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语言的认知研究

当今的语言学研究进入了迅猛发展时期。语言研究首先要历经一个漫长的语言素材累积的过程，随后再对得来的语言素材进行描写与分类，因此初始时期的语言研究更多涉及的是语言表达的外在形式以及形成这种语言表达式的逻辑基础。20世纪中叶，受西方语言研究的影响，语言研究的范式发生了转变：从描写性的研究渐渐过渡到解释性的研究。这一解释性的研究更多依托于人类的认知能力而展开，因而以解释性为主要目标的语言的认知研究必须以认知心理学等认知科学的理论为依托，否则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首先看一下最初的语言的认知研究。转换生成语言学是早期的语言认知研究的典型代表，其创始人乔姆斯基（N. Chomsky）也是世人公认的认知科学领域的几位鼻祖之一。这一学派继承了传统认知研究的计算主义理论和符号主义理论，开创了用人类认知能力进行语言解释的先河。今天的以生物语言学为主要特征的生成语言学就是由转换生成语言学发展而来的。

20世纪60年代，系统功能语言学出现在语言研究领域；这一语言学流派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以此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对语言现象做出解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韩礼德（M. A. K. Halliday）和其同事合著的《通过意义识解经验：基于语言研究认知》（Construct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 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有这样一种倾向：把认知纳入语言研究的理论框架。（Halliday 2008）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认知科学开启了由第一代认知科学向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转变。这两代认知科学的一个显著区别是：第一代认知科学认为认知的发生不需要身体的介入，心智的运行类似于电脑的信息处理器依照程序进行符号运算的过程，因而持无身认知的观点；而第二代认知科学贯彻具身认知的观点，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主体的身体和其感觉运动系统参与了认知，故身体是认知的主体而不是认知的客体。关于这一区别，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1999）在他们的奠基之作《肉身哲学：具身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中做了详细的说明，展现了这一研究范式的广阔前景，这就为语言的认知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认识，如“语言形成于运用，它代表着人类身体的一种模态”（Gallagher 2006: 107），“身体的动感通过语音形式得以表征”（Merleau-Pont 1986: 53）。语言的“任何意义的表达都以人的身体的活动图式、心理意象或言语来呈现，它们都由大脑—身体这一统一系统的神经调节（mediating）来完成”（李恒威、王小璐、唐孝威2008）。

认知语言学发端于美国西海岸，并陆续扩展到北美、欧洲、亚洲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认知语言学历经了储蓄期和酝酿期，发展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式，并在世界范围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近年来，认知科学领域里有了新进展，如“4E+S”认知模型的兴起。前面我们已经具体剖析了这个多重维度的认知范式的具体内涵，这里不再赘述。

语言研究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认知科学的这些新发现、新概括也给我们的语言研究带来新的启示。在这一新的学科发展背景下，徐盛桓先生依托认知科学的新发展，总结出一套容易操作而且实用性较强的语言研究参照体系。该体系认为心智哲学的学术资源具有更强的心理现实性，并能广泛涉及“4E+S”认知模型的各个维度，如认知主体的心与脑、身与心、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正是认知科学新的关注焦点，因此心智哲学势必会成为语言研究的新的哲学导向。还有一点，作者在与徐先生多次沟通的过程中，我们一致认为心智哲学是形而上的研究，但心智哲学中的许多概念以及心智哲学家们所建构的理论也是读者易于认识和理解的，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因而也可以很便利地为语言研究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