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变迁的要求

执政生态理论借鉴生态学理论研究政党治理和政治发展模式，通过系统论对风险社会的治理把控，反思传统治理模式并探索新的政治发展模式。执政生态化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系统发生变化而对其造成压力。其本身可以通过执政组织结构和功能的转变而自我调适。执政生态理论以系统、全面、统一的生态观开创了现代政治的新纪元，把整个政治制度视为“有机体”，注意生物各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相关性”。执政生态治理理念包含完整性、协同性、关联性、有机性和动态性，其将我国政治发展从局部性研究转向整体性研究，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从封闭性研究转向开放性研究。通过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优化政治生态的理论、原则和思维方法，借助执政生态变迁内在要求的系统性、整体性、关联性、共同性等生态法则能够进一步促进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的长效化。

一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变迁的深刻内涵

依据执政生态理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与外界环境始终不断互动，其中政治生态是党在执政环境系统中的必要内容。党的执政体系被称为执政生态系统，包括执政生态主体和执政生态环境两部分。执政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环境是指执政的内部环境和氛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重点研究执政生态。执政党可以划分为生态执政和非生态执政的统治（包括政府统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执政生态状态是由每一个地方政治生态构成的。基层的执政生态是这个地域范围内的人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与人们的政治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状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核心是各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问题。执政主体是各级党组织，执政客体是人民群众。各级党组织与人民群众是持续互动的，党提升执政能力依靠党的引领力规范、领导和指挥客体的行为，人民群众经过对各级党组织权威的服从和对执政结果的评判，限制执政主体的行为直至决定是拥护或颠覆其执政地位，执政主体与执政对象的耦合构成执政生态，执政生态是执政主体与执政对象的对立统一。

党的执政生态主要是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的相互关系，其中党群关系是执政生态的核心。人民孕育共产党，人民决定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人民，共产党服务人民，是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制度的功能定位。在当代社会中，一方面群众离不开政党，政党是群众介入政治活动的工具；另一方面，党离不开群众，离开群众的支持，党将举步维艰。执政生态要求把长时间的可持续性作为根本价值观，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目前执政问题的“拯救”，而是以解决代际的可持续性为前提。改善生态环境的关键在于改善执政环境，即党群关系、政党与媒体关系、党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从长时间来看，务必采取措施来优化执政生态，不然执政生态将逐步退化甚至恶化，致使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

执政生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一种综合反映，是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人民的价值取向和从政行为都会产生影响。执政生态适时移植自然生态体系中的合理元素，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什么样的执政生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执政生活，有什么样的执政生活就会有什么样的作风。净化党内执政生态、保持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认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构建执政生态化的中国政治建设路径，通过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提高执政主体执政能力，研究影响执政生态的关键因素和生态机理，能够推动执政生态化发展自我诊断，营造良好的执政生态。

1．调整政治结构功能，提高政治体系的生态适应性

第一，优化执政生态体系结构，增强政治体系的渗透性和适应性。我们应当整合政治各个要素，提高政治行为的有效性；建立有效的、结构化的制度供给和运行体系，实现政治期望与政治产品间的有效平衡。在制度层面提供丰富的制度产品，增强政治生态平衡，健全有效的制度化表达机制，满足和实现多层次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和政治预期。通过增强政治制度的理性，增加政治制度供给，实现政治制度产品的有效供给。完善合法化的、组织化的制度建设，通过弥补政治制度的供给缺失，在体制内实现多元利益诉求与制度化机制正常表达。创建有效的政治沟通结构，克服政治沟通渠道长期复杂的结构性障碍。建立更多自立的、通达的、便捷的利益表达渠道，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真正建立一个包容、平等、公平、自由的沟通机制。

第二，完善执政生态进程结构，通顺政治生态回路，建立开明政治。以加强开放性政党建设为重点，积极发展多元化、组织化的利益集团。重视和加强执政党的政治制度建设，表达执政党的政治利益，增强党的整合能力和自我净化能力；重视对利益资源的整合；加强不同社会阶层结构调适，建立平等开放、竞争有序和富有弹性的社会阶层结构。

第三，完善执政生态权力结构，促进生态分化，多重制衡，构建民主政治。要依据执政生态化的结构功能要求，创建民主自由、分权开放、动态有序、自我修复本领强的弹性政治权力结构；要倡导现代民主政治中关于权力的基本理念，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衡；要根据政治体制的发展变化来确立适时动态的权能结构；要解决监督权相对薄弱，监督体制不系统、不健全的问题。

第四，调整政策结构，增强政治分配作为的民生性，构建生活政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增强政策的公平公正性，要冲破利益调整中的“纠错困境”。

2．优化宏观执政生态环境，推进各体系间的生态平衡

第一，优化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促进“合作共治”，平衡执政生态体系。

第二，优化政治生态法治化建设环境，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行政治法治化，前提条件是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坚持以民主、自由、人权为价值基础和支撑；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第三，优化自然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协调相处。政治系统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将对自然生态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们应当变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创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系统，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加速环保立法进程，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促进公众有序参与生态政治建设。

3．提升制度化水平，推进执政生态良性发展

政治制度化水平是衡量优良执政生态的重要指标。执政生态系统性和生态化是政治制度的基础。执政生态建设，就是要用生态学理论研究和维护政治世界的生态发展。通过研究执政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动态性和平衡性等特点，来实现政治体系内生态、政治—社会生态以及政治—社会—自然生态的整体平衡。通过执政结构的开放性和平衡性、政治文化的包容性和妥协性来推进党的执政生态良性发展。新形势下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的深入推进，深刻影响了党执政生态的重构和优化。建立操作层面的程序性制度与监督和激励保障性制度，有助于形成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与执政生态变迁的良性互动。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天然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只有进一步优化执政生态，才能巩固执政地位。现阶段执政生态事关党的自身健康，事关党的存亡兴衰，关系到我们党能否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承担起实现“中国梦”的历史重任。当前的党，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面临着“四个考验”和“四个危险”，只有坚持对党的从严管理，才能营造出风清气正的执政生态，实实在在解决党内部存在的执政难点，解决党脱离群众的现实问题，实现党执政生态优化。唯有净化和重构执政生态，才能从严依规管党治党建设党，提升全党素质和执政能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开启基层党建新常态，有效提高基层党员的服务水平，促进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正常发挥。

二 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是党执政生态变迁的内在要求

1．党执政生态变迁要求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

党的执政生态系统的角色定位需要从中国的现状、内部机制的现代化和新的变化所带来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行分析。中国共产党处于当代中国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主导地位，契合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和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社会政治安定有序的保证。跟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动进程，“民主参与、多元共治”已经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民主治理的主流。

第一，执政体制深刻变迁要求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产党从多方面调整了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形成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政治体制，逐步实现了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法律化。十三大以来大力构建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建立了有利于提高效率、提升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十四大以来推进并完善了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治体制改革。十五大以来不断完善政治体制，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健全了社会主义法制，形成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局面。十六大以来根据形势发展的新要求，进一步完善了社会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着重加强了制度建设，确立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民主政治结构；认识到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十七大以来将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将推进基层民主当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重点工程，健全了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动态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十八大以来构建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系统，完善了多层次多领域的基层人民民主基本制度，规划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蓝图，从根本上保障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强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实现了党治国理政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实行了基层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自我管理、自我监督，促进了基层民主治理体制的深刻变革。

第二，执政生态不断变迁要求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执政生态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序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三个方面。首先，执政生态的有序化。建立有序的政治生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一方面，构建完善执政生活中的各种制度促进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在执政党的有力领导下形成了有序的执政生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新常态下经济的发展本身带来了多重效应，市场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多样化，加之新常态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叠加，促进了不同利益阶层的急剧分化，对执政生态的有序化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其次，执政生态的民主化。基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无政府主义对现代民主破坏作用的反思，执政党非常重视执政生态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基层村民自治实践和城市社区自治实践等基层民主政治活动在执政党的大力推进下快速发展。近年来，各地自发产生的村民自治制度，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层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已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突破，已经成为深化当代中国执政生态改革的新起点。最后，执政生态的制度化。执政生态的制度化和有序化、民主化密切联系在一起，执政生态的制度化是执政生态有序发展的主要条件和基本途径，制度性的民主又是执政生态民主化的根本目标，是现代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所追求的关键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党深刻吸取忽视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大力推进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先后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了党政干部选拔制度，健全了各级人大选举制度，形成了执政生态的制度化、常态化。

第三，政治文化不断变迁要求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崇尚独立意识和自立意识，促使传统计划管理体制中风行的高度集中管制模式及其背后所体现的精神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治国家、服务型政府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已经获得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政治立场、信仰和情感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而不断地分化重组，导致政治文化的一致性在弱化，分散性在增加。这需要共产党进一步发挥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的优势。

2．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是党执政生态变迁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在基层的执政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质上表现为对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的影响。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对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给党在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带来了重要机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以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带来了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强烈的诉求，对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绩效的认同表现性的认识已经转化为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的成果。政治体制改革也对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也会因为既得利益阶层分化和利益分化，导致社会分配不均、两极分化、腐败多发，最终形成“中等收入陷阱”。这可能会弱化基层人民群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同和支持，进而对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产生负面效应。

第二，执政生态的变化对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的影响。建立有序、民主、制度化的基层执政生态，有利于提高基层人民群众对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的认同。当代中国的执政生态不断向有序化、民主化和制度化方向转变，一方面提高了基层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促进了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发展。但另一方面，执政生态的变化是一个恒久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出于基层人民群众对执政生态目标的期望和现实政治诉求渠道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人民目标无法得到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政治文化变迁对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政治文化实现了从集权观念到分权观念、从盲目依附型到独立自主型的重大转变。人民的政治信仰呈现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对平等、自由、法治、秩序等现代价值的政治文化形成共识。现代政治文化对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推动基层人民群众形成平等、自由、法治和秩序等现代价值理念，同时通过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满足基层人民群众各自不同的价值需求。从实践的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党组织以基层自治和基层管理为重点，促进了基层民主的不断发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体现了平等、自由、法治和秩序等价值理念，其弘扬宽容、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文化，完善社会和公民对国家和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建设以参与为主导的公民政治文化。

总之，党在执政生态问题上展现出新觉醒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党的十八大要求积极地培育和认真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正确导向，提升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引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全面净化党的政治生态环境是一项重要命题，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目标。通过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适应新形势下党的执政生态不断变迁，构成对党员干部的制度性约束和刚性约束，积极培育良好的执政生态，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执政生态。

三 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是适应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变迁的重要体现

1．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实现党执政理念的深刻转型

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要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实现党执政为民理念的现代转型。在价值论上，我们提倡“一切为了群众”，把人民作为根本的价值主体；在工具主义的意义上，“一切依靠群众”，以人民为根本的实践动力。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不仅坚持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强调“一切依靠群众”，而且在人的终极价值关怀中，强调“一切为了群众”，充分发挥基层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总之，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实现了民本与民主的有机结合，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将群众史观与党的领导有机地结合起来。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扬弃并超越了旧有的执政理念，完成了执政理念的根本变革。

2．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实现党执政生态的最佳功能

执政生态系统的执政多样性和执政结构的复杂性可以有利于强化其抵抗力，从而稳定执政生态系统。执政生态系统的功效取决于执政的结构性、多样性和整体性，应整体优化整合各要素的具体状态的最优组合顺序，呈现出执政状态的最佳生态功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立足中国特殊的国情，增强我们的优势和特点；同时突出“人民性”，从根本上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提出了明确目标，必须加强国家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党密切联系群众最根本的是执政为民、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从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形成到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有利于适应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的复杂性，推进执政生态过程中执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提升执政生态的稳定性。同时要加强执政生态的多样性建设，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基层人民民主管理制度。

3．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促进党执政生态的持续发展

通过保护执政生态的和谐性和多样性，可以增强执政能力建设，开发和拓展执政资源。中国共产党必须走集约化转型之路，从“以人为本”到“以效益为中心”，注重保护和有效利用执政资源。通过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实现党执政生态与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实现党员个体素质的提高、组织内在功能的完善，壮大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促进基层党员干部政治觉悟、思想作风等问题的改善，优化执政生态，纯洁党内系统，协调社会生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廉洁型政党，为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奠定健康的生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