣言，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地涌向边境线，伺机越境。
市委采取果断措施，动员和组织各级干部分工、分区、分段对涌往边境线的盲目外流人员进行拦截、清理、辟谣、劝说和疏导。边防部队严密封锁边境线。当晚绝大部分盲目外流人员被疏导回家，只有800多人非法越过边境线。
这对于想外流香港的人是个很大的吸引力。从此，非法越境外流日甚一日，人数激增，港英当局每天从文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员达四五百名之多。
事实告诉我们，新成立的市委、市政府如果不下大力气解决好非法外流问题，就谈不上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三个建成”和试办出口特区的计划就会落空。因此市委、市政府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着力推进农村的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改善农民生活，缩小与香港的差距，刹住外逃风，为特区建设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秩序。
减少种粮食
由于农村劳动力长期外流，宝安县农村劳力少、耕地多的矛盾十分突出。全县9万劳动力每年要完成70多万亩的水稻种植面积和1亿多斤征购粮任务。
深圳市成立不久，市委、市政府就及时调整农业生产方针，经请示省政府批准，将65000亩水稻田改种蔬菜和养鱼。1979年秋，王全国同志到深圳传达省政府决定时还指出，为适应加快发展供应香港鲜活农产品的需要，今后在保证深圳市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还可再适当调减粮食种植面积。
我们据此精神，自行调整粮食种植计划。仅用两年时间，就挖鱼塘7万亩，改种蔬菜田7万亩，为原有鱼塘、菜地面积的10倍。此举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对农村管理体制颠覆性的变革
其次，改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管理体制。1978年，宝安县多数社队对旱地农作物推行“五定到组”。1979年坪山公社带头在水稻田实行包产到户，当时遇到了种种非议，被指责为“搞单干”“走回头路”，我曾多次接到这方面的告状和批评。
1980年2月，我到坪山公社调查研究，分别找主张搞包产到户和反对搞包产到户的基层干部和社员座谈，并到田间实地察看。凡是搞了包产到户的队，秧苗、花生长得既齐苗又粗壮，未搞包产到户的队，还在放春节假，农田长满青草。
市委顶住压力，肯定和支持坪山公社的做法，并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实行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0年底，全市范围的种植业和饲养业基本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人”。由于这种经营管理形式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的水平，较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很快调动起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仅复耕了相当数量的丢荒田地，而且还新开垦了不少矮山坡地用来种果养鸡。
在这种体制下，劳动力多的农户很快发展为种养大户，而靠外流香港的劳力寄钱养家的农户就“相形见绌”了。过去叫儿子外逃的父母，现在却叫儿子回乡定居搞种养。
横岗镇农民钟××有两个儿子外流香港，开放改革后，她靠磨豆腐、养猪致富，年收入超万元，接着她又发展养鸡业，劳力不够，就把外流香港的两个儿子叫回来定居，活鸡饲养量很快就达数万只，年收入数万元，成为宝安县勤劳致富的典型。
1982年，宝安县委、县政府召开勤劳致富农民代表会议，表彰奖励和大力宣传了钟××等10个典型。之后，越来越多外逃香港的农村青年回乡定居搞种养，非法越境外流的青年越来越少了。
1983年春，取消“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管理体制，成立了镇政府和行政村，选举产生村委会；镇、村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下设若干分公司。1983年沙头角、蔡屋围等村委利用征地款，带头成立股份公司，除按劳分配外，还增加了按股份分红。
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和分配制度，很快就从特区内发展到特区外，引导农民资金用于发展生产力。
打破外贸垄断，请港商到养鸡场收购活鸡
过去，交通运输由国营公司包揽，货不能畅其流，严重制约生产发展。活鸡出口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
宝安县每年出口活鸡只有4万只左右。1978年建设外贸商品生产基地，学习香港养鸡技术，办起规模为年产活鸡5万只、10万只和20万只的鸡场。市成立养鸡公司，办种鸡场和饲料厂，由公司负责把市政府下拨的资金，免息或补息三年贷给新建鸡场，向新办鸡场供应优质鸡苗和饲料，收购活鸡出口。这是全省最早采用以公司为纽带联系生产基地带动个体鸡场的形式，它大大加速了养鸡业的发展。到1982年，出口活鸡数量从每年4万只上升至60万只。
出口活鸡数量激增，很快暴露了流通环节的弊病。国营外贸车队按机关时间作息，与活鸡运输很不协调。外贸车队上午8时才开车去鸡场装鸡，到文锦渡吃午饭，下午2时把活鸡卸下再转上香港开来的货车运出港，快的也要第二天才能批发出售，从鸡场到用户手上要花两天时间，运输费用和活鸡死伤损耗竟达销售总额的17%，全部转嫁鸡场负担，使不少鸡场亏损。
事实告诉我们，不改革流通管理体制，蓬勃发展的养鸡业就会夭折，活鸡出口计划就会落空。
1982年，我们改革了由外贸部门垄断经营运输出口的体制，允许港商参加流通领域的竞争，同意港商直接到鸡场收购活鸡。港商清早驾车到鸡场，运输用的鸡笼由大变小，每只笼装鸡从十余只改为两只，还洒上水防晒防热，当天直接运到香港的茶楼酒店销售，无须在文锦渡卸换车，也省去批发环节，减少了活鸡死伤损耗。我们按香港当天活鸡批发价收钱，并拨支9%给港商，作为活鸡死伤损耗和运输费用的支付。
流通体制改革使鸡场盈利大增，挽救了濒临倒闭的鸡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市活鸡上市量已达2000余万只，其中出口1000多万只，占香港活鸡市场需求量的1/3，其余部分供应本市和省内一些大中城市。
养鸡公司（即康达尔公司）也因此发展为股份制上市公司。交通运输业由国有企业独家经营发展为多种经济成分竞争的机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的发育与繁荣。
从荔枝、蔬菜开始的物价变革
当时，深圳市十分重视农业生态平衡，从1979年起，每办一个年产5万只鸡场或千头猪场，同时就地规划办一个万株荔枝树的果园或千亩鱼塘。猪、鸡粪便作为果树的肥料或养鱼的饲料，既可避免污染，又能节约成本。但是，传统的价格管理体制的弊病，使这个促进生态平衡的计划实施不下去。
当时荔枝出口的收购价格是省外贸部门与物价部门商定的，优质荔枝每斤收购价只有2—3角，而香港每磅的销售价却为港币20元左右。价格不反映供求关系，背离价值规律，严重挫伤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农民对老果园无心去管理，更无积极性去垦荒发展新果园，荔枝成熟时，宁可赠送亲友，也不愿卖给外贸部门。
1981年，市政府让市外贸部门提高荔枝的收购价格，优质荔枝每斤收购价格从原来2—3角，改为1元多；上级有关部门多次批评，要求按省统一价格收购。市委从实际出发，坚持价格体制改革，不仅继续提高收购价格，而且按双方议定价格，组织香港游客到果园吃荔枝。后来又进一步放开价格，按价值规律办事，按香港批发价和牌价汇率定价，每斤优质荔枝收购价10—15元，大大促进了生产。
经过两三年时间，几乎所有丢荒的老果园都复垦了，社队还开发荒山坡地办起了千亩万株果园18个，面积2万亩左右。集体办场带动了私人办场，十余年后的今天，深圳市种植荔枝已达10多万亩，260多万株。宝安区公明镇楼村3000多人，1978年以后开荒新种荔枝1万多亩，20多万株，有些农户仅荔枝一项收入就达几十万元。
蔬菜的发展也遇到类似问题。深圳蔬菜的生产和出口具有特别优势，建市后人口激增对蔬菜需求量也急剧增加，但旧体制的弊病却严重妨碍了蔬菜生产。内外贸收购价、市内与香港零售价相差悬殊。蔬菜生产淡季时，供不应求，外贸部门捷足先登，内销公司则无法满足市场需求；蔬菜生产旺季时，供过于求，外贸和内销部门相互推诿，致使大量蔬菜烂掉，菜农遭受损失。菜农收入与其他农活收入相差大。市政府于1979年和1982年先后两次从外地共引进5000名劳动力来种菜，拨出不少资金投放给外贸部门和果菜公司建设蔬菜基地，仍然无法扭转蔬菜生产停滞、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交替出现的被动局面。
1983年，我们从改革体制入手，蔬菜出口和内销都由果菜公司统一经营，果菜公司根据市场和出口需要与菜农签订淡、旺季的不同品种的产销合同，每五天按香港市场批发价和官方汇率，调整公布一次各种主要蔬菜的收购价格。市内市场平均菜价每斤1角，亏损部分由出口盈利去填补。同时，给几千名菜贩发证在农贸市场摆摊零售，价格放开，以调剂余缺。通过体制改革，兼顾了外贸和内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基本稳定了蔬菜生产面积，满足了出口配额和本市市场的需求。
接着，1983年又取消布票、粮票，放开布匹、百货、家电和粮食的价格。这时，百分之七八十商品的价格由市场调节，深圳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迈进了一大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农民成立投资公司，发行股票的创举
特区建设开始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金问题。中央不给钱，给政策；地方财政没有钱，靠政策。我们必须用足用好中央给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
我们改革了投资体制，1979年开始，市财政对外贸生产基地的投资实行“拨改贷”，从传统的无偿投资方式改为“有偿”投资，由各专业公司统筹对生产企业实行无息、低息或贴息贷款，按合同明确双方权责。同时变单一由政府投资为多种形式筹集生产资金。
1982年，刚恢复建制的宝安县兴办了宝安投资公司，内部发行股票，吸纳社队集体和私人资金，投入工农业生产，既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投资公司也获得了丰厚利润。公司每年按股份分红，几年后就发展成为上市公司，即现在的宝安集团公司。据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首次发行股票的公司。
1982年，我们和国家畜牧总局联合成立华宝公司，办饲料厂、鸡场、猪场、蛋鸡场、果园，后来该公司也发展成为上市股份制公司；同年，还和农垦部联合投资办养牛场；和农业部、省农科院联合投资办农业科研中心，引进、自育、试种、推广良种及良法。
特区范围内统一征地以后，特区农村群众讨论决定，把大部分征地款集中到行政村办股份公司，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服务性行业，每年按股份分红利。1983年，沙头角、蔡屋围行政村最早办起了群众股份公司，1984年横岗镇和沙井镇万丰村相继办起股份公司，就这样从边境农村逐渐向宝安的镇、行政村、自然村推广，有的镇、村若干农户集资办起联合体企业。建市初期的工农业生产和特区初创时期的建设和发展所需资金，相当大的比重是靠投资体制改革解决的。
（作者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书记、常委）
吴建民 珠海经济特区初创往事[2]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会议明确地提出“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揭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珠海的建市和珠海经济特区的试办，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提出来的。
那么，1978年，珠海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
澳门垃圾威胁着的一个“渔村”
珠海原是拥有陆地面积654平方公里、海域近6000平方公里（未包括斗门）的“百岛之县”。1978年，农业人口8万，渔民0.8万，城镇人口3.7万；还有流动渔民[3]2万人。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包括流动渔民）为11.24‰。
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8023万元，其中工业产值3868万元，农业产值2556万元，渔业产值1599万元。珠海全县的财政收入639万元。农村人均收入149元。引进项目一宗，引进计划资金160.4万美元。因为有通往澳门的拱北口岸和拥有一定数量的侨胞，这一年的外汇收入达1766.5万美元（包括供淡水到澳门的外汇收入）。大家都说珠海县城所在地香洲，酷似一个荒僻的渔村，这并不是恶意的贬语，而是针对这一带经济滞后的真实写照。有一位同志对我说，20世纪70年代初，有一次他坐公共汽车上香洲，误点了，直至下午5时才到达，饭店已关门，找不到饭吃。
广州到珠海的交通条件很差，公路窄而且路面不平，还要四次过渡。珠海同香港的海上联系，没有直通船，只能到澳门搭人家的船。中国农村的贫困，当然会牵涉到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政策的失误。珠海也不例外。而珠海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贫困标志却是长期受澳门垃圾威胁的地方。
从香洲沿海边往南走7公里，即是拱北。这是一个通往澳门的口岸。再往西南方向走，即到达军事禁区茂盛围。这里，隔着海湾延伸的一条小河和一片洼地，同澳门相望。在这洼地一侧，就是澳门堆放垃圾的地方。
几十年来，垃圾堆积如山，天天向珠海这边扩大。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越入茂盛围河50多米了，形成长400米、宽100米、高约20多米的一座山。占地足足有5公顷以上。有人估计这堆垃圾超过80万吨。
垃圾堆的污染非常严重，堆沤发热，经常自行燃烧，黑烟滚滚，带着浓烈的臭味，飘进珠海，污染一大片。守卫在茂盛围的部队同志告诉我：“何止是空气污染！水质的污染更严重。茂盛围小河的水全变黑了，鱼虾绝迹。我们在河边种的这片水稻，受水质污染的影响，长势不良，徒长叶子，结实不饱满。”
新中国成立以来，珠海这一带，却是利用垃圾变肥料，捡废品换钱，作为生财之道。后来，珠海县因此成立一个“环境卫生处”，专营垃圾买卖。每天派船到澳门运回垃圾，然后分别处理，数量约是200—300吨。但是，到珠海特区成立时大家反映，垃圾可作肥料的不多了，多属塑料、金属边角料、碎玻璃、车辆残骸等，不时还发现有婴儿的尸体……
将垃圾引入内地，必然造成第二次污染。从拱北到前山、翠微、湾仔以至香洲、唐家，路边到处都堆有垃圾。一片风景优美的地方，却搞成乌七八糟、臭气熏天，实在不像个样子。说是环卫处每年能赚到100万元，其实这是未考虑长远利益的一笔旧账。难道打开门路，发展经济，不以污染环境为代价，就不能在别的方面赚到比这还丰厚的财富？
数百年来，澳门殖民统治当局连污水处理系统也没有搞，更没有建立垃圾处理工厂的计划。边境堆放垃圾和靠珠海一船一船地运走部分垃圾，这种转嫁污染毒害的情况，对于一个即将建立的边境城市和准备试办的中国经济特区，无疑是一个卑劣的特大污点，不可容忍。
经过市委常委会认真研究，统一了认识，正式决定停止接受搬运处理澳门垃圾。然而这样的决定却招来了干部队伍中少数人的流言蜚语：有人说：“从此，农村就断了肥源。”有人说：“大饭碗还没有捧上，好歹还有百万元收入的小饭碗就打烂了，这不弃之可惜？”有人说：“承包处理垃圾，周围几个县都急着要，现在倒是我们自己放弃，真是傻瓜！”
我们顶住压力通过正当途径，同澳门当局进行会谈。到1982年春才订了协议：确定澳门垃圾转移，对原来茂盛围对面的垃圾山进行无害化处理，然后覆盖泥土，种花种树，辟成一个小公园。至此，垃圾污染的历史，才真正在珠海市结束。
也因为农村的贫困，1978—1979年，在珠海边境沿海一带，经常发生有人偷渡到澳门谋生，一批一批的。边境呈现不稳定的状况。
十年浩劫中的假社会主义让人们吃尽苦头，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人们仍抱怀疑态度。一些青年就趁放宽政策之机，纷纷申请去港澳。1979年前后，珠海县公安局发出的出境申请表，达4万多份。但是，合乎条件而能获准出境的毕竟是极少数。未获批准的人，就来个“你不批准，我自己批”。1979年、1980年这两年，珠海就出现3次偷渡外逃的高潮，参加外逃达3271人。在这种风潮面前，我们城乡基层干部骨干，缺乏正确的认识，也缺乏得力的稳定社会的措施，甚至有少数支部书记也跟着说：“到了港澳，有钱捞！”……
仅1979年3—6月，珠海市三灶偷渡者即在海上淹死22人。有的为偷渡而晚间涌进边境的外地女青年，被边境附近的乡村流氓歹徒拦截、轮奸……珠海的收容站，常有人满之患，管理人员忙得团团转，每天要工作10多个小时。1979年的1—4月，收容达5000多人。
为什么会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外逃风潮呢？领导对这一点认识是一致的：主要是经济生活上的原因，而不是政治上的原因。说到这里，顺便介绍1978年香洲居民的生活水平是怎样的一种状况：每月每人平均粮食26斤大米（干部平均31斤）；食油6两，猪肉凭票每人8角至1.2元，鱼票3元；煤15斤；每度电收费2角，水费月收1角；干部的房租每人约为8角至1元。综合计算，当时城镇人口每人每月的伙食费用最低约为15—18元。农村的生活情况，当然低于城镇居民的这个水平。
确实当年的农村经济是比较贫困的。
当年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带领寇庆延、黄荣海等同志专程来珠海，召开珠江三角洲这一片的反偷渡会议，全面部署反偷渡工作。
对偷渡风潮，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经过半年时间，珠海的偷渡人数明显下降。
实践证明，最根本的措施，当然是在开放的形势下，放手开展对外经济活动，大胆利用港澳条件，发展经济。如果生活水平确确实实赶上来了，这一带的人民，没有理由会离乡背井、冒风险外逃的。
一位老同志当时深有感触地说：“相信总有一天，珠海市有足够的吸引力，将外逃的乡亲都召唤回来，让他们享受家乡富足的生活，享受社会主义的天伦之乐。”这话反映了这个开拓者群体在珠海反偷渡工作的远大目标。大家都觉得应有这个责任，也具有这种信心。
在港澳社会的辛酸遭遇，最实际不过地教育了偷渡者。而珠海市实行对外开放，特别是办特区后，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乡亲们将家乡经济大发展的信息传到港澳，外逃的人，在1981年就开始一批又一批地回来了。
建市方针·优势·花园城市
珠海对我来说，的确并不生疏。
1953年我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部工作时，曾因为分管渔业合作化就多次来过珠海。这是南海靠珠江口一个美丽的地方。20世纪初，这里仍称古老的名字——九洲环。清代光绪年间，当地官员正式禀报朝廷，建议将这里开设为“香洲无税商埠”。但是，朝廷没有批准。这说明先人也曾意识到发挥这一带地理优势来发展经济的特殊意义。
历史上这个小地方也有许多出名的事情：南宋丞相文天祥，带兵与元军浴血奋战被俘，坚贞不屈，押解途中写下大义凛然的《过零丁洋》诗篇，其中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脍炙人口的诗句，诗题所指的“零丁洋”，就是珠海的海域。再说容闳这位作为清代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政府的第一批留美学生之一，以后一直支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继而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爱国主义先驱者，就是生在此地。辛亥革命后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也是这里的人。孙中山在筹办黄埔军校的同时，积极加强直属部队力量，1924年就由“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叶剑英选定香洲为组建新部队、培训下层军士的练兵基地。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五桂山革命根据地东面沿海的外围地带，正是珠海北部一大片丘陵山区，它在珠江口一带抗日游击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这样的地方建设特区城市，我们考虑的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渔村”的打扮和扩大，而是将建成显赫于南海之滨的一座中国经济特区窗口和著名的中华文化国际化城市。
早在1979年1月8日，广东省委关于设立深圳、珠海两市的通知尚未下达，王全国主持研究深圳、珠海两市的建设问题座谈会就通知我参加。利用参加这个会议之便，我与省建筑工程设计院联系，建议他们尽快组成专家小组，帮助珠海制订建市总体规划。我要求珠海有关部门迅速同省设计院签订《请求帮助制订珠海总体规划》合同。
建市规划，首先当然要解决建设的方针问题：是以农业为主，以工业为主，还是……这些始终是珠海市干部最关心的大事，也是亟须统一认识的问题。
这个问题，市委多次同多方面商讨，多数同志不同意省里1978年《关于深圳、珠海建市的报告》中提出的一些看法。这个报告提出：“必须重点发展农业生产，迅速改变农业生产面貌……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建材工业，建设旅游区和城市。”有的同志说：“如果仍以农业为主，那么，何必改建为市？……”
上述提法，分明是先搞好农业，然后再搞加工业、旅游业和城市建设，等到农业搞好了，回头才来搞工业。如果按这个方针建设珠海，会贻误许多发展经济的时机。农业生产周期长，珠海发展农业的条件，并不因为建市就顿然变好，何况“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对发展工业、农业，是能够互相促进的。
建市开始，省委提醒我们注意抓紧渔业（珠海原是渔业县）、农业，发挥本身优势，这是对的。但是，作为一个城市的建设方针，就是应该工农业并举，逐步转到以工业为主的轨道上来。
当年，市委在向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的一次综合工作汇报中，解释了珠海市工业、渔业、农业三者的关系，要协调处理好，应允许有一个过渡期。还要采取许多步骤，才能够确定以工业为主的建设方针。而协调上述三者关系的最有力手段，就是抓开放后的对外经济交流，抓引进技术和资金。
统一对建市方针的认识，首先还是要加深对本地区优势的研究，这也是搞好总体规划的思想基础。
珠海的优势是什么？我想，第一个优势就是地连澳门，水接香港，有一个比较广阔的靠海吃海的优越条件。112个海岛（当年的数字）围绕港澳，海岸线与岛岸线共691公里，海湾众多。海域近6051.28平方公里，陆地面积包括斗门达1430平方公里，待开发的面积大。这是一个地理优势，也将是一个经济优势。在发展渔业的同时，尤宜大力发展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的工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以加工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
第二个优势，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如沙石、玻璃沙、瓷土、云母、石油以及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
第三，风景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保护得好，空气洁净，景点众多，山光水色，引人入胜。具有发展旅游业的优势。
第四，本市有14万农村劳动力（未计斗门），3000技术渔民；还有兄弟县、邻近广大后方后备劳动力。
第五，这里的整个政治局面稳定，人民对政府的向心力还是强的。
第六，且不论大小，这里还是广东省对外贸易进出口岸之一。今后发展前景也不可低估。
是的，从这些优势出发，我们在总体规划中，描绘珠海将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就是：海滨花园城市。
我们一直认为，绿化，也是一种社会文明。
为此，我们分几次到新加坡、泰国、美国等地去对城市园林绿化进行系统的考察。
我们开始意识到，花园城市的要求，应该使园林建设这个概念，跳出仅仅附属于建筑物的“点缀庭院装饰物”这个框框，要求将整个城市当作一个大公园来规划，结合城市的各种功能设计，分区建设。自然区的划分，还要考虑自然风景公园、史迹公园（烈士陵园）、休闲公园、文化公园、动植物园的搭配和布局。道路绿化带、道旁草地、各种庭院花圃和外围郊区各种绿化走廊的形成，要同市区中的各种大小公园构成一个协调幽雅的庞大绿化网。
特区课题的提出
中央正式提出在珠海试办“出口特区”是1979年7月15日50号文。然而，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习仲勋、杨尚昆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议论有关发挥广东的优势问题，邓小平即提出了办特区的新课题。他说：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会议一结束，杨尚昆先回广东开会传达，我们算是很早就知道珠海将试办特区的消息。吴南生还要我准备做一些有关的调查研究。1979年4月下旬，省外经委的同志也电话通知我在加强开放引进和创办特区的问题上考虑一个规划的意见。6月，珠海市委召开干部大会，传达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同时宣布了在珠海市试办“出口特区”。
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参加珠海经济特区的建设，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是组织广大干部学习1979年6月6日省委的报告。
省委当时的这个报告对特区的设想是：“既要维护我国的主权，执行我国法律、法令，遵守我国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外商投资办厂，受我国法律的保障；特区需要的进口物资和出口商品，实行优惠税制；外商所得的合法利益，在缴纳各项税款之后，可按有关规定汇出；简化人员出入的手续；特区设中国银行的机构，可同中国银行港澳分行直接来往，开立账户，办理结账手续；特区的工资，可高于全国和广东省的平均水平；我方在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人员，其所得的外币工资上缴，按特区工资标准，付给人民币。具体管理办法，要根据上述原则，尽早制定细则。并建立海关、商检、检疫、边检、银行、邮电等机构，办理有关业务。”
对于建立特区的步骤，省委提出：“要搞好总体规划，搞好基础设施，如供水、供电、道路、码头、通信、仓储等。所需物资，采取财政拨款、银行贷款和吸收外商资金等办法解决。在发展步骤上，要先搞好加工装配、轻型加工工业和旅游事业等，逐步积累资金，再兴办加工程度高的项目。”
当年，在接到试办“出口特区”任务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制订珠海市建市总体规划，从1979年5月动手，经过一年的酝酿、测量、调查，然后反复研究、修改，聘请了全国数十位专家评议、座谈，终于制订成计划。经市委常委讨论再修改，通过之后报政府。以后，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制订了珠海经济特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确定了特区发展规划的几条原则：
一、特区发展方向是建成以工业为重点，兼营旅游、商业、住宅、外贸和农渔牧业的综合性经济特区。
二、在国家统一管理下，特事特办，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国营、集体、中外合资、外资独资以及个体经营等多种经济并存，在经济运转上以市场调节为主。
三、实行外引内联并举的方针。
四、在全国先走一步，争取经济效益和发展速度都居先进水平。
五、强调引进先进技术，实现管理现代化，提高土地使用效益。
特区建设发展规划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规划到1985年主要是完成基础设施，创造投资环境，确定特区发展规模，并为下一阶段积累资金和为对外活动积累经验。
第二阶段是初步发展阶段，规划到1990年要求各功能分区基本形成，并初步实现项目的经济效益，而引进的项目，也要达到一定规模。
第三阶段是全面发展阶段，也是经济特区成熟、巩固阶段。规划到2000年那个时候，经济特区已具规模，各行各业已形成较完整体系，产品已经进入国际市场，并开始有部分先进技术和资金向全国辐射。珠海经济特区将在我国南方经济发展中居重要地位。
至于工业、旅游、商业及外贸、房地产、交通运输、仓储业、农业、渔业、牧业、财政与金融、市政公用工业、文化工业、环境保护、人口、土地以及建设投资估算等，都分别作出具体规划，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体规划通过了，就等于建市和筹办特区的动员令下达了。当然，有些建设措施也不可能等着总体规划出来才动手，如造林种树，某些早已酝酿成熟的道路改造，还有农业出口生产基地建设以及小额贸易恢复后的各大队基地建设等，则早些时候就起步了。
总体规划通过了，各部门各就各位，起步的声音热闹起来了。突出的就是珠海港口一场硬仗打响了。港口的吞吐量货运年100万吨，客运年70万人次；因此，码头设计暂不考虑5000吨泊位，先上3个千吨泊位，第三期工程再上5000吨泊位。
具体要求是：
——沿滩涂向海面填土造地6.25公顷；
——从港口东边自北至南，再折西南，筑起长580米、标高5.95米的防波堤；
——建成长575米的码头和护岸，其中包括5个飞翼船客运码头，3个千吨泊位；
——疏浚4公里长的飞翼船航道；
——按-4米标准水深开挖港池；
——兴建6000平方米的联检大楼；
还有附属设施，港区往外延伸的马路……
自筹2000多万元，珠海人靠双手建成了珠海九洲港。1982年9月2日正式与香港通航。
珠海特区的开荒牛们开怀地笑了。
特区范围问题
整个建市的规划和特区建设规划的实施，当然是从特区范围划定入手的。当年领导层对划定特区范围的指导思想是：
（1）出口加工特区，小片开始，不可贪大；
（2）重点依托在港口、口岸以及交通方便的地方；
（3）避免特区范围容纳太多原来的乡镇人口；
（4）可以不安排在特区内的设施和建筑物，尽量到特区范围外去建，减少特区占地；
（5）我们没经验，多参考外国早年办加工区的做法。
我们根据这些指导原则进行多次研究，并实地踏勘，初步提出东、西、中、南几片为特区。
1979年12月，吴南生到珠海检查工作，我们就上述设想向他作了汇报。对于特区范围，吴南生介绍说，高雄的加工区据说有90公顷、60公顷和20公顷的。对于外面各种对特区经营的办法，我们都可以借鉴。
他还介绍深圳福田作为特区时，初定是28平方公里，其中工业区是5平方公里，计划第一年投资5000万港元，第二年1.5亿港元，第三年3亿港元。预计15年要投资36.3亿港元。就业人数至少有50万人。
对珠海特区范围，他并不主张搞南片湾仔那一带。他认为就是东、中、西片的面积也仍然可以小一点，从小到大。
随后，在全省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吴南生传达了谷牧有关试办特区方面的意见。他说：从珠海准备划出东西中特区几片的范围中，谷牧“受到启发”，说特区就不要搞太大。毛主席一直提倡建小城市。还说像珠海市这样的花园式城市，可侧重旅游来搞。
珠海特区范围，后来经过省特区管委会和国务院特区管理办公室批准，定为6.81平方公里。
特区范围问题，到了1981年7月，中央的27号文提出把珠海“建成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之后，结合两年来实践探索中碰到的一些具体困难，大家更是比较深切地体会和揣测着：这个6.81平方公里的特区，同综合性的特区建设目标能否相适应？
省委研究室为了从理论上研究一些有关经济特区问题，组织了有好几位经济学家参加的调查组，于1981年7月底由省委副秘书长李言年率领来珠海考察。考察后的座谈中，大家就珠海特区范围问题，也进行了讨论。袁式邦说：“看来，珠海特区的范围，应当扩大。”
孙瑜说：“特区范围问题，还要统一认识。在特区工作的同志嫌特区范围大了，工作难办。市的多数同志却嫌特区的范围小了。这就要统一大家的看法。”
当年华南师院政治系副主任李华杰说：“按6.81平方公里的范围，确实转不过身来，是小了。我看至少也得将整个香洲包括在内。”
李言年说：“特区不仅作用于广东省，而且影响全国。搞得好，全国支持特区；特区也带给全国好处……特区也要有速度，特区需要能施展得开的场地、范围。”
当年华南工学院马列教研室副教授关其学说：“特区范围大小问题，要看综合性特区的性质如何解释，可以设计几个方案，拿出来讨论。现在的范围，我看是小了。”
调查组还在其他方面提出了很宝贵的意见。
这段时间，珠海各个单位的干部，都纷纷讨论着特区的范围问题，很自然地也反映出各种干部对创办经济特区的各种不同态度。
当年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何春霖也曾表示，希望珠海经济特区东片和中片能连在一起，将整个拱北包括进去。
这个问题，各个特区情况不尽相同，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也不可搞一刀切。而随着拥有特区的市的发展，随着对“综合性特区”新课题的提出，又必会出现由于特区范围所引起的新矛盾。这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有关领导机关，尤应有清醒的认识。不是说过去划小了就是错的，而是情况变了，根据新的要求，要及时调整特区范围。何况特区的范围如果当管理（隔离）线建成而定下来，那时候再调整就会造成很大浪费。
所以，确定特区范围，珠海的观点和要求是：
一、划分综合性特区范围，应定出可供掌握的统一标准；
二、希望体察珠海确实在范围问题上碰到的困难；
三、特区范围，希望能从考虑最长远的战略需要来划定，且念及建设管理（隔离）线费用昂贵，不可定“从小到大逐步扩大”的方针。
“珠海碰到的困难”指的是什么？这里仅举一例：珠海靠北面海边的下栅一带，有一片品位很高约有3000万吨蕴藏量的石英砂矿，可以露天开采。外商来看过，很感兴趣。他们羡慕特区优惠的政策，希望就在石英砂矿产地附近建一大型玻璃厂。但是，他们了解到下栅不属特区范围内的地方，失望地走了。
怎么办呢？我们递交请示报告，争取上面定一条政策：珠海市经济特区范围外引进的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经批准可以享受特区内企业同样的待遇。
特区的范围就是实施特区优惠政策的地域界限。它的确定，最终决定管理线建成并公布实施办法。在上述这两个基本条件出现之前，特区范围实际上都是在地图上划来划去的一种示意活动。虽然海关对此很敏感，也曾根据初定的“示意”范围对不在范围内的企业进出口物资按规定收取不享受特区优惠的关税。但是，这些从来都没有被认为是最后法定下来的特区范围。
我还想告诉读者一个特区创业的基本事实：尽管特区范围有好几次提出调整的方案，但是，在这个划来划去、议来议去的过程中，深圳、珠海从来都是以全市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情况来概括地说明特区的创业发展进程的，而不是仅仅单独介绍特区范围内的经济、文化情况。
这就是说，即使是深圳，那条管理线花了一笔巨款建成之后，由于还没有定下新的管理政策，没有一个实施的办法，特区范围内并没有执行新的特殊优惠规定，因此，这个划分范围，也没有起到原来预想的作用。
毛纺厂的启迪
大家都知道，珠海原来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新中国成立初期，这里只有3间粮食加工厂，一间酿酒作坊和其他零星的个体手工业。1953年独立建珠海县的时候，工业企业也只有28家，都是小家细摊子。建市前的1978年，前面提到，工业产值3868万元，也只是135家小加工工业加起来的数字。针对这一工业基础的现状，后来竟有人指责建市之初，没有提出“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是一种失误。这当然不是实事求是的观点。在当时那种工业基础如此微薄、渔农业产值超过工业产值12%的情况下，何来的“工业主导”？而从实际出发，采取积极措施抓引进加工工业，也并不是只有奢谈“工业为主导”才能体现当年工作的实效性。
研究珠海的工业经济，我却认为解剖最早利用外资建立的毛纺厂，是最有指导意义的。
香洲毛纺厂是利用外资、引进外国设备，承接来料加工，实属补偿贸易性质的一家企业，是开放政策在珠海市引进工业方面最早的一次尝试。
同珠海合作的是澳门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光彪。1978年5月曹光彪到北京，同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探讨在广东省靠近澳门的地方投资设一毛纺厂的可能性，后来，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将这项目交给广东外贸局落实，最后定点在珠海。协议的签订是以广东纺织品进出口分公司代表为主，外贸部驻澳门的直属企业南光贸易公司负责人自始至终都参与谈判和签订协议，同时珠海县工交办公室主任在最后签协议时也作为代表之一参加。
协议于1978年8月签订，11月在珠海破土动工。1979年8月建成厂房面积6000平方米，并将全部生产设备安装完毕。9月试产，11月正式投产。
香洲毛纺厂拥有波兰、日本、英国和德国等国家较先进的粗纺设备23台，2720纺锭，设计能力年产16支毛线120万磅，职工238人。
毛纺厂开幕剪彩时，我们希望利用这家最早引进的企业，加强与港澳实业界的联系。所以，热情支持曹光彪先生扩大邀请规模的要求。这一天，共来了500多家境外厂商和中外新闻记者，还有10多个国家实业界来宾。事后，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报纸发了消息，把香洲毛纺厂的建成，誉为“中国开放政策的率先项目”“中国试办特区的花朵”。好多外宾赞叹珠海的地方真美，只可惜还属一片待开发的荒芜之地。而对于投资这个地方的毛纺厂，能否按期回收资金，多数人持怀疑态度。
毛纺厂投产初期，首先碰到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质量合格率仅87%，产量也低，投产第一年的月平均产量仅完成生产指标的58.8%。其原因，与工人技术素质有关，与管理水平仍不适应也有关系，但是，这不是全部原因，应该说，出现的矛盾，不只是单方面的责任。
因为香洲毛纺厂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按协议均由澳门曹先生的企业负责；原来购买的各国设备，全由曹氏方面负责，有一部分是用过的旧机器，机械发生的某些故障，并非由于工人操作技术所引起；澳门供应的羊毛原料，质量有时也没有做到均匀合格；要求加工毛绒的花色、品种变换，有时也过于频繁。比如，有时候，澳门供应的黄色毛料仅够三天半的生产，继后又来了一批白羊毛。这样，三天半纺完黄色毛线后，立即就要进行机器的清洗，不然，就纺不出纯白的毛线来。不同颜色的毛线产品变换过急，必然影响连续生产的时间和效率。这些问题，当然责任在澳门曹氏方面。
有一段时间，澳门方面对香洲毛纺厂责备过多，有的批评也不准确，是非不清，造成毛纺厂职工情绪波动，管理人员感到压力很大。
实践过程还揭露出一些不可回避的矛盾：毛纺厂的毛线加工费，是由澳门曹氏方面单方面确定为每磅3.2港元，比澳门同行业低20%。而按原协议由澳门曹氏保证供应的辅料和包装袋这一项，并未得到严格执行。还有，曹先生借贷的投资款（港币），按协议要珠海方面在五年内用毛纺厂的加工费收入还清本息。但是，曹氏在港澳的贷款则是规定浮动（随市面行情）计算利息。这就同固定的加工费形成一方不承担任何风险、一方加重了还债负担的鲜明对比。对此，毛纺厂的干部、职工有强烈的反应。
对香洲毛纺厂的问题，珠海市委认为还是先从内部整顿入手，然后再处理涉及合作双方的问题。对各国新旧混合的机器，长期采取零星修理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决定停机统一大修，并趁此机会，培训工人，总结经验，发动大家出谋献策，讨论如何保证产品质量和数量等，建立新的管理和分配制度。希望通过整顿，较彻底地改变面貌。于是，香洲毛纺厂接受市委的指示，停机全面修理并进行内部整顿18天。
可惜得很，当时有一名大报记者，不去了解珠海市委整顿、改进毛纺厂管理的意图，也不去分析全厂职工对改革的那股高涨热情，更没有了解珠海引进的第一家企业，合作双方存在有待解决的一些具体矛盾，就贸然发表文章大谈从香洲毛纺厂“停产事件中应吸取的教训”，把问题说得很严重。此文舍本求末，扭曲了我国开放政策后珠海引进的第一家企业的形象，造成很坏影响。
不久，香洲毛纺厂以整顿成功的事实，回答了一切怀疑者的胡乱猜测。
一、初步走出管理上民主办厂的路子，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由全厂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出，厂长有权选拔、聘任副厂长。党支部主要抓思想政治工作，不干预生产业务。对厂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人员作了合理调整，管理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7.2%。同时，改革劳动用工制度，调出不称职的职工。
二、加强生产人员的培训，受训人员达200人次。规定技术考核月。职工经过生产知识考试、操作技术考试，合格者才能上机台，厂方先后邀请同行业20多名技术人员来厂传授技术。
三、改用“集体定额计件，超额比例提成”的分配形式。实行“固定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加固定补贴工资制”，将职工工资收入同企业生产水平挂钩，同工人的技术高低和贡献大小相联系，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四、全面修机整顿，机器运转正常多了。月产量比整顿前增长18.8%，成纱率8支纱从整顿前的85%提高到95%；16支纱从88.9%提高到93%；劳动出勤率达到99.8%；设备利用率（平均每天）从整顿前的78%提高到90%。
五、整顿后外商对香洲毛纺厂产品质量的评价是：已经达到港澳地区的先进水平，超过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产品水平，在港澳市场已经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事实证明，珠海特区的开拓者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是有能力办好一个最早引进的羊毛纺织企业的。尽管外贸部驻澳门的某些单位对此有不同看法，但是，只要大家都能够站在改革开放的共同立场上，就会承认香洲毛纺厂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确确实实成为珠海引进企业中勇于探索、勤于改革的一面旗帜。
市委认真解剖了香洲毛纺厂两年来的经营情况之后，觉得正确总结引进毛纺厂的经验教训（当然不是指“停产整顿事件”的那种武断的“教训”）是必要的。
教训之一，当年签订的协议是欠完善的。
协议规定毛纺厂生产能力为年产120万磅毛线，这是按专纺单股或双股的16支毛纱定的。其前提是要有提供原料的质量保证，并对旧机器利用率做出技术鉴定来保证。当澳门方面改变产品规格，或所提供的原料质量标准下降，或由于旧机器性能残损所引起的设备利用率下降等问题发生时，协议也未明确双方责任和补偿一方损失的条款。
还有，经过澳门曹氏派驻香洲毛纺厂质量验收人员鉴定，认为合格的产品，送到澳门，却被认为不合格，对此也未在协议中规定仲裁办法。更严重的是，澳门方面曾因香洲毛纺厂送出的产品被认为不合格，而单方面决定停止供应原料，这样造成珠海方面的损失，何处索赔？协议均未作规定。
教训之二，给香洲毛纺厂规定的设计产量——年产120万磅毛线，这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理论设计要求。就国内和港澳毛纺厂当年情况看，就算生产搞得最好的，也会因为产品规格的变换和原料质量的原因而达不到这个理论指标。而协议却正是根据这个根本不留余地的“设计产量”来预算全年加工费，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五年内用加工费还清澳门投资贷款本息这样一个非常苛刻的规定。这就限制了我方对所得加工费的支配，将自己的手脚紧紧地绑住了，使我方一开始就处于资金周转困难的境地。
教训之三，客商在香洲毛纺厂的投资（740万港元），是向澳门某银行按浮动利率计算的一笔贷款。协议由我方偿还本息，属于由我方承担全部投资风险的模式。实际上，这是由客商出面代我方向境外银行借钱，在他们毫不承担风险的条件下，协助我方创办一个为客商加工产品并提供盈利机会的毛纺企业。
浮动利率，且不去讲究它是哪里的规矩，这笔贷款最初利率是以8%计算的，曾一度浮升至14.4%；如果这一年都是这么高的利率，则单此一项，珠海一年即需多偿付利息47万港元。这当然是香洲毛纺厂投资经营中的一个大问题。
香洲毛纺厂从试产到正式生产一年中，生产毛线86万磅，成纱率86%，共得加工费275万港元，除支付职工工资及管理费用外，只有130万港元用于偿还本息；而其中利息（已浮动）即占101万港元，还本仅有29万港元（占投资总额的3.9%）。以此推算，即使利息再不往高处浮动，还清本息起码也要25年以上。这样，到还清贷款的时候，工厂设备已成一堆废铁。
针对这一教训，我们作了认真研究。后来在国内联系到利息比澳门轻得多的外汇贷款，以国内贷款提前两年还清了曹氏的这笔“投资贷款”，转为承担国内还贷责任，赢得主动。
教训之四，我们引进的企业，购买设备，应有我方技术专家参与选择、鉴定，并根据设备技术性能及早对工人进行操作培训。这样，才能真正取得技术管理上的主动权。
以上总结的几点经验教训，不是想否定引进这个毛纺厂的必要性，而是通过实践的检验，提醒我们对今后工作的改进，多考虑到办工业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的方方面面，让珠海市的工业发展得快些、健康些。
旅游、住宅事业的尝试
党中央关于试办特区的文件中，多次指出先搞加工装配和旅游事业，逐步积累资金。1980年41号文更具体地指出“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先上那些投资少、周转快、收效大的项目。在发展加工出口工业的同时，有条件的，要逐步发展住宅、旅游等事业”。
珠海在研究确定了建市方针后，也就发展旅游和住宅事业方面，按中央的指示，做了一些尝试。
1979年12月，新成立的珠海旅游公司同澳门珠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签约，合作兴建广东省第一家中外合资的旅游企业——石景山旅游中心。
这一次的合作办企业，我方仅是划出一块风景优美的山坡，客商投资包括设计、施工以及投产后业务人员培训；我方以土地入股参加利润分成，占3成；客商7成（包括偿还投资本息）。合作经营期限12年。期满，如投资已偿还完毕，全部固定资产归我方所有。
石景山旅游中心于1980年2月破土动工，9月建成并在10月试营业，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创造了珠海市基建质量和速度的新纪录。试行营业的3个月，收支平衡。正式开张的第一季度，即获纯利70多万港元。
石景山旅游中心创立了特区旅游宾馆这样一种崭新的风格，深受中外人士及各方面游客的好评。德国广播协会驻北京记者汉斯·巴格曼说：“香港和其他地方我都去过，这里的服务比香港好。我指的是服务，而不是设备。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们西欧人，怎么也想象不到在这个地方还会有这么好的旅馆。你们这样做，可以为你们的国家提高声誉，又可以挣到外汇……”日本《读卖新闻》编委鉴井卓三赞扬说：“其格局和服务适合西方人口味，东方人也喜欢。管理严格而且有效。”
石景山旅游中心确实办得不错，在特区周围都享有很高声誉。这主要是打破“大锅饭”的枷锁，建立服务行业严格的工作制度，而且一开始考试招工时就坚决杜绝“走后门”；结合港澳的一些先进经验，实行合理的工资制度，使职工收入与企业兴衰真正挂上钩；组建起一支高素质的旅游职工队伍，培养讲礼貌、讲文明、待客如宾的端庄风貌。
这里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董事会民主协商，经理有职有权。坚持勤俭办企业原则，建立经营分析预测制度。企业中的党支部积极支持董事会发展旅游业务的决策。
旅游中心得以健康发展，大家当然不会忘记澳门的主要合作者吴福先生和已故的黄族强先生。他们认真创业，周密筹划，立下很大功劳。让人时刻怀念和敬佩。
以后的发展，石景山旅游中心还走上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内外结合，形成体系的路子，成为珠海特区第三产业中的一面旗帜。1981年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珠海视察后，曾将石景山旅游中心的经验介绍给国家旅游局韩克华局长：“这是认真的先进的管理方法，要推广。”
这里，顺便介绍几个数字：1980年进出拱北口岸的人数已从1979年的175.5万人次，增至329万人次。1982年，前三个季度，全国旅游系统接待了162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592万人次，珠海这期间则接待了98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20.2万人次，收入1247万美元，在全国城市中排居第四位。石景山旅游中心对促进珠海旅游业，起到了无可辩驳的带动作用。
旅游业不仅是一种“风景出口”的商业文化活动，同时又是引进技术、引进资金的对外经济活动的桥梁和媒介。所以，从石景山旅游中心经营初步得到的成功经验中，使我们加深了对党中央在这方面指示的理解。
住宅方面最早搞的是在拱北同港商合作的银海住宅区。
银海住宅区设在大海边，占地6.72公顷，建筑面积计划为11.2万平方米；投资初定6048万港元。建成后，供澳门居民、海外投资者和侨胞购买居住。同客商签订合同的内容主要是：（1）我方提供住宅建筑用地，住宅由外商统建、统售；（2）住宅建成的楼房按4成为我所有，6成归客商所有；（3）我方所得4成住宅委托客商在港澳代售，价款以协议售价形式在合同中确定，住宅出售后由客商分期付还我方；（4）客商无偿为住宅区兴建公共设施，包括住宅区管理处、环境卫生管理站、消防、公安、邮电、医疗、学校等共约8960平方米（按建筑总面积7.4%计）。这些公共设施建筑物为我所有，归我方使用。
这个住宅合作项目签约时，我方没有经验，又急于上马，项目的计算并不精细。按合同客商除获得6成住宅建筑资产外，还在代售我方4成住宅的协议售价与实际售价的差价中，获得额外收入。可以说，实际上住宅出售的商业利润，我方一点也没得到。虽然建筑过程由于建筑基础属深沙层，打桩建筑成本比原来预计会增大些。但是，实际上这个项目的许多应是双方共享的效益，都为客商所占。
经过总结，“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房地产业的发展，我们精打细算，效益就好得多了。
考虑以市场经济为取向
特区建设初期，我们国家并未正面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战略改变的认识，确实还需要一个体会、理解、提高的过程。正如人们对举办经济特区初期的认识一样，需要慢慢地掂量掂量。
但是，特区建设的客观实际，都要求以市场经济为取向，向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提出挑战。
应该说，自从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办第一个外向型企业起，我们接触的，就是国际市场经济。由于经济特区建立的主要是外向型经济，它的生产和流通，面向国际市场，因而势必趋向于摆脱我国现行的计划经济模式。经济特区发展起来了，又同国际市场挂上钩，这就必然要进行市场竞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所以，特区确实希望有一个比单纯计划经济模式更能够适应特区性质的经济体制。
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特区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经济”“特区应以市场调节为主”这些论点。我以为都是对的。事实上，特区经济生活中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已经迫使特区的开拓者在考虑经济特区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以市场经济为取向。
已经表现出来的矛盾是什么？
国际市场变化和竞争的信息都是：那些商品劳务成本低、质量高的市场活动主体，稳操胜券，而且获得更多收益，并得到发展；反之，以资源配置低劣的产品会被市场淘汰。
这就暴露了我们完全以计划配置资源的缺陷的矛盾很突出。港澳的工业品价廉物美，千方百计往内地输入。国家计划调拨给珠海的工业品，却仍保持前二三年的指标，根本跟不上特区市场的需要。内地由计划配置资源而生产的某些工业品，经过特区到了港澳市场，常是败下阵来。
特区的对外经济交往中，反映国际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它要求依法保护公平竞争。但是，特区在试办中，法制建设滞后，这个矛盾也很突出。
看来，只有法制经济，才能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和安定社会秩序；才能够把社会腐败现象有效地消除或减少到最低限度；才能够在复杂的对外经济斗争中保障国家权益。
我们体会到，经济特区不断地总结经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一切经济活动符合市场规范，就是要制订出一整套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办法，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内外各方都有所遵循。许多被吸引进特区的投资者，他们考虑在特区能否获得利益，是要以特区法律为依据的。
再一个矛盾是，由目前特区“人的素质偏低”而引起的矛盾。这是市场经济同特区的教育、科技落后、人才缺乏这些现状之间的矛盾。
听说深圳建特区初期，日本实业界对进入那里投资设厂，多持观望态度，并不积极。有人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他们表示深圳所拥有的劳动力，多来自农村，文化素质较差；还说那里管理人才、技术力量都薄弱，而且原来工业基础差，社会可协作的技术行业也少。所以，他们不敢贸然而为。对照珠海，同样有这个问题。
我们还得承认，珠海特区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以商品市场和劳务、人才、金融等要素市场以及服务市场所构成的市场体系远未形成。有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认识上也还没有取得一致，而当时上面领导机关也未作出什么具体的指示，更难谈得上在经济体制方面靠近国际市场经济。一句话，一切尚在探索之中……
但是，这里一切的对外经济活动，却连接着国际市场竞争的信号！形势确实逼人！
国际市场的竞争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与利益机制紧密地联系着，它决定了参加市场角逐的各经济实体兴衰存亡的命运。
竞争迫使每个进入市场的经济实体不得不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动来改变自己的经济行为，调节自身的生产经营。也就是要求自身努力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这就是说，市场竞争促进各经济实体对资源的利用达到合理、节约，使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更趋协调，从而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强烈地要求特区的开拓者更新观念，勇敢接受这无情的考验。
几年的实践，也使我们体会到，在特区确认经济运转“以市场调节为主”之后，仍然很难排除经济特区以外的全国环境的影响，也包括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否容许”这个问题。就广东现实状况说，不仅需要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的配合，还需要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持和协调。
总结经验中，尤要记取的是，价值规律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异己力量。你依它，它存在；你不依它，它也存在。你利用它，会取得成功；你对抗它，就要吃亏，受到惩罚。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各个私有制的经济实体都是真正独立的利益主体，他们所接受的利益激励和约束，驱使他们处心积虑、全力以赴地投入市场竞争，并在竞争中根据市场对自身资源配置优胜劣汰的评判，切实地调整生产单位的经营机制，力求取得或提高参与竞争的优势。
珠海特区如果从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往前发展，对于这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础，如何同市场经济的要求协调适应，可能是一个较突出的课题。其中尤以分配制度出现的矛盾为大。目前，公有制经济实体的收入分配，这种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对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参与竞争的积极性调动乏力）的现状，实在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看来，要求在特区经济多元化的基础上，允许采取多种分配形式，让企业的个人分配，体现“效率优先、公平合理”的原则；不怕收入有高有低，差距拉开，真正做到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效益都得到提高——这才是可取的。
在特区观察引进外资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它们确实从适应市场经济竞争的总要求出发，将工资总水平与生产总效益挂钩，与生活消费水平挂钩，即工资可以随生产总效益高低和生活消费水平的升降而调整，并力求职工福利待遇的稳定。这就是说，企业根据经济效益进行分配，而不单纯按劳动量计算，也不完全是按投资量计算分配。这是市场经济实质性的要求。它告诉人们：必须承认市场竞争中所显示的效益高低决定分配多少的差别。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参考。
香港的市场经济，确实发育比较成熟，应向它们学习。从市场的组织方法、运行方式以及调节控制等方面看来，它们还在前进，还在走向更加完善。
当然，这里也不是说香港就是市场经济发育的最佳标兵，已经十全十美了。经济学界也指出香港经济对国际市场有明显的依赖性。有人讲笑话说：“只要日本、美国打个喷嚏，香港立即伤风感冒。”对于这种“过敏反应”，经济特区也要注意“谨防感冒”。
总之，形势要求我们，当务之急是动员全体特区开拓者都认真去研究市场经济，去总结和认识市场调节对经济特区的基本要求，并考虑珠海特区现阶段要如何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而不是因为“谨防感冒”而对市场经济疏远或畏惧。
除上述这些体会外，下面再介绍从总结经验中得到的几点启迪：
第一，珠海经济特区，同其他经济特区一样，可以成为运用市场经济的试验区，成为同国际市场经济相衔接的前沿地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花更大的力气排除开放观念的思想障碍，排除市场意识所受到的封建传统观念的干扰，排除多年来产品经济模式所遗留下来的思想枷锁。
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2月就说过：“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如何理解这个“管理的窗口”？我看，应该解释为：适应于国际市场竞争的市场经济管理的窗口。
第二，办经济特区，要学会利用价值规律调节生产，改善企业经营。特区引进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它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就要不断接受市场传播的价值规律讯息，以拨正竞争中的方向盘。在具体工作上要求建立通往国际市场的信息网，改革特区的外贸、商业结构，保证流通领域的每个环节都畅通，同时注意国营、集体、合营、独资、个体等各种类型的企业各得其所，有机合作，以促进经营管理质量不断提高。
第三，以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为借鉴，按照合理的先进的比例，建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三种产业并存体系。并在特区的经济活动中，不断调整和改善其中的比例关系。
我们已经意识到，要达到完全转化、撤销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非常长的时间。调整产业结构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特区的区情出发，要逐步稳妥地处理好这个产业结构问题。
第四，从战略上考虑，虽然我们强调经济特区主要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是正确的。但是，也不因此排斥所有“内向”经济。“内向”经济战略能够用经济特区生产的产品代替或满足内地某些方面的进口需要。所以，采取“外向”与“内向”兼行、以外向为主的方针是可取的。
我们还要看到，在国际市场竞争的浪潮中，形势要求特区提高应变能力，搞经济多元化。这同样会产生“外向”与“内向”并举的部署。所以，珠海确认必须同内地进行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国家赋予特区以窗口和桥梁的功能，正是让特区横向联合的领域，可以扩大到生产开发、金融、流通、信息、科研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对特区自身来说，生产规模的扩大，正需要通过横向联合来解决某些原材料、技术、资金、人才以至场地等问题。
第五，发展经济，也不是要以本地资源画地为牢，捆住自己的手脚。特区经济有了一定的基础，还得随时有条件地打出去，发展原材料在外的企业，以横向联合形式同内地合作办生产基地；以至到外国去投资办企业，并借此建立自己的信息网络。
第六，为接受国际市场竞争的挑战，对经济特区已建和将建企业的要求是：（1）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2）接受市场供求信息的反馈，接受价值规律的约束，进行调控。（3）严格要求以销定产，以市场情况来确定投资项目，接受国家宏观计划的指导，消除盲目性，建立内在的投资自我约束机制。（4）要求企业劳动者工资分配与经济效益挂钩，按贡献、按劳动参照付酬。（5）创造与生产社会化相适应的强大的第三产业，配合生产企业；生产企业不求“小而全”或“大而全”。
第七，希望经济特区的市场成为一个买方市场。这就要求这个市场应有丰富的商品和物资，使购买者能够在市场充分地选择商品。经济特区的买方市场，还要考虑到特区人口的增加以及境外购买力大量涌入的因素。而且，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必然会有国际市场信息网的触角伸入这个特区买方市场。特区市场必然要接受这种检验和挑战。
第八，结合对外的经济活动，对经济特区文化的要求是，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应当使文化艺术的面貌更加贴近大众，贴近生活。就是说，社会主义艺术文化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更应该富有人情味，富有生活气息；能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通过市场，献给广大人民，引导人民意气风发地走向进步和富裕；而不是着眼于“高价”和“横财”，甚至塞进西方那种信奉“刺激第一”、猎奇、荒诞的自由化的东西。文化艺术的市场意识，就是观念意识，就是对社会进步具有责任感的意识。赢得了社会进步，就赢得了观众；赢得了观众，就赢得了市场。
第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市场中的商品，科技含量、文化附加值越来越高，这也就是说，文化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经济特区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正要求人才的素质，不仅在技术水平方面有更大的提高，而且还要在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责任、钻研精神以及敬业精神等方面，都能得到长足的进步。
第十，建立经济特区的市场体系，一定要使立法工作跟上去。这里说的立法工作，当然是要求特区立的法，能够反映特区的特点，能够立足于特区的性质，保障特区的战略任务——窗口作用的完成。同时，特区立法很有必要参照港澳和国际市场经济的需求，在国家主权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巩固特区对投资者的优惠待遇而产生的吸引力，并实现法治经济的目标。
以上这些来自市场经济主题的经验总结，当然还是初期的粗浅体会。但是，我们确实已经意识到，特区经济的研究，必须考虑先走一步的这个超前性。比如，从全国来说，要在20世纪末，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先进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对于经济特区来说，则希望有部分工农业产品的科技含量，能达到世界上最先进水平，在综合生产技术实力上真当上排头兵。
这是历史的托付。
……
珠海得到的实惠
中国试办特区的工作，从实际准备算起，匆匆地过了3个年头。国务院1981年5月27日在北京召开两省特区工作会议，会议进行了19天。后来就将会议讨论的成果写成中央27号文，并于1981年7月下达。
因为产生27号文的这次会议，讨论了创办特区以来许多实质性问题，参加会议的同志大家都感到满意，都说27号文将创办特区的实践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珠海更是明确了“综合性经济特区”的性质和方向，进行新的战略考虑。
我从北京回来，传达了5月这次会议的精神之后，结合对27号文的学习，自己也将办特区实践的感受，粗略地作了总结。我们感到两年来的基本经验是：
第一，明确制定建市的方针和赋予这块特区的特殊权力，要立足于当地优势的研究和确认。既然要办经济特区，建设边境新型城市，开辟“执行开放政策、吸收外资的特殊方式”的经济区域，就不能搬用“以农村为重点”“按常规政策吃饭”的那套老办法；真正做到特事特办。说实在的，要发挥本地的优势，加快发展，特区就是主要靠引进、靠港澳市场以至国际市场过日子的。
第二，珠海经济的发展必须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并举。这里，原来的工业基础薄弱，希望加快发展，这是对的。而农业是一切经济的基础，不能放松。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积累资金，需要第一、二产业发展同时的经济配套，这时候，对第三产业的建立和促进，千万不能轻视。在特区经济起步期间，尤其如此。所以，第一、二、三产业并举（当然某一期间会有所侧重），这是一个统筹兼顾、健康发展的指导原则。
第三，特区经济的发展，重要的在于特殊政策对于开放引进的效果。而特殊政策较圆满的施行，是通过权力下放来实现的。如果上下都能够做到解放思想，认识一致，共同努力，实现特殊政策的威力就有保证。珠海走过的曲折道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四，搞好边境城市（包括特区）的总体规划是建设好特区的前提。总体规划强调统一集中，强调对原有基础设施的利用、改造；强调从本地优势出发，朝着特区城市的战略方向安排整体布局。总体规划通过了，大家都要共同维护总体规划，做到人人关心并尊重、遵守总体规划，克服小农经济意识的影响，自由化倾向和分散主义倾向。
第五，执行特殊政策的同时，必须相应地认真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有了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经济搞活。珠海的工业方面，学习“清远经验”，推行盈亏小包干的经济责任制；进而还要试搞逐层建立包干责任制。财贸方面，财政“分灶吃饭”；银行“信贷收支差额包干”；粮食部门，“购销调拨包干，一定三年”；商业也试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渔业方面，以推广“三定一奖”责任制为主，个别单位试用比例分成或大包干办法。农村则实行联产承包到户责任制。改革体制中，鼓励向引进的外资企业学习先进管理经验。
第六，整个对外经济活动的过程，也是我们加强思想教育，抓好反腐蚀斗争的过程。可见思想政治工作，丝毫不能放松。特区的建设，说到底，确实是靠一支坚强而廉洁奉公的干部队伍来做好的。通过干部的正派作风、高尚的品德去影响社会，形成良好风气；反过来，又动员社会群众来监督所有的“人民公仆”。
在建设综合性的经济特区这个问题上，谷牧总结了六条。就是：（一）主要靠利用外资。有没有办法把外资吸引进来，这是成败的关键。对于利用外资的各种形式的利弊都要分析，哪种形式对我更合适，都要很好地总结。（二）特区的建设，要由小到大，由一般到先进，由旅游业、劳动密集型的来料加工，逐步提高到引进大的项目、先进的技术，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三）特区建设和引进，当然要考虑赚点钱，但是，不仅仅是为了让这里的居民先富起来，更重要的是要从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研究外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等方面，对全国作出贡献。特区应该建成一个有很大吸引力的地方。（四）辩证地、合理地统筹安排好特区产品内外销问题。内地需要大量进口，特区又能生产的，就可以内销。当然，特区产品以外销为主，主要是为了使我们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进行竞争。（五）搞特区建设，电讯、交通建设应先行。基础工程不先搞好也不行。（六）特区在人口规划上，要坚持小城市的方针。一个城市不要搞得太拥挤。绿化要多一些，搞得漂亮一点。
以后，1983年春，胡耀邦在广东视察后，也对经济特区工作做了指示。他表示，特区是新事物，同志们搞得不错，敢于创新，又很有成绩，干部是努力的。他说，你们已经闯开了一个新局面，比较出色地实现了中央的意图。特区，应该按新办法来搞。新事新办，特区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
这一年的6月下旬，我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天，谷牧找我们广东代表座谈，听到他传达他向邓小平汇报有关特区工作时邓的一些指示。谷牧说，邓着重讲了两点：（一）特区要坚决办下去。现在，对特区讲好话的多了。我这里听到的都是好话，说坏话的人是个别的，反正特区要坚决办下去，不能动摇。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二）看来，特区的发展，有个同香港统一规划的问题，不要本来香港已经生产很多的东西，特区又办，重复了，会成为包袱……特区的大问题就是要规划好，不要同香港重复，它缺什么，我们发展什么。将来就能互为依托。
是的，办特区的几年实践是有成效的。珠海确实也办了一些实事：
——九洲港经过一年多一点时间的奋战，于1982年9月对香港客运通航（后加上对深圳），正式使用。
——同澳门总督高斯达正式会谈，就澳门合作填海、处理垃圾以及澳门珠海间有关交通问题，达成初步协议，以后，在实际上取得圆满的成果。《关于在澳门新口岸地区合作实现填海造地的议定书》，于1983年2月18日由澳门珠海发展有限公司与澳门政府计划设备暨建设政务司签字生效。填海发展计划为期25年，所得面积约为110万平方米，相当于澳门半岛面积的1/6。
——同澳门知名人士何贤、郑裕彤签约扩大对澳门供水，并完成这个扩大供水工程。1983年给澳门供水达1927万吨。
——《澳门日报》正副总编辑李成俊、李鹏翥同珠海方面商谈，达成协议，表示愿意支持珠海特区宣传工作，在《珠海特区报》出版之前《澳门日报》辟《珠海专页》，加强对珠海经济特区的宣传报送。
——珠海宾馆、拱北宾馆以及碧海酒店、石景山旅游中心扩建工程先后于1982年12月至1984年3月期间建成开业；影剧院、5条骨干马路以及关前口岸改造工程相继竣工。
——珠海直升机场建成，于1983年12月28日通航启用，为南海油田开发提供服务。
——经过多次酝酿勘查研究的磨刀门围垦综合开发工程，由光大实业有限公司、珠江水利水电开发公司、珠海经济特区农业发展总公司合作开发，最终目标造地20万亩，并于1984年3月11日签署工程意向书；合作期限50年，计划投资3亿元。
——省府决定斗门县归珠海市管辖。使珠海市的海陆总面积扩大为7555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1266平方公里；人口40万。
——经济特区的基础设施完成吉大区、拱北区约10平方公里的道路、供水、供电、电讯、排水及平整等29个工程项目的大部分工程。
——建成11万伏变电站，完成往澳门输电计划。
——珠海电讯系统技术取得新装备，安装上国产第一台HJ916型长话、市话合一编码纵横制自动电话交换机（先后4000门），实现1983年革新电讯技术第一期计划。
——1981—1983年三年来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亿元。大体上，基建投资中，外资占50.4%，特区和市的积累投入占42.7%；其余则是省内投资、内地有关部门投资和银行贷款。
——这期间到特区考察和洽谈经济合作业务的有美、英、法、日、德、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金融界、工商界人士，3年引进（未包括特区部分）565宗，实际投资9939万美元；如连同特区引进项目48宗，协议投资额12.3亿美元计算在一起，则协议投资额超过24亿美元。
——横向、内联工作与对外引进同步开展，重点逐渐转向国内技术力量强、资金充足、生产后劲大的地区和单位。已有一批内联项目投产，另外较有代表的如绢麻纺织厂、摩托车厂、精密量具厂等，也在加紧筹办。
——深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再接再厉，取得较好成效。
1983年珠海的工农业总产值已接近2亿元（未包括斗门县）。比1980年增长46.1%，以每年平均递增13.5%的速度向前发展。这一年珠海财政收入比1980年增长3倍多，比上年增长26%。从人民生活的状况看，确实进一步得到改善。职工平均工资收入1375元（全国526元），比1980年增长48%，比上年增加5%。农村人均收入599元（全国309.8元），比1980年增长11.56倍，比上年增加80%。渔区人均收入808元，比1980年略有增加，比上年增加34.7%。
珠海比起先进的地区，比起深圳老大哥，大家对这个速度还是不够满意的。应该分析差距，迎头赶上。但是，对开荒牛们闯血路的实践，确实需要实事求是的评价。我说，他们并没有虚度这数年艰辛的时光。
（作者时任珠海市委书记）
江平 厦门经济特区艰难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1979年7月，中央作出在广东和福建建立四个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1980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正式决定成立厦门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厦门经济特区的管理机构。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81年10月，厦门经济特区正式在湖里动工建设。特区建立之后，面临四个问题。
首先解决认识问题
有人怀疑特区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说这样搞下去，到底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姓“社”姓“资”问题反复争论了好几年，每当经济特区前进一步，就有那么一股思潮怀疑办经济特区是不是搞社会主义。
到1984年就有人认为应该收了，经济特区的发展遇到了种种阻力。经济特区应该继续放还是应该收？1984年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第一站到了深圳，第二站到了珠海，小平同志先后题了“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三站到了厦门，在现在湖里区委、区政府大楼二楼的会议室，厦门市委、市政府和经济特区管委会领导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后，请小平同志题词，小平同志题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连着三个题词，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经济特区这条路没有走错。
回北京不久，小平同志提出对外开放“不是收，而是放”。同时决定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到全岛，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并且决定沿海14个城市对外开放。1985年，中央又决定开放几个三角洲，包括闽南三角地区，之后又批准厦门杏林、海沧、集美为台商投资区。
基础设施远远跟不上对外开放的要求
因为人所共知的历史原因，厦门没有什么大的建设。海堤可以说是最大的一项基础建设项目。给厦门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其他就没有什么大的建设项目了。
作为经济特区，搞对外开放，要在国际竞争中吸引外资，首先要把厦门的基础设施搞好，使投资的软硬环境适应国外投资者的要求。
当时在湖里2.5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里，最早来投资的是印华地砖厂。应该说陈应登先生是一位很勇敢的投资者，他来投资时，湖里道路、水、电等“五通一平”都刚开始动手，他却敢签订第一个投资项目。项目签订后，开始进行厂房建设，他请来了德国专家指导工作。
后来他跟我们讲，“你们知道我在厦门是怎么过的吗？中午在工地没地方吃饭，带几瓶啤酒喝了就算午饭。晚上没有地方去，就泡在浴缸里”。工地没有厕所，只有农民用的茅坑。当时管委会专门花了一万多元，建了一个流动厕所。在这种环境下，大规模地引进外资是不可能的。另外，还有交通问题，有一位外商跟我讲：“你知道我是怎么到厦门的吗？”我说：“你坐汽车来的嘛。”当时深圳到厦门没船、没飞机，只有汽车。他说：“我是‘骑马’到厦门的，因为从深圳到厦门这条路坑坑洼洼，非常颠簸，就像‘骑马’一样。”厦门的交通、运输、电信等一系列基础设施不解决，经济特区就没有办法建设和发展。
但是建飞机场、建港口、扩大自来水、建设程控电话等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怎样解决资金问题呢？
过去我们的习惯是建一个项目要向省里、向中央写报告，请省里、请中央拨钱。我们认为作为经济特区，资金来源主要应该依靠外来资金，当然同时也要积极争取省和中央对厦门经济特区的支持。这首先要转变观念，因为过去我们向外界宣布我国没有外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当时，机场的建设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支持，但是在建设资金和建设规模上都遇到很大的困难。我们通过对外经贸部，向科威特贷款建设机场。厦门机场从最初的一年30多万人次的设计规模，发展成为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国际性机场，是很不容易的。不仅是厦门国际机场，后来我们在其他一些重要项目上，包括湖里2.5平方公里的开发资金，都采取了既在国内筹资又吸引各种外资，包括国外投资和贷款的办法。在资金筹措上，走出了一条新路。
人力资源的问题
小平同志提出经济特区应该是管理的窗口、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它要有很多的外来投资，就需要有相应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和各种专门人才。厦门对外开放之前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基础很差，在这里聚集的人才远远不能适应特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如果按照过去的老做法等国家每年分配来厦的很少的大学毕业生，根本不可能适应经济特区发展的需求。我们除了积极向中央要求分配更多的毕业生到厦门之外，还走出厦门到全国招聘人才，同时努力改革原有的教育制度。尽管当时财政很困难，市委、市政府仍采取重大措施，果断地创办了鹭江职业大学，现在鹭江职业大学已经从很小规模的学校发展成为在厦门有相当影响的学校，在经济特区的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鹭大的特点就是走读、自费、不包分配，对当时的大学教育体制是一个很大的改革。鹭大结合特区建设的需要设置专业，因此，它的毕业生受到了外来投资者的欢迎。
同时，厦门大学也为特区建设发展培养了人才，除了每年的毕业生之外，市政府与厦门大学共同举办了对外贸易、外语、涉外会计等专业的培训班，培训经济特区发展最急需的专业人才。
市委党校也适应特区发展的要求，举办了专门的培训班，主要培训在职干部。现在这些干部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骨干力量。
我们还吸取国际先进做法，调整普通中学的结构，鼓励普通中学的高中年级办职业班。学校的教育经费很困难，市政府就决定每办一个班就拨一笔经费，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厦门职业中学教育的发展比较早，培养的职业中学毕业生非常适合外来投资企业的需要，为外来企业提供了所需的技术人员。
一些具体做法上的争议
厦门经济特区在建设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引进外商投资，在对外开放初期，最习惯的做法就是办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来料加工等。在与外商的投资谈判中，有的外商为了更好地打开国外市场，更好地适应自己的经营理念，希望办百分之百由外商投资的独资企业。当时，全国没有这样的范例和条例，有《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没有独资企业法。但我们在特区创办初期就碰到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投资者陈应登先生希望办一个独资企业的问题，我们批还是不批，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当时争论最大的，这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搞社会主义的问题。
我们认为经济特区应该欢迎各种投资者，我们也很想在这方面创出一条新路子。所以厦门在引进外资中，独资企业所占的比例一直是比较高的。我们通过实践认为，外商独资企业在厦门经济特区遵守我国的法律，对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
后来，国台办派了一个小组到厦门调查，而且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文章，肯定了我们的做法。现在中央已正式通过外商独资投资企业等法规，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法律环境。
厦门经济特区在发展上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如：在全国首创地方办机场、地方办航空公司；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办在厦门；台资企业到国内投资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厦门。
（作者时任厦门市副市长）
刘□峰 汕头经济特区探索之路
汕头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于1981年底成立，1982年3月特区基础设施工程动工兴建。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引导下，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坚持从汕头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努力探索一条投入较少、产出较多、效益较好的路子。
至1987年底，累计完成基建投资5.08亿元，其中，国内投资3.75亿元，利用外资1.33亿元。1983年特区的工农业总产值仅有372万元，到了1987年，已发展到3.38亿元；1984年出口总值仅449万美元，到了1987年，已发展到1.78亿美元。从1984年起资金开始回收，至1987年底累计回收2.1亿元，占国内投资总额的56.5%。
汕头经济特区的起步建设主要采取以下做法：
坚持“四个一片”的方针，量力而行搞好基本建设
汕头特区设置于汕头市东至东南面的海滨地带，面积为52.6平方公里，分为龙湖和广澳两个片区。建设初期，汕头特区的交通、能源、电信等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筹措也较为困难。因此，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做好整体规划的基础上量力而行，执行“开发一片，建设一片，投产一片，获益一片”的建设方针，分期分片进行开发建设。
汕头特区的建设首先从龙湖片区1.6平方公里开始，这里原来是一片荒沙丘，我们把这片土地划为5个小片区，规划到1992年开发建成。首期开发面积为0.2平方公里。在其基本建成、摆满、逐步发挥效益之后，再开发第二小片区0.24平方公里。接着再进入第三小片区0.47平方公里的开发建设。在开发建设龙湖工业区的同时，我们还逐步开发建设了与工业区相配套的港口码头区、农业水产区、金融商业区、旅游区、住宅区，并发动特区内的农村及企业自筹资金开辟了珠池、广澳、渔港等6个小加工区。至1987年，汕头特区已开发建设的面积达3.65平方公里。
在建设资金投向方面，我们一开始就坚持以生产性投资为主的原则，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加工业的建设。在已完成的5.08亿元的基建总投资中，用于生产性投资的有3.68亿元，占总投资的72.5%。其中用于设备投资的有1.6亿元，占总投资的31.5%。6年中，共建成道路总长40多公里，3000—5000吨级集装箱和散装两用码头1座，连接省、市电网的4万千伏安变电站和6400千伏安变电站各1座，日供水2万吨的供水工程，与汕头市区12000门程控电话系统联网的特区2000门程控电话系统。同时，电传、传真等现代电信设施也投入使用，大大改善了特区的交通、能源、通信等方面的条件。特区的厂房建设也一直放在主要的位置来抓。在目前已竣工的49.5万平方米房屋中，厂房和仓库的面积达27.9万平方米，占56.4%。
在确保重点的同时，我们还认真抓好服务于生产的配套设施建设，从小到大，逐步配套，相应发展。如特区内商业网点的设置，初期多数是比较简易的临时性设施，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增加高层商业楼宇的建设。龙湖宾馆一开始也只有52间客房，随着来往客人的增加，1986年才扩建为有237间客房的较为高档的宾馆。至1987年，特区内已建起了一批写字楼、商场、餐厅、游乐场、宾馆、招待所、客商公寓、职工宿舍等生活服务设施，从而形成了较为配套的投资环境。
我们认为，这种“量力而行、分期分片开发、确保重点、抓好配套”的做法，比较符合汕头特区的实际，是一条以比较少的建设资金来达到较快形成投资环境的有效途径。
在改善“软件”方面下功夫，扬长避短抓好外资引进
在抓好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建设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在改善“软件”方面下功夫，以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
1.精简机构设置，强化服务观念
在特区行政机构的设置上，我们根据有利于外资引进的原则和对外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和探索，力求建立起“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至1987年，汕头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之下只设立14个行政局。这些局不少是综合性行政部门，如经济发展局统管了内经和外经工作，规划建设局统管了规划、设计、城建、环卫、三防等工作。这样的机构设置，有利于简化办事环节和审批程序。在行政局领导人员的配置上，我们严格控制线数，规定只设一正一副。对机关工作人员也严格挑选，控制编制，力求精干。
在精简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的基础上，我们还反复加强对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强化“少干预、多服务”的观念，并建立了“24小时答复询问”的制度。对客商申报投资项目，我们明文规定：从接受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之日起，应在1周内作出答复；经批准立项的项目，如资料、证件齐备，在特区权限之内的一切手续应在10天内办完。由于特区的机构较精简、手续较方便，前来投资设厂的外商普遍感到比较满意。
2.实行优惠措施，降低收费标准
汕头与香港之间有300多公里的陆上距离，因此，在汕头特区投资设厂的外商往往比在深圳、珠海投资增加了直接或间接的成本。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发挥汕头劳动力资源丰富、素质较高、价格低廉的优势，把汕头特区的劳务费标准控制在比深圳低1/3左右，同时适当降低厂房租金。
《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公布以后，我们又进一步调低了劳务管理费、征地管理费、土地开发费和使用费，对产品出口型和技术先进型企业则实行更为优惠的政策，并将原来的2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为19项。对各种收费项目和标准，特区管委会还专门行文公布并授权物价部门进行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可拒交未经合法程序批准的收费及可向特区管委会申诉。经过各种努力，汕头特区的各项收费比较合理，基本上不存在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外商对此比较满意。
3.尊重外商的合法权益，保障“三资”企业的自主权
充分尊重“三资”企业的自主权，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为了使“三资”企业享有较为充分的自主权，我们坚决做到：外商在批准的合同范围内可以自行安排生产和供销；可以自行筹措和运用资金、采购生产资料；可以自行确定工资标准、工资形式和奖励、津贴制度；可以自行聘用或辞退职员、工人等。与此同时，我们充分尊重外商的意愿，投资方式不拘一格，如外商愿意独资经营的，也按条件和手续给予批准。因而至1987年，直接引进外资的79个项目中，外商独资经营的项目有29项，占37%。在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建立健全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对合作经营中产生矛盾较多的则采取由一方承包经营的办法。
随着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汕头特区引进外资的工作得到发展。至1987年底，利用外资签约合同422项，协议投资总额1.17亿美元，外商已实际投入5138万美元。已开业的“三资”企业大多数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对在汕头特区投资增强了信心，纷纷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据1987年9月份的统计，在开业一年以上的24家外资企业中，有13家不同程度扩大了生产规模。这13家企业的职工从1489人增加到3425人，增长130%；厂房从20962平方米增加到93800平方米，增长347%；另有2家企业租地21亩，准备自建厂房。1988年1、2月份，新签直接引进外资合同9项，协议投资总额445万美元，还有13个项目投资总额共1049万美元，在3月份的香港投资洽谈会上签约。
以出口为导向，因地制宜发展特区经济
我们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办好特区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把工作的基点放在以出口为导向，与办实业、发展生产上，朝着以工业为主，农业、交通运输、金融、商业、旅游、房地产业综合发展的外向型经济的目标不断努力。至1987年底，汕头特区已签约的外引内联和自办企业556个，协议投资和自办企业投资总额9亿元。其中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企业362个，占总企业数的65%；协议投资5.16亿元，占协议总投资额的57.2%。1987年特区工农业总产值3.38亿元，比1986年增长131.9%。其中工业总产值3.1亿元，产品外销比例达81.2%；农业总产值0.28亿元，产品外销比例在60%以上。在特区经济中，“三资”企业占有较大比重。1987年“三资”企业工农业总产值2.03亿元，占特区工农业总产值的60%；出口总值0.76亿美元，占特区出口总值的42.4%。
汕头特区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主要抓住以下几条：
1.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
特区起步建设后，我们也曾希望尽可能引进一些技术较为先进、规模较大的项目，但实践的结果觉得很困难。如现已在蛇口投产的浮法玻璃厂，开始来汕头洽谈，因电力不足未能谈成。广澳石油化工项目，拟引进外资20亿美元，几乎从办特区起就开始与外商洽谈，至今仍未谈成。因此，我们觉得，汕头特区的工业引进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先从劳动密集型搞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步发展。至1987年9月，我们已经兴办并投入生产的163家工业企业，主要行业门类有服装、纺织、陶瓷、食品、塑料、工艺、玩具、电子、钟表等，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具有出口创汇能力的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国外有市场、国内有资源，具有投资少、产出快、耗能低、用人多、应变能力强等特点，符合汕头劳动力资源丰富、轻工业有基础，而资金筹措困难、能源不足等实际，有利于以较少的投入，达到较快形成生产力、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的目的，有利于逐步积累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为过渡到重点引进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项目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引进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的同时，我们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在内联的基础上搞外引的办法，引进一些规模较大一点、技术档次较高一些、产品能够出口的项目。如从联邦德国引进具有20世纪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技术设备的聚酯切片厂，年产12000吨聚苯乙烯的合成树脂厂，与日本合资经营的电子元件厂等。
2.发挥“龙头”“龙尾”作用，发展增值加工和发外加工
为了扩大产品出口，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创汇能力，我们大力发展增值加工和发外加工。如瓷乡潮州枫溪镇，仅1987年一年就为特区华达宝陶瓷制作厂提供了870万港元的初级产品，由该厂精加工为仿古瓷工艺品销往欧美市场，既提高了特区的出口生产能力，又推动了内地陶瓷业的发展。又如特区的锦荣制衣厂，根据中东市场的需求设计了各式中低档服装，布料在特区内裁剪，然后发放到内地加工点进行初级加工，又拿回特区精加工、精包装后出口。该厂在特区内只有200多名工人，在特区外就有30个加工点、4000名工人在为其发外加工服务，1987年出口服装60万打，出口值达890万美元。这样做，对特区和内地经济的发展都十分有利。
3.发挥农业资源优势，建立“贸工农”外向型经济体系
潮汕平原地处亚热带，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农民善于精耕细作，同时，潮汕海岸线较长，水产资源丰富。根据这一特点，我们一方面加强同内地的横向经济联合，另一方面加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把国外的信息、技术、市场和潮汕的农业资源结合起来，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引进优良品种和先进的加工、保鲜、包装技术设备，逐步建立种养、加工、出口一条龙的“贸工农”外向型经济体系。例如，我们根据日本市场上鳗鱼销售量很大而汕头有鳗苗资源的特点，从日本引进了先进的养鳗技术，在特区内和汕头市7个县的23个点开辟了567亩养鳗基地，又从日本引进了一条时产200公斤的烤鳗生产线，烤制鳗鱼出口，形成捕鳗苗、育鳗种、养成鳗、烤鳗、出口一条龙。又如汕头沿海梭子蟹资源丰富，但过去这种海产品价值低，只在本地市场销售。1985年初，我们从泰国引进一套梭子蟹肉配料处理技术和罐头制作生产线，并组织沿海渔民捕捞梭子蟹，就地办起11个加工点进行初加工，然后运到特区加工制成高级食品罐头，产品增值5倍以上。1987年，汕头特区的梭子蟹肉罐头已出口进入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意大利、新加坡、日本等国家的食品市场。
至1987年9月，汕头特区已在区内外开辟了对虾基地46000亩、养鳗基地567亩、蔬菜基地6000亩、芦笋基地3760亩、生柑基地4500亩；从国外引进了加工、急冻、包装、保鲜等生产线和设备8条（套），在特区内建起了烤鳗厂、水产罐头厂、水产品急冻厂、蔬菜急冻厂、水果保鲜厂、保健食品厂等9家食品加工厂；还建成了6个种养示范场和1个试验中心；许多产品如烤鳗、急冻对虾、急冻小包装蔬菜、梭子蟹肉罐头、生柑等已基本形成种养、加工、出口一条龙，特区的“贸工农”外向型经济体系已粗具规模。
回顾汕头特区建设的历史，我们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在开发建设方面采取的措施还不够有力，迈出的步子不够大；对重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做得不够，目前还缺乏一批规模较大的骨干企业；对教育与科技的战略位置，我们的认识仍然不足，措施不力；在体制改革方面不够大胆，也不配套；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的水平也不够高；等等。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下决心来解决这些问题，为特区经济的更大发展创造条件。
（作者时任汕头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汕头地委常委、汕头市委副书记）
缪恩禄 海南建省办特区的回顾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潮的到来，国家领导人和有识之士更加关注海南的开发和建设，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调查研究之后，于1987年9月，中央在海南成立了建省筹备小组，由许士杰同志任组长，筹备建省办特区的工作。在筹备工作期间，对海南的体制、政策、发展规划和干部配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87年底，国务院负责同志率领有关部委的领导到海南来讨论特区的政策，我也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这使我对海南的开放和改革有了一次初步的了解。建省筹备小组经过5个月的紧张工作，基本筹备就绪，中央于1988年2月批准成立中共海南省工作委员会，我奉命调到海南去工作。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设立海南省的决定，通过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
我到海南工作之前，有些熟人善意地向我提出，建议我不要到那里去工作，在海南工作难度很大。我想，我在广州开发区已当了一次“开荒牛”，这次又到海南去再当一次“开荒牛”，肯定难度不小，既然组织上已决定了，这也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能为国家改革开放事业做些微薄贡献，也是应当的，于是奉命上任。
到海南之后，我前后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对所有县市走马观花式跑了一次。那时海口市给我的印象是和一个经济不很发达的县城差不多，没有红绿灯指挥交通，没有下水道，一下大雨后有些街道就浸水，晚上街道灯火暗淡，没有霓虹灯。其他县市综合的印象是，绝大多数县市财政赤字，有的县一个月工资还要分两次来发，县里基本是传统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工业基础很脆弱，整个经济综合能力，比广东较好的县大概相差十多年。我讲这些，当然谈不上全面概括，只是第一印象而已。这里并没有丝毫贬低海南之意，而是说明办特区起点之低。
省工委开展工作，着重从两方面进行。
重点是按照国家给予海南特区的政策，以及我们初步拟定发展规划组织实施（关于这个规划蓝图，在介绍海南省的书籍及其他资料中已有详细记载，在这里不赘述）。当时特别强调几点：一、坚持改革开放促开发的方针，要突出重点，不能全面开花，要重视经济效益，一片一片地搞。重点是海口、三亚两市，其他县市主要搞好农业，发展养殖业、乡镇企业。二、要着力抓好投资环境建设，不仅要抓好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抓好社会治安环境。三、十分重视学好和用好政策，靠干部艰苦奋斗来发展生产力，要学好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本领。四、要建立与特区建设相适应的体制和作风。如果只有特殊政策，没有与之相配套的体制和作风，特区是办不好的。不能设想扯皮的体制，拖拉的作风，也能够把事情办好。五、要统一认识。充分认识海南建省办特区的意义和作用。既要看到前景广阔，又要看到目前的困难；既要充满信心，又要扎扎实实地工作；既不要把事情看得很容易，又不要夸大困难，失去信心。六、高举团结的旗帜，强调五湖四海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要有合格人才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一方面要挖掘和用好本岛人才，另一方面要欢迎岛外的有志之士来建设海南。重视人才的培训工作，等等。这些指导思想和方针，从实践来验证都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做好召开全省党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做好详细的、大量的、复杂的人事安排工作，以便在同年夏天选举产生中共海南省第一届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选举产生第一届政府正副省长以及召开各民主党派、工商界等人士参加的民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省政治协商委员会领导成员。这些大量组织工作，经过半年的筹备，依法选举产生，至此海南四套班子组建工作告一段落。
加快海南特区建设的一些思路
海南建省办特区的消息公布之后，曾一度出现海南热。在筹备建省期间最典型的反映，有所谓10万人才过琼州之佳话。至于是否真有10万人，也无从考究，但事实确有大批人才涌进海南。
我到海南工作初期，有天晚上，司机同志说带我到“人才交流中心”去看看。在那里实际是摆摊卖小吃的地方，都是些青年人，有卖饺子、面条、煎饼、油条的等，这些都是来海南找工作的人，其中不少是大专学生，故此人们称这里是“人才交流中心”。
当今中国，人们都向往到最开放改革的地方去施展一番才华，这是一股历史潮流。又由于舆论上导引，强调海南是办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实行比特区还要特区的政策，宣传我们的自由度和自主权都比内地和别的特区大。在全国人大会上讨论决定海南建省办特区的事，自然就引起了海内外热心人士的关注，海南热搞得沸沸扬扬。
可是，当公布了国务院下发关于海南特区政策后，我们组织一个代表团访问香港，介绍海南情况，广交朋友，在海外引起的反响比较平淡。普遍感到现有政策比其他特区更“特”的地方不多，海南热的温度有所下降，投资并不十分踊跃，在这种背景之下引起我们领导层进一步思考一些问题。
尽管当时海南的政策在某些方面比特区略宽，但在总体上没有大的突破，基本上是深圳特区所采用过的政策，但海南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与9年前深圳率先开放时的处境已有很大的不同。当年的深圳是我国在近30年的经济封闭后启动的第一个窗口，无论是国际资本还是国内投资，都把它作为直接渗入和利用对方市场的主要通道，再加上紧靠香港的地缘优势，特殊政策的效益是十分明显的。现在，我国对外开放已呈现出沿海地区从南向北、从东到西迅速向全国滚动推进的态势，海南面对着来自在近10年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经济实力雄厚的特区，沿海开放地区强有力的竞争，加上本身经济基础差，投资环境落后，资金严重不足，已成为影响经济启动的最直接制约因素。面对这些现实，省里曾组织了一些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摆脱面临困扰的两种方案。
第一种设想，用足用活现有政策。从经济角度来看，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起步期资金筹集问题，资本的原始积累靠什么？可以从几方面着手：一是用足用活现有政策，大力搞好内外贸易，进行贸易积累，房地产积累。二是放手吸引和利用外资，除充分利用现有政策，积极发展三资企业外，给基础设施的投资以相应的综合补偿政策，制定鼓励企业开发的政策。三是积极引进内地资金，把特区和内地的优势结合起来，这种优势组合产生的能量会更大。四是搞活金融，这是搞活经济的前提和基础。五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三来一补”等“短平快”项目。六是积极发展城乡私营经济，改造国营企业。
第二种设想，从更高层次发展战略来考虑，建议在海南建立特别关税区，在政策上、体制上、经济上有更大独立性、自主性和灵活性，这就是真正的比特区更特的一个突破性举措，对于扩大开放，加快改革步伐无疑是件好事。但是，也考虑海南自身状况，目前海南有85%的商品来自岛外，无论在物资和财力上，中央对海南支持很大，如果马上实行特别关税区的政策，与中央有关部委脱钩“断了奶”，眼下海南也承受不了，况且我们刚刚起步搞特区，干部条件也不具备，加上国务院对海南特区的政策颁布不久，不可能马上又在政策上有大的变动。
由于种种顾虑，我们认为，眼下还应从现实出发，在用足用活政策上做文章，迅速使海南的经济启动。同时，毫不放松地争取划出一些地，用包片开发的办法，建立特别关税区的试点（后来发展成现在的洋浦开发区，也是类似的想法）。这样对于我们积累经验，培训干部，为在全岛实行特别关税区的政策做好准备是大有好处的，也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提出在打基础中前进的指导方针
建省之初，省委提出要正确认识海南岛情的问题。只有对岛情认识得全面深刻、准确，才能提出正确的指导方针。
海南，地处我国南疆，人杰地灵，历史上和近代都出现过不少有影响的名人。大文豪苏东坡被发配到海南詹州（现为儋州市），他在那里办学，经过他的耕耘，直到现在儋州诗歌还颇有中原文化特色，有些人能出口成诗。明朝清官海瑞是海南人。我国国家前副主席宋庆龄的故乡是海南文昌县，我国著名革命将领张云逸大将是海南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海南坚持革命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冯白驹将军，颇受当地人民爱戴，成为海南革命斗争史的一面光辉旗帜。海南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干部和群众吃苦耐劳、勤劳勇敢、民风朴素、好客、热情。这是很值得自豪的。
但是，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海南办起特区来，就颇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许多东西都跟不上，我们面对一个起点低，要求高的现实，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办特区，有许多情况与我国已经办起来的四个经济特区不同。
在海南办大特区，是指它的面积大而已，在一个3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办特区是前所未有的，人口有650多万，其中约有100万少数民族人口，全岛还有80万—90万人口没有脱贫。在600多万人口中，大部分在农村，城市人口除海口、三亚、通什三个市外（当时只有三个市），连各县城人口放在内也不到100万，全岛在建省前一年（即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5.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只有19.2亿元，农业这头比工业大，财政收入还不到3亿元。
建省以来，有两点对我们有利：一是中央给予特区的政策，对引进外资有一定吸引力；二是初步理顺了体制，把原来海南的三大块，即农垦系统（属中央农垦部管）、自治州和汉区，统一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成为一个集中统一领导的整体。但仍有许多不利因素，概括地说，比全国其他经济特区起步晚，原来经济处在半封闭的状况，经济基础薄弱，投资环境较差，资金短缺，财政有赤字，自我滚动发展的能力很弱，人才奇缺，等等，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建省办特区时，大家都很高兴，想把海南的经济赶快搞上去，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如果想走捷径，急功近利，不从基础工作做起，去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不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的。针对我们的现实情况，省委提出在打基础中前进这一指导方针，并不意味着放慢发展速度。在打基础中求发展，在5年内为海南经济起飞打下良好的基础，并达到我们第一步战略目的，赶上全国平均经济水平（当时海南经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必须做艰苦而求实的工作。这看起来慢，实际很快，海南经济起飞增添后劲，这就需要有一种甘为后人做垫脚石而默默耕耘的献身精神。
俗话说得好，万事起头难啊！我就经历了两次这种开拓性工作。真是千头万绪，百业待举，百事待兴。
打基础工作，内涵非常丰富，大体有这些主要内容：
第一，要抓好投资环境的建设。投资环境的好坏与吸引外资的快慢是成正比例的。海南当时非常缺电，原来60%多是靠水力发电，一旦遇到大旱或枯水期，发电量就不足，建省初就与香港的中资合作办马村电厂，第一期工程是上两台12.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筹办大广坝水电站，既可发电又可灌溉农田；扩充程控电话；在三亚建凤凰国际机场；建设从海口到三亚的高速公路；扩建与新建港口，洋浦开发区的起步工作等。
第二，要抓好投资环境建设，搞好社会治安、扫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工作效率，强化服务观念等。
第三，健全理顺各方面关系，“小政府”和“大社会”的建设要不断完善，树立适应特区经济发展的一套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第四，抓紧筹建一批大项目，为经济起飞做好准备，为利用天然气搞深加工和一大批外引内联的项目。海南是个新建省，过去没有体育馆、博物馆、图书馆和彩电中心等，电视、广播工作也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这些事都要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加以解决，这些都是基础性工作。
第五，树立大农业思想，搞好农业生产，这在海南特区这个特定环境中，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基础工作。扶贫工作也是海南特区要下苦功解决的问题。力争三五年内解决一大批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问题，否则，特区也办不起来。
第六，抓好队伍建设，为了适应特区建设需要，干部的培训和提高有待解决，引进一批人才为经济建设服务也很急需，搞好队伍的团结工作更为重要。
从近几年实践来检验，省委提出在打基础中前进的指导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它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低估的。
要搞五湖四海，做好团结工作
建设特区的大政方针确定之际，要实现我们的规划，要把大家团结起来，把思想统一到党的方针政策上来。当时，省委花了很大气力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由于海南是个新建省、新建特区，干部队伍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概括起来是本地与外来结合，南方与北方结合，老中青结合，以本地干部为主配备起来的。
海南在革命战争年代，是一个有着23年红旗不倒的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是革命老区，有一大批琼崖纵队的老战士，现在仍健在。海南也是个民族地区，有一大批民族干部。海南原是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广东省许多领导同志对海南的情况是了解的，过去广东都是派一些较强的干部来主持海南的工作。
建省办特区后，海南要行使省一级行政权力，办经济特区，就更显得干部力量不足，于是厅级以上干部，除在海南生长一批之外，需要从外地调进一些人来充实。省工委成立后，特别是在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选举前夕，在各厅组建过程中，围绕着人事安排问题，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流行不少顺口溜，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有所反映。面对着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省里特别强调做好干部的团结工作，古人云“有容乃大”，海南面对着大海，要有大海那样的容量和胸怀，搞五湖四海，容纳方方面面的人才。
省委第一任书记许士杰同志，过去曾在海南工作过，他对当地的人情风俗情况了解得比我们都多，他带领着大家花了很多精力做团结干部的工作。工作的主导方面，要做好本地干部的工作，首先对本地干部要有一个正确认识和使用的问题。从总体来讲，海南的干部和广东以及全国各地干部一样，都是受着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经济活动和“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在总体水平上是基本一致的。不能认为这里干部素质就低，那里干部素质就高，这种说法既不确切，又不利于团结。对这个问题我们要作具体分析，毋庸讳言，当时，海南基本是个农业地区，有些地方仍处在自然半自然的经济状态，很多干部（不是全部）对传统的农业生产比较熟悉，但对于对外经济工作，对改进技术、工业管理、对外经贸方面知识显得有些欠缺。由于海南长期处于国防前线，经济处在较封闭状态，干部改革开放锻炼的时间较短，观念更新、商品生产和改革开放的意识，比珠江三角洲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有所逊色，但比内地一些地方会好一些。这是客观事实。实践出真知，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特区经济建设中才能增长才干。如果干部处在经济封闭的环境中，就不可能学会搞对外经济工作。因此，不能埋怨干部跟不上形势，要鼓励干部学习我们过去不熟悉的东西，在学中干，在干中提高。广东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的干部原来也是不懂得对外经济工作，也是在改革开放中增长知识，逐步聪明起来，把事情办好了。这一点海南的干部同样可以做到。事实证明，经过五年办特区的实践，无论是改革开放的意识，商品生产，建立市场经济等方面，都比过去聪明得多了，会干得多了。
同时，要教育干部要有大海的胸怀，广纳四方人士，共同建设海南。海南干部非常朴实，无论过去战争年代和现在都欢迎岛外人士来参加海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事实上有的岛外干部为海南建设出了力，做了贡献的都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在干部安排上，按照德才标准，安排好本地干部，缺口的才从外地引进。建省初期，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一般党政干部要尽量从本地生长，主要从外地引进一些科技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企业管理人员、外经贸人员，以及少数层次较高的领导干部。
建省办特区初期，从工作需要出发，从外地引进了一批干部，这对于海南省的经济建设是件好事。外来干部要很好地团结本地干部，向他们学习。本地干部最大优势是土生土长，与群众关系非常密切，情况熟悉，外来干部也带来了外地建设的经验。这样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把各自的优势组合起来，是很重要的。事实上，有一大批外地干部注重调查研究，能够与本地干部团结得很好，工作很协调，为海南建设事业尽心尽力，得到群众的认可。也有些人到海南后，下车伊始，好发议论，不重视调查研究，自以为是，不从实际出发做好工作，也碰了钉子。也有个别人抱着个人目的，想到海南来牟私利，这理所当然是不受欢迎的人。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在干部队伍中，出现这样那样一些问题，是始料所及的。这总是极少数，有的是个别现象。当然，职位越高，做了错事，危害会更大。无论如何，从干部队伍整体来说是好的，不论本地与外来干部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不分彼此，合作共事，建设海南。做好干部团结工作，是建省办特区初期省委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花了许多精力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这个工作做好了，干部心情舒畅，工作顺利，成果大；否则，事业就会受阻。
学好政策 用好政策
当年，经济特区最大的优势是政策优势，离开了特殊的政策，就不成为经济特区。因此，在特区工作的人员一定要充分运用政策的优势，加快特区的建设。
那时候，有些干部对这一点认识不足。一方面感到政策还不够，没有突破性大政策出台，与其他特区相比差不多，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在用活政策上还有顾虑，心有余悸，怕犯错误。当时，省委主要担心不是政策够不够，而是担心干部对政策用不好。海南特区的政策公布后，许多人都是看过的，学习过的，但学得粗一些，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时，行不通了，就打报告要放宽政策，实际上细细研究，这些问题有许多在政策上都是解决了的。这种情况常有出现，就说明了有些同志对政策理解不透，学习不够，运用不好。因此，从正面鼓励和激励干部学好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消除思想顾虑，理解政策的精神实质，并把它运用到工作中去。这是当年加快特区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理解政策，在指导思想上，特别强调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1.要紧紧把握住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并把它落实到工作中去
1988年，国务院在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文件中指出：“海南省要紧紧把握住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对外开放，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开发建设，兴岛富民，争取在三五年内赶上全国平均经济水平，到20世纪末达到周边发达地区的水平，进而为赶上东南亚经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而努力。”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指导方针。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我们全部工作的中心。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验证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后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判断是非的三条标准，更深刻、更具体了）。这也是我们落实海南有关政策的一个带根本性的指导思想。我们要排除一切干扰，紧紧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中心，来开发建设海南。因此，强调要正确认识省情，对海南的优势要作具体分析，有一个科学的、深入的、全面的认识，才能制定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当务之急是努力创造一个比较良好的投资环境，这包括硬件和软件、社会环境和企业环境，等等。各行各业要主动地支持发展生产力，树立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观点，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就支持，就开绿灯，主动服务，积极扶持和激励。
2.对多元化所有制的经济结构要有正确的认识
海南的改革有更大的灵活性，在所有制的经济结构上不受比例限制，对海南改革开放要在国家宏观计划指导下，建立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主要是市场调节的新体制框架（1988年提出建立市场调节的新体制框架，是一个很大进步。当然，比起今天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够了）。“全民所有制企业，要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积极推行股份制，包括国家控股和部门、地区、企业间参股，也可以向本企业职工和在社会上发行股票。”“适应海南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应使城乡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有相当的发展。允许举办以私有资金为主，雇用农业工人的农场。”接着，省委提出以市场经济为中心……一切经济活动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这些政策都是放在1988年初这个特定时间来实行的，人们如何去认识多元化所有制的经济结构，确实需要思想更解放一些，认真深刻领会政策的精神实质。
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滑到资本主义那里去了。这个问题在建省办特区头几年，特别是遇到政治气候的变化，就有人不断提出怀疑，思想上有些困惑。我们认为，要加深这些问题的认识，要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来武装思想。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衡量一个政策是否正确，最根本一条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
海南当时采取这种政策，让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以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同时发展，使经济状况从一开始就充满活力，在平等竞争条件下得到共同提高和发展，对我们有利。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党的领导，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理论指导，有无产阶级专政，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作后盾，主要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里，即使多办些私营企业，发展个体经济，举办三资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使外资经济成分比重大一些，也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
3.要正确处理好对外引进和对内联合的关系
海南特区的开发建设要着眼于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建立起外向型的经济架构，这是我们的主要战略目标。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大力做好对外引进工作，搞好外经、外贸工作，是毫无疑问的，绝不能放松的。但这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由于眼下我们的投资环境不完善，基础设施较差，投资环境还不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在开创阶段，要十分重视做好对内联合工作，内联企业占的比重会较大，内联企业的发展势头会更快一些，这符合特区建设的发展规律。
海南特区有政策的优势，内地企业有技术、人才和资金的优势，内地企业来海南发展经济合作，把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办内联企业，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好处，内地企业到海南来可以享受到特区政策的优惠，可以利用海南的资源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从特区来讲，发展内联企业，可以壮大我们的经济实力，积累经验，培养人才。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外国人是瞧不起我们的，这对增加我们与外商谈判的筹码，对开展对外经济，搞好外引工作十分有利。对外引进和对内联合是相辅相成的。办特区的头两年，全国各省都在海南设有办事处，加强各省在海南办企业的工作联系，有的搞得相当活跃，这对于进一步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十分有利。
4.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用好用足政策
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办特区初期，有些干部不敢大胆用好用足政策，是个主要倾向。其实质是思想有顾虑，怕出问题，怕犯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过去曾经出现过一些情况，使干部心有余悸。因此，我们鼓励干部吃透政策的精神实质，大胆运用政策，坚持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在不违背大政策的前提下，又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的事，只要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的事，就可以灵活处理。强调政策要搞活，经济要繁荣，干部要廉洁，消除干部的顾虑，大胆放手来开创新局面。
……
精神文明建设要虚实并举、重在建设
在海南工作期间，省委分工让我抓精神文明建设，在工作中颇有一些感受。
从上到下，都说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无疑是很对的。但实际上往往是一手硬一手软，对物质文明建设比较重视，抓得紧，对精神文明建设不那么重视，抓得松。人们都知道物质是第一性，经济是基础。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富足了，许多问题都好解决。当然，精神生活也很重要，对物质文明建设正面起促进作用，搞不好会起促退作用。这些属于一般性道理，大家都是懂的，无须多说。我们花气力抓物质文明，把经济工作搞上去，是十分重要的，绝不能放松的。问题是在实际生活中对抓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比较软。这些问题分析起来也蛮复杂的。我认为除了解决领导重视、指导思想明确问题之外，还要从规划、领导精力、工作部署和工作方法和作用等方面来解决问题。
在制定“八五”国民经济计划时，我们也制定了一个“八五”期间精神文明建设的计划，提出了总的思路，要达到的目标和要求，然后每年制定一些具体计划加以落实，在执行中从实际出发来补充和修订总的计划。我们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八五”精神文明建设计划。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根据总体计划的目标，围绕着每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提出阶段性要求，做到年度计划与“八五”计划衔接起来，贵在坚持、持之以恒、常抓常新。
当时就想到，如果从中央到地方，在制定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时，都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计划，提交人民代表大会来讨论，首先在全国和地方最高权力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来审议，政府提出两个文明建设的内容，经过讨论批准后付诸实施，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让全体人民都知道，来执行、来监督。
所以，我认为要使精神文明建设计划这一手也硬起来，首先要体现在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同步，制定出精神文明建设计划，并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提高其重视程度及法律效力。
现在，我们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由政府首脑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然这些计划也包括文教、卫生、广播、新闻、出版、文艺方面的要求，但它还没有包含一个完整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的整体来说，在制定计划时，应当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两方面，就包含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体现政治与经济，精神与物质之间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和互相促进。
抓精神文明建设，我们提出“抓根本、抓基层、抓重点、办实事”这十二字方针。精神文明建设，最根本是要提高人民的素质，抓根本，要善于从实际工作中，提出问题，加强针对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无论从内容和方法上，都要符合实际、注重实效。建省办特区初期，从海南的实际出发，我们要强化经济特区意识，要根据特区精神风貌，树立正确思想，在精神文明思想建设中强调五个方面内容。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让人民真正明确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们党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我们要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放胆发展社会生产力统一起来（当时省委针对干部的思想，提出要放胆发展生产力）。
——发扬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精神。办经济特区是一项开拓性的事业，许多事情要在探索中前进，特区人民要有一种齐心创业、开拓进取、艰苦奋斗、不畏困难、无私奉献的精神，才能形成巨大的创造力和凝聚力，这要成为特区人民重要的精神支柱。
——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办特区，希望一蹴而就，盲干冒进不行，靠拍脑袋、凭老经验办事也不行。办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既要反对脱离实际、盲目追求高指标、急功近利、华而不实的作风，也要反对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也不去办的懦夫懒汉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积极改善服务态度，努力提高办事效率。这是特区软环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要强化服务观念，为人民服务，为基层服务，为投资者服务。领导机关要起表率作用，各行各业，积极开展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教育，制定职业道德的公约或守则，开展文明礼貌活动，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
——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打击一切犯罪活动，净化社会风气，使特区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把学雷锋与树新风结合起来，扶正祛邪，惩恶扬善。要深入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建立互相尊重、互相关心、文明礼貌、团结和谐的新型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
上述五方面是总体要求，每个时期要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教育内容。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只抓教育、抓思想、抓虚的，要做到虚实结合，以虚带实，干实事，重在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配合起来，抓好软件和硬件的建设，既要有总目标，又要有分阶段要求和成果，坚持不懈，要有韧性，才能奏效。
建省初期，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花了较大精力抓治理“脏、乱、差”问题。在我们国家，有些人多年来养成随地吐痰，乱丢果皮、纸屑、烟头，不爱惜公物等不良习惯，有些人的语言和行为缺乏现代人应有的文明礼貌，有些人不遵守交通规则，骑自行车左右乱穿，有些人服务态度很差，等等。那时候，人们到海南来，第一印象就感到我们城市管理很乱，没有章法，街道很脏，到处可见垃圾，服务态度较差。而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些问题重视不够，认为是小事，你抓得紧，他还不高兴，认为是小题大做。真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其实，这是关系到改善投资环境，树立特区良好形象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关系到千百万人习惯的改善，关系到各行各业工作的改进，牵涉面极广，难度也很大的一项“基本建设”工作。
治理“脏、乱、差”，首先对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维护社会公德，讲究公共卫生和文明礼貌的教育，提高各行各业的服务质量，特别是“窗口”行业，更为重要。但只有这一招还不行，要多方面配合，进行硬件建设。就拿“治脏”来说，这涉及建设好环卫队伍，增加运送垃圾的车辆和设备，治理垃圾堆放场，建设公厕等。过去，在海南很少有公厕，也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人们下乡，从东、西、中三条线路走一周，来回1000多公里，很难找到一个公厕。我们强调在建设加油站的地方，都要设有公厕，在城市里，在游览的地方也建了一批公厕，有些建得很好，有人管理，比较干净。这些都是硬件建设，要花一些钱。又如“治乱”，这涉及城市管理、交通管理、卫生管理、治安管理等一系列问题，要建立规章制度，做大量宣传教育工作，建设一支执法队伍，有些管理条例要用政府名义予以发布执行，有些还要提交人大来审议通过，提高其法律效力。至于“治差”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各行各业，特别是服务行业，要广泛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制定服务守则和公约，开展创优质服务等活动。
在农村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特别要重视解决贫困地区有关照明用电、饮用水、开公路、听广播等问题。新中国成立40多年了，但至今有些山区的群众还没有电灯，饮用不上井水，听不到广播（覆盖面不够），有山路也不通。那里的农民，既不看报，也听不到广播，真是出门不知天下事。我们当干部的面对这种情况，深感不安。那时，我们制定“八五”期间精神文明建设计划中，提出五年左右时间，要解决这些地区，能听到广播，用上电，饮上卫生的水（起码是井水或地下水）。这是一个人生活最起码的要求，这些事情都解决不了，精神文明建设就没有基础，就对不起广大农民了。特区建设不仅要建设好城市，贫困农村的问题也要重视解决，否则特区也建设不起来。这些精神文明硬件的建设要与扶贫工作一道去做。在我离开省委的时候，全省农村饮用卫生水的人数已达到72.4%，已通电的村数已达76.2%，通广播喇叭的村数也逐步增加。只要认真抓下去，经过五年的努力，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抓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注意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善于把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设施建设结合起来，开展创建文明城乡、文明单位的活动，尤其要注意思想、制度、环境设施的建设这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能量化的指标要尽量量化，可作检查评比的要求，切忌在评比活动中搞形式主义、劳民伤财、运动群众、华而不实。
在思想领先、反复进行教育的前提下，一定要抓好制度建设，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并抓好必要的精神文明各项设施建设。不健全制度，就像一阵风一样，不能持之以恒。有了制度还要有一个监督制度执行的执法队伍，否则，也是纸上谈兵，不能落到实处。不干实事，不抓设施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就缺乏物质基础。善于抓典型，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分类指导，齐抓共管，条块结合，这些都是多年来许多地方总结出来的经验。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一定要有一位主要领导来统率，否则，难以推动，难以调动千军万马，把方方面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只要领导重视，亲自抓，抓得得法，坚持下去，必有成果。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工作，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特征。
（作者时任海南省筹建工作委员会常委、海南省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