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脱欧公投中民粹主义出现的原因分析

民粹主义是间歇性出现的小插曲，常常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政治上的剧变。无论是对英国还是对欧盟来说，脱欧公投所带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草根民主的政治实践所引发的民众选择以及民粹主义现象，是英国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

（一）社会分裂为民粹主义的大众化和碎片化提供了社会基础

民众诉求长期得不到呼应、民众利益受损等社会矛盾的出现是民粹主义思潮出现的主要原因，而脱欧公投所体现出的民意对立则是英国社会矛盾和社会分裂的集中反映。第一，英国民众对于移民问题的集体焦虑使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大。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政府福利开支的削减，依靠政府救济金度日的贫困阶层的生活雪上加霜。而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于2004年制定的东欧移民政策正式生效后，东欧国家移民大量涌入英国。移民在教育、医疗以及工作机会等方面与英国本土居民之间产生了资源竞争，以致英国前首相梅杰发出“移民已经给英国的医疗、福利、房产和教育带来了困难，以现在移民涌入的速度和数量，我们的小岛根本没有容纳他们的能力”的呼声。根据英国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英国目前每年净移民人数达到33.6万人。英国ITV新闻和《每日邮报》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民众对政府预估未来14年将有300万名欧洲移民涌入英国表示担忧。这些移民多为低技能工人，他们的流入阻碍了英国本土低技能工人工资的增长，冲击了英国人自身的就业。据英国统计局2016年第二季度的统计数据，英国失业人数减少了5.2万人，降到164万人，与此同时，有223万名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公民在英国工作，其中来自东欧国家的就业人数比10年前的25万人增长了3倍。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的爆发更是使疑欧主义达到历史最高点。“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数量长期以来对社区造成的压力，解释了为什么脱欧公投会出现那样的结果。”尽管移民为英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税收，带来了经济活力，但是普通民众并未在所谓的经济繁荣中受益，甚至在国家削减公共开支时利益首先受损，因此要求对来自欧洲的移民，尤其是对东欧国家移民进行限制的呼声日高。

第二，社会分裂表现在不同的代与代之间。《时代周刊》的专栏作者卡伦认为，在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对于年轻人来说，仅仅依靠努力工作和遵守游戏规则不再是一条通往成功或有尊严的道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就像一个漏斗，把最近几十年创造的财富的大部分过滤给了少数财富精英，而中产阶级却发现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同时，超过1/5的年轻人失业，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找到新工作的前景。给年轻人以希望，并满足他们的诉求，是弥补代际鸿沟的重要措施。年青一代尤其是1980年后出生的英国人大多支持“留欧”，因为他们更熟悉留在欧盟的英国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对“脱欧”后的未知充满恐惧。基于欧盟带来的机会，年轻人更支持“留欧”。民调显示，参加公投的年轻人中有70%支持“留欧”。老年人基于眼前的现实利益和福利问题，不愿冒险，他们更倾向于“脱欧”。例如年近70岁的马克斯表示，英国加入欧盟那年自己已经26岁，因此“很清楚地知道加入欧盟前英国是什么样子”，“我们需要在自身经济和移民问题上取得绝对的话语权”。英国前商务大臣文斯·凯布尔爵士说：“我最大的担忧，就是这种在代际和不同教育水平群体之间人为制造的分裂。”

第三，社会分裂体现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经济落后地区的民众和城市中下层阶级以及处于贫困边缘的少数族裔处在社会底层，他们在为艰苦生活挣扎的同时，利益集团、富裕阶层以及大财团等上层人士却在积聚巨额财富并享受着奢华的生活。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使底层民众希望以激进的方式谋求变化，而既得利益群体则希望维持现状。民调显示，70%拥有大学以上文凭的人选择留在欧盟，在只有中学教育文凭的人中，68%选择脱欧。2016年6月24日出炉的公投结果显示了下层选民与上层精英选民的分野。如英国《旁观者》杂志评论称，没有哪次选举像脱欧公投这样造成贫富阶层间这么大的裂痕。受过教育的精英和蓝领之间完全对立，这展示了全球化和大规模移民对每个阶层的不同影响。

第四，社会分裂还体现在不同种族之间。英国平等与人权委员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少数族裔在教育、就业、住房、工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刑事司法以及社会参与等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以就业来说，相较于拥有同等学力的白人来说，英国少数族裔的失业率高达12.9%，远高于白人的6.3%。而黑人雇员所得的平均薪酬比拥有同等学力的白人低23.1%。黑人以及亚裔等少数族群的失业率比白人高出两倍半。在社会地位上，少数族裔在权力岗位上的代表名额严重不足。例如，英国全国居民中具有少数族裔背景的人数达14%，而全英2686名法官中仅有5.9%是少数族裔。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少数族裔的警官比例只有5.5%，全英没有一名警察局长是少数族裔。在工作岗位上，少数族裔人员晋升到经理、主管、高级官员的概率是8.8%，低于白人的10.7%。少数族裔在多领域面临的不平等使族群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都非常紧张，而政府在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上“零碎修补”的政策对于种族问题的解决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有进一步拉大种族不平等的趋势。

社会底层是历来受压迫、受剥削最深，因而最具反抗精神的阶层，是挑战现行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社会体制的最重要力量。被沮丧和失落包围的社会中下层在找不到更好的保护伞的情形下，转向了对主流政治排斥的态度。英国独立党利用民众的这种不满，使疑欧主义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二）难民危机所造成的主流政治精英层与民众的离心倾向以及政党之间的分裂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政治空间

社会排斥有很多原因，2015年发生的难民危机以及政府在难民问题上的应对，加剧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离心倾向。针对欧盟的难民分派，虽然卡梅伦在接收难民问题上只同意接收2万名叙利亚难民，但是英国民众出于对福利资源分摊的担忧还是对此持反对态度。为了避免使难民危机演变成保守党的执政危机，英国政府已经宣布将采取综合的整治措施加以应对，然而收效甚微。主流政党针对难民问题的政策不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的可信度降低。此外，利益上的分配不公也是民众对政府不满的重要原因。在欧盟人员、货物、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四原则”的支持下，伦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空前繁荣，而英国其他地区从中受益则较少。据报道， 2014～2015年度，伦敦产生的税收约占整个英国税收总和的30%，这比2004～2005年度增长了5%，而英国其他城市的税收增长很少（如曼彻斯特的税收增长只有1%）或者甚至完全没有增长。区域之间经济地位上的不均衡甚至使许多英格兰北部的老百姓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他们心中的不满逐渐演化成对政府的敌视和对抗。正如公投结果出炉后北爱尔兰新芬党所说的那样，在代表北爱尔兰人民政治与经济利益这一方面，英国政府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贫困的英国底层民众只有通过投票的方式表达自己“不欢迎非英国公民留在这个国家”的情绪。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认为，西方国家这些年来喜欢搞公投，一方面因为经济不景气，民众不满情绪上升；另一方面则是民众对精英政治和现有制度的不信任感增加。党派之间的纷争以及党内领袖的出尔反尔也是民众对政治精英不信任的重要因素。卡梅伦党内盟友约翰逊的阵前反戈，工党领袖科尔宾宣传时的言不由衷等都表明党内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而这种分歧大大助长了永远搅浑水的英国独立党领袖法拉奇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在约翰逊宣称英国留在欧盟会导致“民主被侵蚀”，而公投将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投下真能有所改变的一票”的宣传下，在法拉奇“英国留在欧盟将导致移民数量处于失控状态，只有‘脱欧’才能重新夺回对本国边境控制权”的煽动下，民意出现摇摆也就不足为奇了。总之，政府在难民问题上采取的措施、民众与政府疏离程度的加深以及英国独立党在难民政策上对主流政党的影响等，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民粹主义的影响，从而为民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治空间。

（三）右翼媒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媒体的立场会引导民意左右摇摆。在公投前夕，英国媒体也纷纷站队。在留欧和脱欧的舆论宣传中，一直带有“疑欧情结”的英国右翼媒体更是一直在为底层民众对移民和难民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火上浇油，以此鼓动脱欧。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统计，明确支持脱欧的有《太阳报》、《星期日太阳报》、《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快报》、《星期日快报》、《星期日电讯报》和《旁观者》杂志；明确支持留欧的有《卫报》、《金融时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杂志、《观察者报》、《星期日镜报》、《星期日人民报》和《星期日邮报》。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卫报》上发表文章警告称，假如英国公投结果为退出欧盟，这可能引发英镑暴跌。号称“欧洲第六帝国”的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的第四代——雅各布·罗斯柴尔德勋爵则在《泰晤士报》撰写文章称，英国退欧可能导致英国出现“具有破坏性和无序的状况”，敦促读者投“留欧”票。而《每日电讯报》曾联名发表公开信，称欧盟的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令英国企业“窒息”，损害了英国的竞争力，英国300多家中小企业的领袖认为，如果脱离欧盟，英国企业可以自由发展、拓展新市场并创造就业，因此要求支持英国退出欧盟。“脱欧”和“留欧”两派政治力量为了给自己加分，毫无克制地相互攻讦，甚至不惜滥用各种事实、数据，以致《卫报》专栏作家佐伊·威廉姆斯说：“从来没有一次大选像这次公投一样为谎言所充斥，人们不得不通过观察政客的语速、眼神来判断他是否在说谎。”媒体的不同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国舆论和社会已被公投撕裂。也正是那些不客观的报道和评论为民众的非理性集体行为推波助澜，从而为民粹主义的进一步壮大埋下了种子。

（四）英国独立党哗众取宠的宣传为民粹主义的复活注射了强心剂

极端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在于，它将世界的复杂性降低，甚至只剩下口号、标语和僵化的指令。这种反智的、对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解决方式，是疑欧主义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持有“疑欧主义”并以使英国脱离欧盟为目标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英国独立党自1993年成立至今，一直以反主流的姿态以及高度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倾向作为其策略，退出欧盟是其一以贯之的宗旨和目标。英国独立党反对外来移民和多元文化、反对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把犯罪和失业归咎于外来移民，并且通过歧视和排斥少数族群、非主流的宗教信徒以及外来移民，打着建立族群、血统、文化意义上“同质社会”的旗帜，而获得了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在2015年的大选中，英国独立党获得了12.6%的选票，总票数仅次于保守党和工党，成为英国的第三大党。尽管该党目前还不是下任执政党的替代选择，但其已经表现出将英国政治引向中右方向的巨大倾向，该党的疑欧主义和反移民论调在英国政坛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它利用普通民众因东欧移民大批涌入给当地社区带来压力而产生的不满，甚至试图从民众对欧洲难民危机的恐慌中榨取政治资本，通过海报宣传潮水般的移民涌入使英国社会处于崩溃临界点等耸人听闻的话语，进而推进自己的政治议程。在脱欧公投的政治动员中，该党把有关退欧利弊得失的复杂问题简化为一些简单、煽情的口号，如“夺回我们的控制权”、“收回我们的边界”、“拿回我的国家和主权”和“6月23日将是我们的独立日”等来煽动民众。针对脱欧给英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英国独立党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说，英国退出欧盟不会对英国造成损害。他曾向CNBC表示：“英国与欧洲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他们卖给我们的梅赛德斯－奔驰和香槟远远多于我们卖给他们的瓶装啤酒及英国制造的汽车……他们需要我们多于我们需要他们。”而针对制造业贸易机构英国工程雇主联合会（EEF）首席执行官特里·斯卡勒在声明中强调的英国的经济健康与欧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拉奇说这是“完全错误的”，并认为“他们是布鲁塞尔大企业的一部分，他们依赖于布鲁塞尔，像‘从饭桌上捡面包屑’，他们不想让任何人反对它”。一旦英国脱离欧盟，英国完全可以控制本国的边界，并且可以依据本国的经济利益和承受能力独立自主地决定接纳多少移民以及接收什么类型的移民。英国独立党在反欧盟、反移民等方面的宣传吸引了原属于保守党的很多选民，并使其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者。英国“脱欧”派的获胜再次证明了，民粹主义已经具备或将要具备与体制内力量抗衡的实力。英国“脱欧”派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使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气焰更加嚣张。例如，丹麦人民党适时发出了对英国脱欧的赞赏，荷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自由党领导维尔德斯在社交媒体兴奋地写下了“再见了，布鲁塞尔”和“荷兰将是下一个”。法国国民阵线领袖玛丽娜·勒庞表示“英国脱欧是自由的胜利”，并且指出如果她当选总统，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法国主权的回归。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论说，公投热并没有让民粹的反欧盟政党放慢步伐。“如今，公投的风靡和互联网时代早期的乐观主义有些相似，那时所有人都认为更多的沟通就意味着更好的民主。面对公投，我们有必要保留更多的怀疑态度。”让公民尤其是草根直接对国家事务进行投票，这种民主形式是否合适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从英国脱欧公投事件中可以看出，公投加剧了英国社会的分裂。正如考克斯遇害之后赫林在博客中所写的那样：“这次公投并不是我们多数人想要的，任何一个明智的人（对这次公投的议题）都会感到没有资格做出判断，它已经分裂了我们的国家，我觉得，我们很难弥合这种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