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基本结构和研究内容
本书由生活质量的理论演进、结构要素和主观生活质量变迁、客观生活质量发展等内容构成，一共由十二章构成。根据研究专题，可以划分为三个专题，第一个专题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主要包括生活质量研究和理论演进等内容，为全书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指导，为研究社会变迁中的生活质量提供科学意义；第二个专题从第四章到第七章，重点围绕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构成分及相关因素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目的是更加清晰地理解生活质量在中国文化中的实际呈现状态，为进一步科学地开展和生活质量相关的专题研究提供基本框架；第三个专题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重点围绕中国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生活质量变迁开展实证分析，这是全书研究的重点，进一步通过变迁视野的研究阐释变迁背后的动力和掣肘。林南、卢汉龙（1987）认为生活质量至少应该包括三个部分：身心健康的感受、个体生活满意度和个体对社会的反馈行为。因此，我们不仅研究生活质量的变迁趋势，还重点分析健康状况和满意度状况。下面围绕各个章节的具体研究内容分别进行阐述。
第一章重点从社会变迁视野研究生活质量的重要意义。分析认为，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是当前我们社会转型期、经济快速发展期、实践“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现实社会需要。传统研究主要从“社会供给的充分程度”和“人们需求的满足程度”两个方面探讨如何有效地提升生活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不同群体对生活质量需求的差异，尤其是不能很好地将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联合起来进行分析，为了克服这种弊端，我们以一种生活质量的理想类型进行探讨和分析。与其对应的政策方案是：针对理想类型中的“被剥夺”，应采取“补差正义原则”进行补偿；针对理想类型中的“顺应”，应采取“审慎认知方式”进行增强；对理想类型中的“不协调”，应采取“人文濡化方式”进行提升。
第二章对中西方生活质量研究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和研究。分析认为，近现代西方生活质量的研究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从以客观指标为主迈向以主观指标测量为主、主客观生活质量指标并重，从以描述性指标分析为主发展到以理论指导的实证分析为主，从以美国研究为重心转向世界各国研究齐头并进、万象竞发的状态。随后，第二章还重点分析了中国近年来生活质量研究的进展及研究中的方法论之争。最后，研究指出未来中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发展取向应是以上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
第三章按照时间顺序探讨了生活质量理论研究的三种视野：功利主义视野、审慎价值视野和能力发展视野。分析认为，功利主义视野以人们的实际欲望为基础，以“实现最大多数的人的最大快乐”为出发点，通过实际获得的效用进行测量，这一理论视野更多地强调人们的实际欲望。审慎价值视野中的生活质量正是建立在知情欲望的基础上的，探讨哪些指标和内容可以让人们体验到更加美好的生活，为此研究重点讨论了格里芬和奇兹尔巴什的相关研究。随后，讨论了森和努斯鲍姆的能力发展视野，能力发展视野强调能力的清单建立在一定的基础条件之上，追求有价值的“存在”和“行为”以丰富人类生活。这里的“丰富”包括快乐和享受，因此和功利主义及审慎价值两个视野的理论极其类似。
图1-1 本书的写作框架和基本内容
第四章的分析发现传统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由以情感要素为测量取向的快乐感和以认知要素为测量取向的满意度所构成，但近期的一项研究认为传统的分类图式存在实质性问题。这一章节利用CGSS 2003和CGSS 2005两个年份的城市居民数据库，按国际研究惯例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划分为以情感取向为基础的快乐感部分和以认知取向为基础的满意度部分，并结合数据库证实了这种划分在中国的适用性和科学性，也进一步反驳了有关研究中所假设的“将满意度作为认知测量和快乐作为情感测量的论断是一种幻想”的观点。研究还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正处于稳步提升状态。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满意度反映了比较稳定和长久的态度意愿而快乐感却仅仅反映了个人一时的或瞬间的情绪”论断在中国也是经得住检验的。
第五章开始基于实证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这个章节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分析探讨了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女性、高收入阶层者、已婚人士、在职人员、消费观念前卫者、相对剥夺感较少者、党员通常会有更强的主观幸福感。其中，“相对剥夺感”解释力最强。这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最直接威胁因素就是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动而充满竞争、社会不平等突出的社会中。
第六章认为过去关于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的研究缺乏明确的研究预设，从而导致研究变量的选择比较随意，关于研究结论的解释仁者见仁。因此，本书将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放在两个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一个是功利主义视野的框架，另一个是审慎价值视野的框架。在功利主义视野下，主要从“幸福量”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自我评价得分均高于农村居民。在审慎价值视野下，城市居民所报告的自我主观幸福感仍然高于农村居民。工作满意度、横向比较变量和纵向比较变量等社会经济变量分别对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第七章利用CGSS 2006数据，研究了休闲方式对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对休闲方式提取四个因子，对总的生活满意度相关内容提取“物质生活满意度”和“社会交往满意度”两个因子。研究发现，人口社会学变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和以往的研究基本相似。休闲活动影响生活质量的作用机制是因不同层次领域的生活满意度而异的。越是将休闲活动作为提升社会地位的手段或作为享受生活的一种机制，其物质生活满意度就越高。社会交往满意度是通过对生活意义和文化认同的感性认识和判断来获得的。随着地位的提升，改变做家务和看电视这样的惯例性休闲方式，可以明显地提高人们的社会交往满意度。
第八章利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客观数据，将死亡率作为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最主要的测量指标，结合历史来认识我国过去百年人口死亡风险的变迁。研究运用年龄-期间-出生队列（Age-Period-Cohort, APC）模型和内源算子估算法（IE），从1990～2010年人口死亡率中分解出三个独立的、具有历史性的并且能够客观反映我国人口健康的成分，即年龄效应、期间效应和出生队列效应。研究表明，我国城市0～84岁人口死亡风险的年龄效应呈现典型的V字形，从生物学的维度体现了健康水平的变化；死亡风险在1990～2010年的变化，与我国过去20年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卫生政策和医疗卫生体制变化紧密关联；1906～2010年共计105年出生的人口变化，与我国在这一时期内忧外患的坎坷历史进程高度吻合，本章从历史变迁的维度揭示了健康与社会的关系。
第九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和皮尤全球态度调查（Pew-GAP）三个大规模调查数据库，分析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年龄效应、期间效应和出生队列效应。研究发现，从18岁到69岁，主观幸福感呈现一种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即年龄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U形结构趋势图；期间效应在1990～2010年呈现“升降升降”的变化趋势，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近20年社会政策、经济发展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从出生队列1914年以前到1990～1994年百年的历史长河来看，不同出生队列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升降”变化，之后则是幅度较小的两次升降变化，凸显了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历史记忆。
第十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2013年数据，利用分层年龄-期间-出生队列-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对中国居民幸福感进行更为深入的时间维度分析。研究发现，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存在U形关联，不同性别、户籍、政治面貌人群的幸福感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而不同婚姻状况与受教育程度人群的幸福感差异则随着年龄的增加而缩小，工作则是城市居民幸福感强于农村居民的重要因素；期间和出生队列因素对幸福感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不同户籍在不同生命历程中展现出不同的幸福感效应，且这种效应随着时间的推进而表现为交叉更替，其背后是复杂历史事件下潜在的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对不同幸福感人群在时间维度上变化状态的分析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
第十一章运用中国20年的统计年鉴数据库，对中国社会发展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通过对20年纵向数据的历时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以经济与科教文卫为主导，公共基础设施、人口与人民生活、生态环境等因素共同塑造形成的地域性分布规律。而在对各主成分及分地域的历时分析中可以发现，社会发展质量综合指数在此20年间整体上呈波动性持续增长状态，表现为经济与科教文卫方面的迅速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缓慢发展、人口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先升后降、生态环保条件的缓慢恶化，且对总指数的贡献差距呈拉大趋势。中国五大经济区的社会发展综合指数均呈持续增长状态，而在发展速度上则呈自西向东递减规律。
第十二章是对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些反思和在未来研究中的若干思考。研究对如何理性看待社会变迁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生活之质与生活之量之间的关系、理性看待经济发展和主观评价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应该站在客观、科学、理性的角度审视生活质量的观点。同时，研究也对未来需要重点突破的一些基础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像如何界定生活质量的含义及其操作化问题，如何处理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测量问题，如何选择不同方法计算生活质量因素的问题，如何根据不同社会文化、特定人群、特定议题赋予生活质量正确含义，如何对生活质量的不同指标确定合适的权重。什么才是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即对美好人类生活的体现，既是生活质量研究中存在的元问题，也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如果我们选择了包容，就应该应对生活质量的归一化测量的挑战，如果我们选择了同情，就应该进行地域、文化差异化测量的独特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