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神话的南昌教案

江召棠之死是南昌教案的核心问题。据笔者搜集到的史料已经可以认定，江召棠是伤于自刎，死于江西大吏的劝说。但综观1906年案发以来国内各种言说，江召棠被法国教士杀害的说法却始终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很多具有史学专业背景的作者，也似乎对大量反面材料视而不见。

下面且来看一看一百年来关于南昌教案的叙事。

南昌教案发生后，各地的华字报刊予以大量报道，口径几乎出奇一致地称江召棠为他杀。南昌教案交涉尚未尘埃落定便已出版的《南昌教案记略》一书，其主体部分便由大量来自报纸的相关资料构成。章回体的结构和加入了作者想象和修饰成分的内容，为它招来“似小说而非小说”的批评[8]。实际上，此案催生了一批“惩恶扬善”的文学作品，比如江召棠的挽联，至今仍有多首流传。民初的一份杂志便论及此事，称“清光绪朝，江西南昌县宰江召棠，为神甫王安之所杀，一时士大夫哀挽之词甚多”[9]。如《对联话》中收入的赵启霖一联称：“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男儿死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天下痛之。”[10]在今日棠浦镇的江公祠中，仍贴着几副当时的对联。

江西的士人胡思敬在清朝灭亡前夕记下了他所见闻的南昌教案始末，收入其《国闻备乘》一书。作者在书中自序称其文意在“备异时史官采择”[11]，但他对南昌教案的叙述本身只采择了一面之词。

清末魏元旷编纂的《南昌县志》也记载了南昌教案事，称江召棠“被戕于老贡院之天主堂”，但“巡抚胡廷干入告之语涉于自戕，江手书隐约前后多不合”，以致“法使臣终执巡抚语为口实，朝臣合词争之不直，卒以自戕议结”。该县志极其简洁地叙述了正月二十九日事，称王安之“强召棠至其教堂，勒其书诺，屏其从于外，久之，王安之出，从者入视，则喉间纵横有刀伤三，血溢袍襟，越三日卒”[12]。此后一百年江西不少方志对南昌教案的记载或简或详，但都立场坚定地声称江召棠为他杀。

民初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志一百三十·邦交三·法兰西”条目下概述了南昌教案始末，也称江召棠是“被杀”[13]。这样，南昌教案作为一起“教士戕官”案被写进了“正史”。之后在中国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只要涉及此案，都以他杀为不证自明的结论。

1949年江西文献编写组编写的《清季江西交涉要案汇编》[14]，较详细地叙述了教士王安之威逼杀害江召棠的经过。此汇编本属后人的著述性作品，但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被学界当作史料来引用。

1953年《光明日报》刊发傅琴心《记南昌教案》一文[15]，其副标题为《帝国主义分子王安之戕杀南昌知县江召棠始末》，这是笔者见到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关于南昌教案的文章，此后50多年学界的相关叙事，基本上没有跳出此文的框架。

四年后，南昌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编辑出版了《一九〇六年南昌教案资料专辑》一书，书中一面收录了相关史料，一面加入了编者对南昌教案的叙述。群力刊发在《近代史资料》的《一九〇六年南昌教案资料辑录》大体也采取了这一体例[16]，先表明观点，再列出相关史料。1957年的这次专辑是建立在一定规模的文献搜集基础上的，但最后体现在书中的只有正面材料而没有反面材料。事实表明，后来很长时间内这对研究者的研究方向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个名叫姚肖廉的市民在读到此专辑后，以一个“文史研究爱好者”的身份致信办公厅负责同志，对专辑提出了七点意见。

第一，认为从体例上讲此书应改名为《江西人民之反帝运动：南昌教案五十周年》。第二，指出专辑内容主要取材于《南昌教案记略》，而此书的史料价值“尚待考虑”。第三，建议引用更多参考资料，如“闻法天主堂对此案亦有原文记载，亦不妨借译刊出”。第四，关于此书的编法，认为“所引材料应以全文为主，不支割，不删节，以存其真”。第五和第六提到应访问人员问题，认为天主教方的人员“均应有所调查列入”。第七，希望南昌加强文史研究氛围，并建议编辑刊物要“引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未成书以前，不必求全，亦不必伐异”[17]。但是姚肖廉的某些想法显得有点“超前”，20多年后他本人在《江西文史资料选辑》发表的《八十年前的南昌教案》一文，在江召棠的死因等方面也毫无例外地继承了当年专辑中的说法[18]。

在1964年的一份杂志中，有一篇名为《南昌教案的调查》的短文，记录了一位老师在天主堂给学生讲述南昌教案故事的情景。当老师讲到江召棠被杀害的情节时，“在坐队员个个咬牙切齿，异口同声地说：‘帝国主义是个大坏蛋。’”当讲到王安之等人被打死的情节时，“每个少先队员都拍手称快，高叫‘打得好’。”[19]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无疑有助于集体记忆的形成和加强。

出于这种爱国主义需要，相反的论调很难发声。1965年，政协江西省委给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发了这样一份公函：

我会过去曾收到曾诚明送来所写《南昌教案纪实》一稿，其中提到当时南昌县长江召棠是自杀的。我们在审阅过程中，认为过去收到的几篇关于“南昌教案”的稿件都说刺杀江召棠的是帝国主义分子王安之。因此，对曾所述史实，要求其再行考虑，加以考证核实。后来虽诚明对稿件修改过一次，但对上述一点仍未加改正。我们又派人上门去询问，问他关于所说江召棠是自杀的有无根据。曾诚明当时表示，他没有根据，只是当时教会里是这样传说。从这一点上看，就可以说明此一资料并非第一手资料，真实性值得考虑。此后，曾即未将此史料送会。最近，看到你会八月上旬收到资料一览表中有曾诚明遗稿曾心谋录《南昌教案纪实》一稿，此稿可能就是送给我们的那份资料。曾心谋是曾诚明的儿子，没有正式工作闲在家里。曾诚明今年病逝后，曾心谋是否将该稿改写过我们不清楚，但根据我会文史资料工作组在审稿过程中以及曾诚明、曾心谋的撰写史料过程来看，我们认为其态度是不够端正的，其动机是不纯的。为此，特将此情况函告，以供审稿时研究参考。[20]

由公函可知，曾诚明父子曾试图对南昌教案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遭到了政协江西省委文史部门的反对。这一事实反映了江召棠“自杀说”并未真正湮灭，但其中文本的传播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持此说者甚至会被认定为动机不纯。

80年代后国内学术空气渐趋自由，但是关于南昌教案的叙事并未因此发生变化。虽然1983年台湾的张秋雯已有学术文章论证江召棠为自杀，但包括文史资料、方志、学术论著和大量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本，在谈到南昌教案时都无一例外地称江召棠为他杀。

江召棠“他杀说”之所以始终在中文叙事中占据主流，是跟中国的民族主义直接关联的。简单来说，只有“他杀”才符合国人对那个时代的情感、想象、认知和心理期待，才符合侵略与反侵略的宏大历史叙事逻辑。新中国成立后，中西矛盾在民族主义隔阂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道意识形态的屏障，更加固化了南昌教案的记忆和叙事。改革开放后虽然学术氛围渐趋浓厚，但中西关系并未彻底解冻。在此情况下，南昌教案神话依靠惯性得以延续，至今仍在各种文本中被简单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