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主体：哲学中一个游荡的幽灵
主体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特殊身份，是人类意识觉醒与形成的重要标志。自从哲学诞生以来，主体便成为哲学发展历程中的主题。从古希腊时期主体的萌芽到笛卡尔的“我思”的转化，后经康德先验论的诠释和现象学、结构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等不断演化和发展，主体成为哲学中不可回避的话题。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主要信仰自然主义，就是把自己作为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来理解。自然哲学认为世界的本源不能是种种神话创世说，而应该是一些物质性的元素。如泰勒斯认为世界的始基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世界是气，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火，等等，这些哲学只是用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主体也只是蕴含在自然世界。与此同时，另一种思想倾向的哲学学派则认为万物的本源不是物质性的元素，而是一些抽象原则。如毕达哥拉斯的“数”，巴门尼德的“存在”，苏格拉底的“概念”，以及柏拉图的“理念”，等等，已经呈现人性化的特点，也露出思维主体的能动性和抽象性的端倪。德尔菲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都突出一个命题——人啊！认识你自己，这些都是主体哲学的萌芽。尤其是苏格拉底的“人学”转向，把个体从偶然性上升到必然性，以此建立真正的主体。总的来说，自然哲学家基于自然主义哲学对世界进行追问，强调人的重要性，由此主体成为思想史中重要的话题。但是，真正把主体作为哲学的问题研究还是近代理性主义。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近代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深刻的变革，同时，也带来人与自然的张力愈来愈紧张。哲学研究从“世界是什么”的本体论转向“如何知道世界是什么”的认识论，即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认识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莎士比亚和笛卡尔是近代主体哲学的先驱。莎士比亚凭借每个人心中的哈姆雷特重申“人是万物的尺度”，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唤醒主体。“自从笛卡尔以来，人们开始把主体自我从盲目和混沌中分离出来，把它与对象区别开来，把自我主体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哲学的第一原则。”
毫无疑问，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使主体哲学得到彰显。这一思想确立了主体的独立性、至上性。自此以后，主体毋庸置疑地成为支配者，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确立了主次地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愈加牢固。于是，人类不再畏惧自然，也不再欣赏自然，而是与自然划界，把自然当成人类的手段，宰制自然，视自然为人类所用。可是，人终究是大自然的范畴。单向度的互动只是人类自我的幻想，宰制自然并不意味自然愿意忍受。人类历史进程中屡次重大自然灾害都在警示我们人类，即使人类通过技术手段获得一次次规制自然的胜利，也难保不会被下一次不可知的代价所消解。人类是认识自然还是驾驭自然呢？思想家们需要首先弄明白一个基本问题——“人是什么？”
在西方哲学史上，主体性问题一开始并没有成为一个焦点问题。“直到康德以前，人们一直讳言自我主体性，因为自我主体性往往与主观心理（经验自我）的个别性、易逝性和任意性相牵连，把知识、价值及意义的最终基础落实到主体自我之上，往往容易混同于落实在主观心理上。把各个方面都是相对的个人心理作为确定性的基础所引起的悖论是促成康德先验转向和胡塞尔反心理主义以及现代哲学语言转向的理论动因。”毋庸讳言，康德经过三大批判，确立了“人为自然立法、人为自己立法、做自己主人”的哲学思想，较之笛卡尔，与物质实体对立的精神实体更为系统和科学。在康德的认识系统中，先验主体走到一个相当艰深的程度，以至于在这条道路上再往前走一步都变得异常艰难。在康德的认识系统中，他试图寻找主客体的统一性，依靠先验统觉统摄人的认知，确保理性立场上理性与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在康德看来，人是目的。个人不是实现社会的工具，神圣的个人不允许他人的侵犯。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人最高的目的。因此，人只有具有理性，才能把自己和他人当作目的。正如康德所说：“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由此可见，康德满足于从理性的绝对命令出发，把人视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互为手段是一种生活常态，尤其在现代社会，资本逻辑中每个人将他人视为自己的“手段”。于是，“人是目的”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幻念。
康德通过主体的功能化消解了笛卡尔的“我思”实体，为先验主体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可是，康德的先验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可操作性。难怪法国哲学家萨特的一个学生在面对“在家照顾母亲还是赶赴前线与德国侵略者战斗”的问题时变得异常纠结。在胡塞尔看来，康德的主体缺乏现象学还原，依然未摆脱人本主义的窠臼，只是有限的主体。后来，黑格尔把绝对精神视为无限主体。从此，主体变成无所不包的大全，主体也到了无法回望的境地。
笛卡尔的理性主体规制了主体的无限性，康德的“物自体”限定了主体确定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主体”被推高至无所不包的大全。胡塞尔认为这都导致主体脱离了生活世界。胡塞尔通过现象学的悬置，修正了先验主体，用交往理性取代主体中心理性，使先验主体回归生活世界，主体间性成为哲学研究的必然趋势。主体间性就是寻求不同主体的认知结构的基础性论域。胡塞尔指出：“现存生活世界的存有意义是主体的构造，是经验的、前科学的生活的成果。世界的意义和世界存有的认定是在这种生活中自我形成的。每一时期的世界都被每一时期的经验者实际地认定。”可见，主体对主体的构造是一种交互活动，由此，主体性的确立就是主体间的共同体的确立。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给自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性哲学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向。传统的单子式的主体在现实生活世界不可能存在，只有交互式的主体间性。无疑，胡塞尔重建主体性拯救了主体的纯粹理性的幻想，但是伴随着现代技术理性进一步异化人类，主体悄然间地走向了黄昏。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主体性日渐式微，主体呈现多维度的特性，以至于福柯喊出“人也死了”。海德格尔以“此在”代替主体，福柯则通过“对象化模式”将主体解构为知识主体、权利主体和伦理主体，德里达提出“人的终结”，拒斥主体主义的人本主义，提出人的自律性、社会性和历史性。在结构主义的解构之旅后，主体成了一个不明的人，漂泊在现实世界。
19世纪人们相信上帝死了，20世纪人们嗅到了人死的气味。那么21世纪呢？人是不是已经涅槃寂静了，是不是脱胎换骨了，是不是无所顾忌了？“没有，人仍然处于一种为自己所困、为自然所累的苦境之中，质言之，还处于对自己的认识中。”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带给人类的巨大创伤使人们对于理性的统一性神话不得不质疑。曾经那个完满的理性怎么在现实生活中变得如此疯狂？世界秩序怎么变得如此狂魔乱舞？曾经的纳粹主义、今天的霸权主义、帝国主义等，都将那个理性主体从天堂下降到人间。
这一转向带来哲学话语的转换，尤其是现代性转向之后，主体不断被解构，主体性不断分裂，从而导演了哲学史上一幕幕主体批判大戏。正如齐泽克所说：“……笛卡尔主体的幽灵。所有的学术力量都参加了旨在驱除这个幽灵的神圣同盟……还有哪一种学术倾向不被对手谴责为还没有完全摒弃笛卡尔的遗产？又有谁没有把笛卡尔的主体性这一侮辱性的责骂回敬给他的更为‘激进’的批评者，就如同回敬给他的‘保守’的对手？”由此可见，主体就像幽灵一样游荡在西方哲学史中，从经典主体哲学到现代哲学的反主体哲学，主体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主体“作为一种有力的和仍然活跃的理智传统继续得到所有学术力量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