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研究主题及方法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此，如何确定扶贫要具体研究的问题尤显重要。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后，仍需要恰当的方法加以研究，正确的方法有助于寻找到正确的答案。

一 研究主题

本章第二节回顾了中国扶贫政策演变的历史。中国的扶贫强调“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主要寄希望于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解决贫困问题。但上一节分析的结论是，中国贫困率的降低更多地归功于经济普遍增长，而扶贫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后面第六章的分析表明，大多数扶贫政策对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并无显著作用。

笔者认为，贫困可以理解为贫困人口没有与有效率的生产要素相结合的结果，即没有与有效率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甚至土地实现良好的结合，从事有效率的经济活动，由此导致其收入过低，成为贫困人口。这一命题可进一步展开：在贫困区存在大量劳动力，但缺少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甚至土地，就导致贫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有限。这时贫困人口就处在一个劳动力供给严重过剩的区域市场，由此导致贫困人口的劳动力在贫困区定价过低。一个事实可为这一分析提供佐证：农民工外出打工极大地提高了其收入，就可以理解为农村劳动力与有效率的生产要素相结合的结果。

由此笔者认为，中国投入巨大的扶贫政策之所以效果有限，是因为政府主导的扶贫政策难以普遍实现贫困人口与有效率的生产要素相结合。而要实现贫困人口与有效率的生产要素相结合，关键在于建立城乡统一高流动性的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市场。农民工脱贫就可以解释为政府开放了这一市场所取得的结果。这意味着要解决中国贫困问题，还有另一条途径，即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笔者将政府通过建立城乡统一高流动性的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市场，让贫困人口通过市场实现与有效率的生产要素相结合的政策，称为市场导向型扶贫政策。相反，笔者将当下强调政府主导的扶贫政策，称为政府导向型扶贫政策。

显然，对扶贫来说，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均须发挥作用，但该如何分工是一个问题。从过去的救济式扶贫到现在的开发式扶贫，更多地强调政府主导，但成效并不理想，对此下文将有详细分析。本书则研究如何更多地发挥市场在扶贫中的作用，也就是通过建立城乡统一高流动性的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市场，作为扶贫政策的基本选择。

由此，本书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为实现贫困人口减贫脱困，应主要实施政府导向型扶贫政策，还是市场导向型扶贫政策？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果把贫困视为一种资源无效配置的现象，而扶贫可理解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努力，因而需要让市场在扶贫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无疑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扶贫问题的重要思路。

二 研究方法

本书基于问卷调查进行研究，运用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思维，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通过调查了解中国贫困以及扶贫政策实施的现状

中国农村的贫困现象是很广泛且多样化的，导致贫困的原因也是多样化的。因此要研究中国的扶贫问题，首先要了解贫困的现状，基于现状，才能够对贫困的发生提出合理的解释，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扶贫政策实施已超过30年，客观评价这些扶贫政策的效果，直接关系到如何调整中国的扶贫政策。为此，研究团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问卷调查，共完成有效问卷5407份，此外，还与许多贫困户、村干部和驻村干部等面对面访谈交流。通过这些调查访谈，笔者对中国的贫困现状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二）立足贫困人口收入正常化

扶贫政策有两个可能的目标。第一目标是脱贫，即将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到贫困线以上，访谈中笔者注意到这是不少驻村扶贫干部的实际工作目标，也是考核他们的基本指标。第二目标是收入正常化，即贫困人口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相仿。两个扶贫政策的目标不同，所实行的扶贫政策措施就会有明显的差异。立足脱贫，会更多地采取一些临时、局部性的措施，只要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达到当下贫困线即可，比如派驻村干部下乡对口落实脱贫，帮贫困户找一两个开发项目。但这些措施在今天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人地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很难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正常化。在扶贫高要求的背景下，一些地方的扶贫工作甚至出现了运动化，问题更为严重。

笔者认为，扶贫的目标应是贫困人口收入正常化。只有以贫困人口收入正常化为目标，才能从制度上找出导致贫困的原因，才能进行制度建设，从根本上让农村居民整体脱贫。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让现在的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而不是贫困线一上调就又产生大量的贫困人口。为此，笔者对扶贫的研究更多地着眼重大的制度调整，而不是一些局部的扶贫措施。

（三）批判性和建设性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扶贫政策实施已超过30年，人们相信，扶贫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中国贫困率的大幅降低，而在文献中少有关于中国扶贫政策的深刻反思，对其批评大多局限于执行层面，对扶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认识从来就缺少冷静。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设定到2000年使8000万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但2000年尚有3209万贫困人口未脱贫，却坚持认为“基本实现目标”。今天这种对扶贫成效不够客观以及对扶贫政策过于乐观的态度仍在持续，仍然妨碍着我们对扶贫政策进行冷静的思考。

笔者对中国的扶贫政策与扶贫的未来在态度上保持冷静，对中国扶贫政策对贫困人口减贫脱困作用的机理和效果进行认真的理论分析和严格的数据检验。凡认为有问题的扶贫政策，均对其进行基于理性的批判。在批判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建设性的主张，这就是市场导向型扶贫政策。

笔者强调，本书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但需要批判时一定会表现出勇敢和直率；本书为建设而批判，批判不是为了否定，而是为了建设。因此，批判后必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这样说，批判和建设贯穿全书。