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百年欧洲的三次危机与一体化

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危机，都会引起经济倒退、社会剧烈动40荡等严峻问题。欧洲三次危机都是从经济发端，接着引发社会危机，直至形成政治或全面危机。但危机也会高度凝聚社会共识，有助于展现领导人的大智慧，将危机转化为改革或重建的契机。

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914～1945年，是工业生产方式陷阱和民族国家危机。自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之后，法、德在100年后也完成了工业革命。根据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中的数据，欧洲主要国家英、法、德在一战之前，都达到了世界银行提出的工业化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人均GDP 3000美元。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转移国内矛盾，欧洲大国试图通过战争的方式转嫁经济危机，延缓政治和社会改革步伐。这种转嫁虽然以德国军事失败而中止，但随后的危机以更为猛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包括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德国的民意进而被希特勒所利用，接着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此，1914～1945年的危机从表面上是分为两个阶段，实际上则源于同一个危机，即因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危机而造成民族国家存亡的全面危机，几近造成社会崩溃和民族国家灭亡。二战后，西欧国家痛定思痛，决定通过欧洲联合的方式拔除法、德之间的战争引擎，其标志是1951年欧洲煤钢联营的成立，这是欧洲具有大智慧的领导人戴高乐和阿登纳等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了巩固这一成果，一体化不断深化与扩大。1957年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60年代改为欧洲共同体，70年代英国的加入以及欧洲货币单位的设立等，在体制机制上创造性地用“多元一体”方式实现了主权民族国家的联合，共享资源和市场，强化分工合作，各国经济迅速发展，最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个机制的基础上，各国都参照英国建成福利国家，强化民族凝聚力和执政合法性，化解国家危机。

第二次危机发生在1973～1989年，是后工业化生产方式困境与意识形态危机。在石油危机到来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西欧工业化经济的黄金时代结束，生产方式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变，欧共体各国的经济普遍陷入滞涨，社会出现福利病。福利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试图用工业化的社会保护机制化解后工业化的社会风险，形成了福利刚性和新风险。加之老龄化、全球化、高失业、低增长多重挤压，财政危机等接踵而至，造成后工业化生产方式困41境。这个内忧尚未解决，外患又随后而至。面对西班牙和希腊民主化的新成果，欧共体又不得不予以吸收，使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再次统领南欧。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僵化的政治体制导致落后的生产力，中东欧国家始终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并于1989年发生剧变，随后苏联同样因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解体。苏联解体和中东欧剧变，在后者那里形成权力真空，有两股势力觊觎其间。一是西欧，一是俄罗斯。对欧洲精英而言，是通过欧洲团结机制将中东欧拉入欧洲大家庭，还是让俄罗斯势力重新回归，或让美国之类的第三势力介入，成为欧洲精英面对的新困境。德国重新统一，“德国的欧洲”抑或“欧洲的德国”的命题重新困扰欧洲精英。但无论如何，由经济问题进而引发政治问题最后形成意识形态危机是欧洲遭遇第二次危机的主要根源。

1973～1989年危机在2004年得到了初步化解，其标志是中东欧10国的入盟。欧洲特别是欧盟的精英发挥了大智慧，通过政治上吸收中东欧加入欧盟扩大欧洲团结，经济方面充分共享欧洲统一大市场机制和欧盟区域发展机制，帮助中东欧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方面重建社会保护机制建设福利国家以稳定意识形态，最终化危机为契机，两极对抗在欧洲一体化的实践下最终被抛入历史垃圾堆中，欧洲实现了空前的团结。虽然其中经历了诸多复杂的棘手问题（包括因“标准”问题建立中东欧联系国制度，要求候选国加快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并尽快达标等），但都得到了较为妥善的处理，体现了欧洲政治家高超的政治艺术。从化解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福利病陷阱来看，“老欧洲”自身内部的经济社会改革以及“新欧洲”的加入，欧共体/欧盟通过加快市场一体化、设立欧洲货币单位、发行欧元、加强财政纪律等，都在推动欧洲新的经济社会模式的建立。这些举措不仅化解了部分国家的发展陷阱困境，也彻底化解了笼罩欧洲之上的意识形态危机。

第三次危机发生在2009～2016年，是不同生产方式矛盾和文明冲突危机。从不同生产方式矛盾角度看，在英、法、德等欧洲中心国家已经率先进入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希腊以及其他南欧国家仍处于工业化生产方式当中，而个别中东欧国家仍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生产方式的要素配置方式不同、调控方式差异很大，其所面对的社会矛盾也有很大不同。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在不同的通货膨胀水平区域中，应该实行不同的货币。但欧洲恰恰42实行了一种货币但未能统一财政，从而放大了问题的严重性，成为主权债务危机的重要诱因。这些矛盾因欧洲一体化的不彻底而越发严重。南欧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难以自拔，中东欧国家转型尚未最终完成，因此，在内部存在大量矛盾的情况下，欧盟的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均不通畅，要中东欧和南欧国家履行共同体责任是有难度的。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反映在难民问题上，各国态度迥异，欧洲一直拿不出有效的应对难民机制。对于南欧国家而言，它们既然不是移民的目的地国，那么严格执行《都柏林协议》并尽审查义务就没有多大必要，甚至以放水的心态对待难民。大量难民到达欧洲核心地带，加上之前的移民，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欧洲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但问题在于，2016年以来上百万的难民涌入，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中东、北非以及阿富汗，他们与多年来合法和非法的伊斯兰移民一起，组建了更多的伊斯兰社区，更多的清真寺在增建或扩建中。欧洲核心地带的伊斯兰化导致欧洲地区的安全问题日渐凸显。2005年的法国巴黎骚乱，2015年1月7日的《查理周刊》凶杀案，2016年仍然是恐怖主义袭击密集爆发，从3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机场爆炸到7月法国尼斯发生卡车冲撞人群的恶性事件，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巨大心理冲击。治安较好的德国也相继爆发了火车上的难民砍人事件及慕尼黑枪击事件。可以说，欧洲大陆已经取代美国和英国，成为国际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和高发地区，使欧洲恐怖主义活动开始由“输入型”向“内生型”转变、由“突发型”向“常态化”转变，族群矛盾已经向内部文明冲突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