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伦理主体的解构

相对于福柯的知识话语主体和权力主体而言，伦理道德主体则是从外部转向了人的内在，让个体通过内部道德约束完成主体解构过程。在福柯晚期思想里，他对伦理的关注成为他的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福柯指出，“‘道德’一词在古希腊有这么几重含义：一是通过不同的规范机制的中介而被给予个人的一套价值和行为准则，即‘道德法规’；二是把道德理解成与道德规则和价值相关的个体的实际行为；三是正当‘行事’的方式，也就是说人必须根据法规的各种规范要素把自己塑造成行为的道德主体。”换而言之，道德就是一种准则、规则，对个体具有规范和惩治功能，因此，传统的批判模式是和道德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批判往往依据一种特定的道德准则，这种准则最终就是要清除所有人内心的“阴暗区域”，让大家生活在一个透明的世界中。换而言之，道德对于自我，是一种道德内化，主体不断地通过道德内化为一个道德主体，通过自我认识、分析和反思，从而改造自我。

福柯指出，在古希腊人那里，道德的问题并不像今天一样，是和一套禁令体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他指出，传统的道德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必须接受和服从道德模式。而福柯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福柯看来，陈旧的道德限制人的思维，奴役人的精神。但是，从古希腊进入希腊化时代开始，这种生活技术逐渐变成一种自我技术，逐渐开始关注如何找到一些对所有人都普遍有效的行为方式。最终伴随基督教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道德体系，道德准则代替了自我伦理，即主体化的道德。正如刘永谋博士所指出的那样，“主体化是资本主义道德的最大秘密，它以自我塑造的面貌出现，使现代个体把主体化理解成‘自我教育’，自觉自愿地按照主体标准改造自己，成为资本主义道德所要求的标准现代人。”可见，在当今，现代人被知识－权力彻底奴役了，却浑然不知，甚至沾沾自喜。面对这个被知识－权力奴役的个体，福柯从局部斗争和生存美学中寻找个体解放的出路。

福柯认为，在当下的知识－权力控制下，仅仅依靠传统的整体反抗，人们无法摆脱权力对他们的束缚，只有通过局部斗争，人们才能摆脱权力的枷锁。在福柯看来，所谓局部斗争，其实就是直接斗争，其斗争的对象就是当下的知识－权力，其斗争的形式就是反抗知识－权力对人的控制。福柯认为，局部斗争在现实中可以表现为各种形式。如：“‘妇女、犯人、新兵、病人和同性恋者’争取解放的运动、工人自治、环境保护运动和女权运动”。个体都在同控制和规训的权力展开局部斗争。尤其是特殊性的知识分子，更是担当了局部斗争的重要角色。福柯认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只是充当了“预言家”的角色，自以为是地把自己当作普遍性的知识分子，自认为掌握了普遍的真理，于是，在他们看来，人们只有按照他们的教导，才能在权力运行中获得自我的解放。实际上，这种教导式的生活束缚了人们的生活，而且，当今的规训是技术化的，没有专业知识是很难掌握其运作的机制和秘密的。于是，福柯认为，现代知识分子要担当这份责任。他说：“知识分子同权力作斗争，是为了使权力在最不明显和最隐蔽之处凸显出来并且使用”。也即是说，特殊知识分子只有进行局部斗争，才能揭露知识－权力的真相。

当然，局部斗争也是困难的，所以还需要现代生存美学的解放之路。福柯认为，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生活的风格，生活类似于艺术品，没有完全一致的风格，每个个体也是一样，只有有了自己的生活风格，才是真实的。每个个体只有以这种思想来指导自己的生活，才有属于自己的精彩。在福柯看来，只有通过自我的技术，摆脱整齐划一的伦理道德的束缚，解放自我，才能达到现代生存美学的解放之路。有鉴于此，针对现代道德对现代人的严厉束缚，福柯提出生存美学策略，试图为现时代的实践危机找到一条新的道路。在福柯看来，现代生存美学就是要使伦理回到个体和自我的关系上来。他说：“如果你所说的伦理指的是那种指导我们行为的规范，那么《性史》当然没有提供伦理标准。但是你如果指的是在个体行为中人与自我的关系，那我要说《性史》是具有伦理的成分的，至少是提出了性行为的伦理。”由此可知，福柯的生存美学不是建构一种新的道德规范，而是强调个人的选择，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思维。福柯的生存美学使我们发现了主体被解构的根源，让我们能从某些固定的观念中解放出来。

总之，福柯认为，不存在实在的、一致的和普遍的主体，主体仅仅是现代西方文化的观念。因此，福柯认为，主体只不过是人自己建构起来的，只是精神范畴的概念。正如福柯说的：“我相信不存在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我对那样一种主体观持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正相反，我认为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或者，像古代那样的情形，通过解放和自由的实践，当然这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特定文化氛围中的规则、样式和虚构的基础上。”由此可见，福柯认为，主体不过是西方文化建构出来的。人不是能动创造者，只是被各种文化密码所建构的虚幻外形。于是，福柯宣称：“人是像海市蜃楼一样可以消失的东西”，甚至“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这种否定人的主体性、将人虚无化的主张，实际上是福柯批判传统人文主义，超越传统的从“人摆脱神”而陷入的“人为世界做主”的自我中心的另一个极端。齐泽克说，福柯的另类反叛无疑导致了伦理学美学化：“每个主体都必须抛开任何普遍法则的支撑，建立他自己的自制模型（subject of transcendental reflection）；他必须平息自身内部各种力量的对抗——就是说，创造自身，把自己当成主体生产出来，寻找他自己特定的生存艺术。那些执着于确立其特定的主体性模式（mode of subjectivity）的边缘时尚人之所以着迷于福柯，原因也在这里。”由此可知，福柯的主体是通过自我意象的复位而控制“愉快的享用”的方式，可以平息各种力量之间的对抗，实现自我调停。从而“大写的主体和作者死亡了，他循着尼采的手法，在大写的上帝死后，彻底杀死了大写的人”。由此，福柯的干干净净的纯主体在反抗西方文明中悄然布展出来。但是，齐泽克认为福柯的这种主体观念融入了人道主义－精英主义的传统中。在这种主体中只是一种对普遍主义伦理学的拒斥，因为所谓的普遍主义无非就是理性主义的类主体，福柯的主体仍然还在这个类主体的窠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