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语言转向的意义及阶段性特征

语言转向的具体意义可从两方面来考察：从哲学研究来说，发生于20世纪中叶的语言转向使得在这以后的西方哲学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哲学的发展深深地打下了“语言”的烙印，这个转向现在方兴未艾，向着纵深方向发展。在语言转向发生的半个多世纪，哲学家们（如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和格莱斯等）对哲学问题的解决历经了若干阶段，这些阶段采用不完全相同的语言分析手段进行研究，并形成各自不同的特征：以语形学为基础的语形分析；建基于言说内容的语义分析；从语言使用者出发的语用分析（殷杰2003）；这些研究影响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哲学研究。

就语言研究而言，哲学的语言转向带来了语言研究的深刻变化，并由此形成了语言研究的哲学化特征以及哲学研究的语言学化特征。许多大哲学家做着深入的语言分析工作，著名哲学家奥斯汀、格莱斯、舍尔等名字在我国的语言学界变得耳熟能详，从而使得语言学的论述摆脱了单纯作为工具书只描述的特性，趋向于抽象化、理论化、系统化的概括，并表现出整体性的承诺，以试图在哲学思考的基础上建立语言学自身的实在的本体地位。但由于语言研究所触及的一切都是“语言”的，光是“语言转向”一个整体性的概括可能还难以清楚地表示这一过程的各阶段的特征。因此，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些特征，我们从语言研究的主题出发，把这一转向分三个阶段来加以介绍。

第一阶段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这一阶段注意的焦点是句法，其中，转换生成语法是这一阶段最杰出的代表；对这一焦点的关注是受到哲学家关于语言研究的影响，具体来说，是受到20世纪前半期以语形学为基础的语形分析这一范式的影响；转换生成语言学关注语义是后来的事情了。

第二阶段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的主题是语用转向的发生。所谓语用转向，是指运用哲学家的思想和理论，诸如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奥斯汀（Austin）、格莱斯等人的哲学认识，来解释一些语言现象，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语用研究的理论成果，如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哈贝马斯（J. Habermas）的普遍语用学和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等。这些理论充分展示言语的功用是行事，即如言语行为理论所言：怎样以言辞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其中的“行事”是进行社会交往，并以此来建立主体间性关系。因而，语言研究更加关注意义是如何建构和获得的。语用转向的发生使得语用思维成为哲学家解决哲学难题的一把钥匙，并形成了语用分析这样的语言分析方法；另外，语用分析方法的使用也相应地推动了语用思维的发展，促使了现代语用学的产生（殷杰2003: 36-39），语用思维也因而成为当代思维的基本平台。（盛晓明2000: 2）

第三阶段为20世纪后期的认知转向阶段。这一转向是指对语言问题，尤其是语用问题的研究，可从认知科学的视角进行。语言是时代的产物，相应地，语言研究也呈现出时代科学的特色。在认知科学已成为显学的时代背景下，语言研究也呈现出新的面貌，于是出现了广义的语言认知研究和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的语言学研究流派；其中前者是指从认知的角度对语言进行研究，后者的理论基础来源于“经典”认知科学的计算表征理论，这一范式强调的是运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语言问题。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认知科学有了新的发展，因而不管是广义的语言认知研究还是狭义的认知语言学研究都应该吸收认知科学的新成果。为了对认知语言学有更好的认识，我们首先要弄明白认知的不同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