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工业革命前人类的贫困及中国经验
人类的贫困由来已久。工业革命前,全人类普遍处于贫困状态;直到今天,贫困仍然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研究工业革命前人类普遍贫困的现象并分析其原因,对我们理解并解决当下的贫困具有启发意义。
一 贫困成就了人类
关于人类的起源有多种学说,目前“非洲主义”论占据主流地位,即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已经可以确定的从猿到人过渡期的生物是南方古猿。距今2200万年前,在非洲猿类进化的早期,非洲大陆大部分为草木繁盛的热带雨林和林地所覆盖,降水充沛,当时猿的食物充足。大约距今1400万年前,由于剧烈的地壳运动,东非大裂谷逐渐形成,在这之后的数百万年里,东非原有的降水规律被破坏,气候变得越来越干旱,雨林逐渐消失,出现稀树草原。以往栖息于森林中的南方古猿不得不适应越来越干旱的气候,下到地面,在稀树草原上生活。而稀树草原的自然条件不如热带雨林,食物也相对较少。由此,生活在稀树草原上的南方古猿开始面临食物匮乏,也就是贫困问题。他们不得不适应越来越糟的气候,在开阔的稀树草原上寻找食物以存活。由于草原上的凶猛野兽较多,为了视野开阔及早发现险情,南方古猿开始学会直立行走,同时为了寻找到更多的食物,他们学会了制造简单工具用于狩猎或采集,逐渐进化成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从苦难中进化而来,贫困成就了人类。
来到稀树草原后,早期人类的生产方式主要为狩猎和采集。就狩猎而言,人类一直以攀援为主,不擅长奔跑,也无锋利的爪牙,本身不适合狩猎,当时也无先进的狩猎工具。可以推测,当时的狩猎效率很低,能获得的食物并不多。后来人类虽然发明了弓箭,狩猎工具有所改进,但效率仍然不高。同时,气候变化导致食物匮乏,人类能采集到的食物也相当有限。因此,贫困仍然困扰着人类。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社会存在的弃老现象加以佐证。人类社会在很长时期内存在弃老现象,即部落氏族中的人到了一定年龄丧失劳动能力后,会被遗弃。这是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一个人除了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外,没有能力生产更多的生活资料来赡养失去劳动力的他人。因此,弃老现象可以理解为当时人类面对贫困时不得已的选择。
随着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发展,人类开始驯养动物,种植粮食,甚至学会造房、制陶等,生产工具也不断改进,其生存状况有所改善。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级社会产生,统治阶级能够运用特权获得更多的食物。由此,广大的被统治阶级既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又受到来自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其生活状况仍然普遍相当贫困。一直到工业革命前,人类都没有找到一种生产方式能够解决自己的贫困问题。
二 贫困的中国经验
在原始社会,全世界的贫困情况大同小异。但到了文明社会以后,世界各地区的贫困有其区域特点。中国的贫困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夏、商、西周(约前2070~前771年),生产率很低,同时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如华夏民族主要生活的黄河流域,长期遭受旱涝等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低。而且,当时游牧民族的入侵也较为严重。西周时面临猃狁等周边部族的入侵,“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岂敢定居?一月三捷”都反映了当时外族入侵严重,人民无法安定。因此,当时人民所面临的贫困不问可知。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年)时期,战乱不断,各诸侯国为了应对战争征集大量的兵员,导致用于生产的劳动力减少。同时,战乱本身也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荡。“痛我生民兮,遍地哀鸿;念我大同兮,恍若大梦”,更是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悲惨。秦(前221~前206年)统一以后,虽然结束了战乱,但秦政府横征暴敛,繁重的税收以及征用大量的劳动力用于修建长城、宫殿、陵墓等非生产性活动,导致“天下苦秦”。统一并没有缓解人民普遍的贫困状态。
汉代(前206~220年),由于铁犁牛耕的推广,深耕细作技术显著进步,当时的农业发展已经达到中国古代相当高的水平,亩产合今1.15石,即115斤,产量依然不高。当时人少地多,每人平均占有耕地13.88亩,因此虽然产量不高,但耕地面积大,正常年景仍可以维持生活,遇到一些风调雨顺的太平年景,甚至还有多余。但汉代始终面临着与匈奴的战争以及内部的动乱,即便是汉武帝时代打败了匈奴,国内经济已相当衰败。到了东汉末年的三国时代(220~280年),战争更是遍及全国。从晋至南北朝(265~589年)的300多年时间,整个中国都普遍存在频繁的战争,处于一种极度战乱的状态,战争对生产的破坏非常严重,导致当时贫困肆虐、饿殍千里,人口急剧减少。
唐(618~907年)统一之后出现的“贞观之治”被认为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个巅峰。即使在那样的太平盛世,更多的还是国富,而非民富。戚文闯综合了历史文献指出,贞观时期一度灾害不断、民生凋敝、社会萧条、徭役繁重、兵戈不息,而贞观七年后农民起义频发,也证明了贞观之治有失真和夸大之嫌。安史之乱后,地方藩镇割据严重、朝政混乱、政治腐败,人民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从事生产活动,贫困依旧难以消除,“路有冻死骨”。
唐朝灭亡之后,经过五代和十国(907~979年)七十多年的战乱,中国进入宋朝(960~1279年)。虽然宋朝的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但宋朝周边有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宋朝廷经常处在与这些政权进行战争的状态。为了回避战争,宋朝廷每年向它们输出大量岁币。到北宋后期,“三冗”问题,即“冗官、冗兵、冗费”积疴多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依然难以普遍摆脱贫困。
元朝(1206~1368年),北方蒙古游牧民族统治中原。游牧文明入侵农业文明,将大量的农田转变为草地用于放牧,但同样的土地,畜牧业能养活的人口要少于农业能养活的人口,由此食物匮乏加剧。元朝实行“四等人制”,即把当时的人分为四等,从高到低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处于底层的汉人和南人深受民族剥削和压迫。元朝实行“赐田”制度,即将大量的农田和农户赏赐给贵族、僧侣等,而这些被赐田的贵族、僧侣往往横征暴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且元朝自成宗之后滥赐严重,“赐金一者加四为五,银一者加二为三”,至顺帝时国库空虚,政府开始在民间大肆括金征银,加剧了人民的贫困。因此,至少对中原人民来说,元朝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朝代。
明朝(1368~1644年)前期,虽然生产得到恢复,经济也有一定发展,但到了明朝中后期,人口急剧增长,至明末时已增至一亿人。这段时期,气候逐渐变冷干旱,农业产量下降,无法满足人口增加对粮食的需求。明后期与女真族战争不断,虚耗国力,政府腐败严重,横征暴敛,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农民起义的爆发,一方面说明当时人民已穷困至极,走投无路;另一方面必然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又进一步加剧贫困。
清朝(1616~1911年)建立以后,短暂的统一战争结束了整个中国的动乱,迎来康乾盛世。即便是康乾盛世,也面临着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准葛尔部叛乱等局部战争,战争并没有全部消除。而且,康乾盛世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国富民穷的状态,政府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人民并不富有。康乾盛世(1683~1796年)时,清朝国库存银不断增加,至1777年达到8182万两,而人均GDP一直在13.2两左右。到清朝晚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引入,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一定改善,但由于频繁的对外战争和农民起义,以及大量的战争赔偿,人民的生活仍然十分困苦。
从全人类历史来看,如前所说,在农业社会人类无法摆脱贫困。但就中国的经验而论,还有以下四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中原地区对外战争频繁。中原地区在农业社会自始至终受到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到清末又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战败的中国还需要不断承担巨额的战败赔款。
二是专制制度的残暴性和腐朽性。中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制度。王朝往往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起初社会普遍贫困,经过初期的励精图治,生产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专制统治必然滋生腐败,统治阶级为了满足其骄奢淫逸的欲望,不断加剧横征暴敛,致使人民生活贫困。到王朝末期,走投无路的民众奋起反抗,起义频发,而起义战争又加剧了贫困。最后胜利的起义者建立了新王朝,开始新的循环。
三是人地关系紧张。唐宋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地关系紧张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农业得到发展,但人口随之增加,仍然难以摆脱人地关系紧张的局面。明末时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在中国境内普遍播种,虽然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但人口也随之迅速增长,从明末时的一亿人左右增长到清末的四亿五千万人。
四是气候变迁。竺可桢的研究发现,中国除了隋唐至北宋的500多年间有过短暂的温暖期外,其余时间均比现在冷。气候变冷对贫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气候日益干冷的总趋势,使湿润半湿润地区向南退缩,农牧分界线南移,农作物生长期缩短,熟制减少,同时生态环境趋于恶化,还造成自然灾害频发,灌溉水利衰落,导致粮食单产量下降,人地关系紧张加剧,造成贫困;另一方面,气候恶化引发的社会危机,导致原有社会结构解体,流民大量产生,社会发生动乱。这必然加剧人民的贫困。
三 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核心之一是两个级数理论,即人口的增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是不平衡的,前者要大于后者。因为在不加限制的情况下,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其增殖力是无限的;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数级数增长。马尔萨斯陷阱的概念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发展而来,即不断增长的人口早晚导致粮食供不应求。在农业社会,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受到马尔萨斯陷阱的制约,即便是某一个时期农业得到快速发展,粮食产量上升,但同时人口也随之增加,导致粮食再次供不应求,人地关系再次紧张,贫困依然难以消除。上文提到的明末高产农作物的引入并未消除贫困,是对马尔萨斯陷阱的良好诠释。18世纪中叶,全球年人均产值大约为600美元,而人口增长率大约为0.4%。直到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前夕,全球总产出的增长几乎被人口增长稀释,即人均产出没有任何增加。因此,从根本上说,农业社会无法破除马尔萨斯陷阱的诅咒。
而到了工业革命之后,人口总量相对产出总量的增长率呈现稳定下降态势,19世纪全球总产出迅速增长,且增长率首次大幅度超过人口的增长率,直到现在,这个趋势依然存在。这就意味着,工业革命使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能够满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对生产资料的需求,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的诅咒。需要指出的是,工业文明在全球有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今天的世界仍然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